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臨絕境的他們，忍受著別人的譏笑、指責，更看不懂書上的批評和辱罵。”

        電影《一步之遙》讓民初上海熱議一時的“閻瑞生案”重又囂鬧了一回。被閻瑞生謀殺的黃蓮英，并不是電影中的貴胄后人，而是杭州駐防旗營一個貧苦人家的女兒。辛亥光復后，軍政府沒收旗營土地，驅逐了所有的旗兵及家眷，蓮英一家無處可去，父親不久死了，母親改嫁，將蓮英送與飲馬井巷一個地保做女兒，這個地保叫黃咬臍，年老妻亡。后來養父也死了，蓮英流落到上海。時裝戲“槍斃閻瑞生”當時婦孺皆知，但時人并未注意，黃蓮英是旗人的女兒。        

        這個故事，聯系到“馬走日”“覃賽男”在電影中的角色設定，他們是亡清后依舊維持上層身份的前朝旗人貴胄。但回到真實的歷史，一場革命，流亡者并未歸來，絕大多數的“馬走日”“覃賽男”四處逃散、隱姓埋名，和真實的黃蓮英一樣，隱沒得無聲無息。這段歷史，可構成一部族群與政治建構意義上的“遺民史”。        

        清、民易代，除去造就了一群政治遺民和文化遺民，這是我們熟知的“清遺民”，還包括，將一個民族整體性地變成“遺民”。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詩酒惆悵、黍離之悲、價值重建，在“共和”的中華民國并非毫無生存空間；而后者，卻群體性地經歷著衰弱，及至隱沒。從曾經的天潢貴胄，到“如豚在苙”，辛亥后的旗人被烙上隱形的“原罪”，身歷劇變卻連基本的表述都難以浮出歷史。

        金啟孮感慨民初滿人的生活和遭遇：這個民族不但被人忘卻，也始終沒有被人了解，“瀕臨絕境的他們，忍受著別人的譏笑、指責，更看不懂書上的批評和辱罵。”考察民初滿族和旗人的歷史，可以知道，“瀕臨絕境”不是一個十分夸張的詞，清末十年積聚的激進反滿意識在中華民國“五族共和”的旗幟底下，以另外的方式保留和呈現。

        如果說，民國的統治者與知識精英迅速接受了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的轉變，但對于更廣泛的下層社會而言，這種轉變并不容易。滿人和清王朝一起，被命名和定義為“被推翻者”，須承受共同命運。        

        族界、身份多元及民國的滿蒙問題涉義太廣，這里，只以生計為題，談談一個族群的“遺民史”。        

       王公貴族尚且窮了下來，一般旗人的貧困可想而知： 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婦，其中大部分是滿族人。 

        旗人作為一個族群之“民生凋弊”，非民國產物。清統治的二百多年時間里，旗人不事生產，禁止從事工商、貿易。貧困化問題，清末新政時期朝野都有議論，也曾頒下朝旨，許其務農、經商，力圖逐步解決旗人生計。革命爆發中斷了這一進程。而在革命之后，旗人潦倒更不是一時、一地的個體現象，幾乎是整個族群的共同際遇。這就要歸聚到國家政治變遷的大背景中。        

        1920年5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登了《今日之旗人生活狀況》一文，將當日的旗族生計狀況略分為四類：貴官派指那些享受《優待條例》的親貴宗室，這批人雖有積產，但入不抵出，亦因少不經事，“眾家丁分肥”，預計“將來不至窮死不止”；謀生派是那些勤求有強，能經營和自立者，“此派為旗族中之尚佳者”，逐漸可與其他各族同化；勞動派以漢軍旗人居多數，普通以人力車為謀飯之計，困頓但尚能自存；待死派則是那些注定“老死牖下”的赤貧者。

        統計全數，貴官十之一，謀生十之二，勞動十之七，待死十之一。十分之八，為底層旗人，據作者考察，北京內城的旗人居民，“殆已由積弱而漸流于乞丐一類。以數十萬眾老幼男女，皆成叫化，于治安、于國光、于觀瞻，皆有可注目之價值。”占人數最多的“勞動派”，雖仍可勉強糊口，但由于經濟狀況下降、生活費用提高等原因，“可恃之收入，少于前四五年前一倍”，生活愈見窘迫。        

        其實，即便“貴官派”，也未見得都養尊處優。民初報紙上，時常可以看到“世子王孫倒斃城門洞，郡主命婦墜入煙花院”的時聞。入民國后，滿洲王公的貧困化實則很迅速。莊士敦說，當他在1919年認識他們時，其中一些早已不再是富人，許多都“已陷入可悲的境地”。出于“臉面”考慮，他們不可能公開賣古玩，賣也只能得到“低得可笑的價錢”。

