1872年8月11日，經清朝政府批準，在陳蘭彬、容閎的帶領下，中國第一批留學生從上海啟程，前往美國，成為最早一批去美國旅行的群體。

        留美之前，中國人的目光多聚集在歐洲。據方豪統計，在同治以前赴歐洲留學者，至少有114人。最早前往歐洲的是廣東澳門（現在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人鄭瑪諾，字惟信，順治七年（1650）前往羅馬，1671年歸國。這一百余人，多數是隨從歐洲東來的傳教士而去。一般會由傳教士引領，然后乘坐返回歐洲的商船，航行8個月左右到達歐洲。他們在歐洲的主要活動范圍相當于今天的羅馬、意大利、法國一帶。

        盡管徐霞客周游四方，寫出了著名的《徐霞客游記》，劉獻廷遍訪名山大川、風土人情，留下了《廣陽雜記》。但在傳統中國，能到遠方旅行的人是不多的。且不說中國有“父母在，不遠游”的祖訓，就是旅行本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甚至要自帶馬桶。關于明清時期的國內旅行情況，可以參見“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古代旅行帶馬桶，浪跡天涯沒有想象中浪漫》（http://www.kxwhcb.com/newsDetail_forward_1276934）一文。

        那么，這些早期去歐洲旅行的中國人會有怎樣的經歷？歐洲旅行對這些黃皮膚的東方人來說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嗎？沈福宗、黃嘉略、胡若望就是其中三位較有代表性的旅歐中國人。

晉見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沈福宗

        沈福宗，江蘇人，會拉丁語。康熙十九年（1680）前往歐洲，1694年回國，返回途中死在海上。

        在歐洲期間，他曾入里斯本初學院，跟隨比利時傳教士栢應理（Philippe Couplet）游歷法國和英國。在法國期間，他在凡爾賽宮晉見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用拉丁語回答國王的詢問，并為國王表演用筷子進餐。

        沈福宗向歐洲人介紹中國的風俗習慣，說中國人在平地上埋葬雙親，禮節隆重，且須叩頭，這是歐洲人難以想象的。他展示了孔子的畫像，告訴他們這是中國的圣人，并表演用毛筆寫字，令歐洲人目瞪口呆。他還夸張說中國的學校與救濟院極多，路上不見有乞丐。

        游歷英國期間，沈福宗在牛津與著名學者海德（Thomas Hyde）多次交談，內容涉及漢語、中國的地理和度量衡以及圍棋等，大英圖書館至今依然保存著海德與他的談話記錄。海德遺書中有沈福宗的拉丁文通信及“棋譜”、“升官圖”、度量衡制與漢文及拉丁文對照的應酬語。

        沈福宗的到來，甚至引起了當地媒體的注意。1684年九月號Mercure Galant 雜志在九月二十五日一篇通訊中對他進行了報道：“他（柏應理）帶來的中國青年，拉丁語說得相當好，名曰Mikelh Xin。本月十五日他們二人到凡爾賽宮，獲蒙皇帝召見，在河上游玩，次日又蒙賜宴。……皇帝在聽完他用中文所念的祈禱文后，并囑他在餐桌上表演用一尺長的象牙筷子的姿勢，他用右手，夾在兩指中間。”

娶到歐洲妙齡女郎的黃嘉略

        黃嘉略出生在一個殷實的富戶家庭，父母都是天主教徒，他出生不足半月，便受到洗禮，成為一名天主教教徒。黃嘉略與其他來歐洲的人不同，他從1706年起就定居在巴黎，與一名法國女子通婚，還生了個女兒，最后死在那里，這大概是最早的中法跨國婚姻了。不幸的是，黃嘉略去世時，他的妻子和女兒已經先他而走。

        黃嘉略在1702年跟隨法國傳教士梁弘任（Artus de Lionne）到達歐洲。在法國王家學術總監讓-保爾?比尼昂（Jean-Paul Bignon）的推薦下，擔任了國王的翻譯。他編寫有《漢語語法》和《漢語詞典》，負責整理國王圖書館的中文藏書。除此之外，他甚至對孟德斯鳩產生了重要影響。孟德斯鳩曾頻繁地會見黃嘉略，聽他講述中國的一切。

        1713年4月25日，黃嘉略在巴黎結婚。結婚后的生活似乎很艱難，他在日記中把這種艱辛記錄了下來：“據說面包價格要猛漲，哎。”（1713年11月11日）“面包價格依然如故，也就是說4蘇，可是肉價很貴。”（1714年1月10日）

        跨國婚姻的生活似乎并沒有想象的那么浪漫，黃嘉略的這位太太脾氣相當大，他在日記中有許多關于妻子發脾氣的記載，“黃小姐‘不肯睡’，怒，怒。”（1713年10月19日）“今天上午，黃小姐‘怒甚’，我們兩人一同去了奧古斯丁教堂，我去看望了吉雍神甫，然后做午飯，可是她不愿意和我一起吃……晚上她還怒。”（1714年1月14日）“她莫名其妙地又生氣了。”（1714年6月17日）然而就是如此脾氣的女子，黃嘉略并沒有把不滿表現出來，只是寫進了日記。

        相反，黃嘉略展現出了東方男人的柔情，對妻子貼心入微。“今天上午，黃小姐到她母親家里，我做好午飯等她回來。”（1714年8月8日）在他的日記里，還可以看到他分擔家務，下廚做飯，制作果醬，打掃房間，洗手絹，甚至為太太剪裁衣料，做針線，扮演著典型的中國好男人的角色。

胡若望的神經質之旅

        因為史景遷撰寫的《胡若望的疑問？》一書的緣故，胡若望似乎紅火了一陣，可這也只限于學術圈的范圍。胡若望是這些去歐洲的人中最為不幸的一個，他在歐洲過得很不開心，甚至被關進瘋人院。但他又是幸運的，因為最終回到祖國度過了晚年。

        胡若望原是一個看門人，因為法國耶穌會士傅圣澤（Jean Francoise Foucquet）迫切需要一個中國人隨他去歐洲，在著實沒有合適人選的情況下，最后這個“幸運”的任務落到了胡的身上。他們之間甚至還簽訂協議：除了包吃包住包船票外，胡每年還能從傅那里領到20元薪資，而胡只需要幫助傅抄寫中國的書籍。

        奇怪的是到了法國，胡若望違背協議，拒絕抄寫任何文字。這讓傅圣澤很不開心，以致不愿意再為胡支付薪水。于是，胡若望開始變得癲狂起來，寂寞的時候，有人甚至發現他跪在花園里，朝著天空高舉雙手，臉上表情扭曲，發出古怪的呼聲。他非常傷心，房屋里每天都回蕩著他的哀苦聲。

        奔跑是胡若望最喜歡的事情，他看到好奇的東西都飛快地去探個究竟，這令傅圣澤煩心不已，以至于乘坐馬車的時候，會用繩子把胡若望和馬車綁在一起，防止他突然跳下車，耽誤行程。當然，傅圣澤曾經產生過想拋棄胡若望的想法。但是每當提起這個想法，胡若望就會完全喪失理智。

        胡若望有的時候又特別想引起別人對自己的注意，他會帶著自制的旗子，敲著小鼓到圣保羅教堂，人們受到鼓聲的吸引而注目于他，胡若望似乎特別享受。有時他又愛玩失蹤，甚至單獨離開巴黎去往奧爾良，還驚動了警察局。

        后來，當傅圣澤接到去羅馬的指令，可胡若望卻拒絕與其一同前往。為了防止胡若望一次次地闖禍，甚至走失或受到傷害，傅圣澤與教廷大使一致決定將他送往瘋人院。

        傅圣澤雖然離開了，可他內心一直牽掛著這位中國青年。最后在各個方面的努力下，傅圣澤決定送他回中國，不過在臨走的時候，胡若望好像又極為不情愿，以致被人塞進馬車，然后送到船上離開了法國。1726年，胡若望終于回到了中國。

        胡若望在歐洲的經歷，正如傅圣澤在1725年11月15日給戈維里的信中概括的那樣，“他在路易港騎走別人的馬、持刀揮舞、撞壞貝恩斯家中的房間門扇、在圣保羅教堂講道、冬天睡在敞開的窗戶底下、在發愿者之家的圣器收藏室里跳來跳去、在冬雨之中一路走到奧爾良。”

        回到中國后，胡若望向教廷傳信部的傳教所索要傅圣澤承諾他的五年薪資，向周圍的人訴說自己在歐洲遭到粗暴對待的經歷。領到錢后的胡若望，置辦了華麗的衣服，帶著母親和兒子回到了故鄉。

        參考文獻：

        1、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

        2、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4、許明龍：《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商務印書館，2014年。

        5、[美]史景遷著，陳信宏譯：《胡若望的疑問》，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

        6、J.Spence, “The Paris Years of Arcadio Hung”, in Chinese Roundabout, New York,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