        莊士敦提到一位親王，乾隆五世孫毓朗，光緒時封鎮國將軍三等將軍，辛亥年位至軍諮大臣，算是親貴上層。清亡不過十年，他已經“窮困潦倒”。另一位重量級親貴載澤也在入民國后，迅速“變窮”，一群民國的士兵還搶劫了他存放值錢東西的“庫”，這位曾經“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1920年代末在北京窮困落魄，郁郁而終。

        溥儀的堂兄弟溥澗，家產吃完，靠賣畫為生。莊王的后代餓死在南橫街的一個空房子里。睿王的后代鐘氏兄弟，因生活無著而私掘祖墳。清末重臣慶王奕劻，家貲億萬，孫子竟沒落為揀破爛的。這些被取消了特權的貴族，俸祿也沒有了，家產吃光，便只能流浪街頭，或轉乎溝壑，甚至凍餒而死。

        一名叫桂順的皇族，因家境貧窮，由京去天津謀生，行至楊村，不幸病倒店中，當賣全無，又無衣無食，無奈之下向溥儀發了一封告急稟文，叩求“我主大皇帝恩賜錢財，奴才好養病度日”。當時皇族有三萬余口，類似情況，比比皆是，小朝廷也是救不勝救，無能為力。許多人，就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了。        

        王公親貴尚且這樣“窮了下來”，一般旗人的貧困更可想而知。清帝宣布退位，在與新成立的民國政府達成的一系列《優待條件》中，明文規定，保護旗人財產，維持旗人一般生活，其中《關于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中規定，“先籌八旗生計，于未籌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餉仍舊支放。”《保護旗人公私財產文》中指出：“凡八旗人民公私財產，應有地方官及公正士紳清查經理，以備籌畫八旗生計之用。”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旗人公私財產不僅沒得到應有的保護，往往以各種原因被沒收。

        民族大同會會員劉揆一、吳景濂等人專門上書袁世凱，要求禁止沒收旗人私產。呼吁歸呼吁，旗人財產屢被沒收的狀況并沒有多少改變。此外，由于財政困難，許多地方在裁撤旗營后，僅短暫發放過少數幾次旗餉，大部分地方都很快停發。北京是堅持發餉時間較長的，到1924年也停止了旗餉，糧食早在民國二三年就不再發放了。袁世凱死后，餉銀漸有拖欠現象，至民國七八年，旗餉只在正月、五月、八月三大節時發放，成了變相的救濟款（張福記《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會的變遷》）。

        金啟孮也記錄了民國的“不發餉”：所謂旗兵改編后“餉額如舊”，始終沒有如約履行過，首先生活不了的是營房中的寡婦，清朝規定八旗寡婦有一種叫做“鰥寡孤獨”的恤金。若是男人為國戰死，還有優厚撫恤，這種規定已行之二百多年，現在忽然不發，立刻臨于斷炊、挨餓的慘境。京旗的寡婦和外地駐防的寡婦首先在北京請愿（當時這種請愿全國都有），徒勞奔波毫無結果。

        后來出現了京旗和外三營的索餉，依然是什么也得不到。于是引起了大規模的請愿運動。“請愿運動完全是被逼得無法生活下去，而對民國還抱有一定幻想的情況下舉行的。”法國的老舍研究學者保爾·巴迪先生曾引證了一些當時在北京的外籍人士以旁觀者身份記錄的旗人境遇：        

        他們的數量當然相對來說是有限的，但他們的境遇卻相當悲慘，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從富貴與悠然的境地突然墮入貧窮的境地，……任何人今天都可以看到出身高貴的滿人在拉洋車，他們的婦女被人雇為女傭，最悲慘的是，他們的姑娘過著不名譽的生活，其目的只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眾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婦，其中大部分是滿族人。 

        “后驅除韃虜”時代，困頓成為常態：“宗族異常困苦，啼饑號寒之家，不可數計耳，耳聞目睹，情實堪憐。”        

        當時，北京城的常住人口有120萬，三分之一是旗人，這40萬旗人中只有很少人尚有生計，也只有很少人能夠體面地謀生。        

        在其他滿族聚居的城市，情況也大致相似，大部分旗人及其后裔，在普遍的民族歧視下，沒有穩定職業，從事的，多為無需太多技術的體力勞動和小商販，隨時面臨失業危險。西安駐防旗人，大多經營小販、出賣零工，生活朝不保夕。更多的，則是失業、流浪街頭。

        辛亥以后，旗人子弟無以為生，被送去學戲的也很多，北京城有些名氣的坤伶林佩卿，就是旗人家的女兒。哥哥學拉胡琴，她則很小就學著唱戲，但旗人家庭，雖沒落了，也還是保守，不忍心自家女兒在舞臺上搔首弄姿地演花旦，就選了不容易大紅大紫，也不容易上大軸戲的老旦來學。這大約也可作為旗人生存狀況的一種隱微的實錄，生活艱困，卻還要講究點面子，也不肯過分地“低賤”下去。時人感嘆：“宗族異常困苦，啼饑號寒之家，不可數計耳，耳聞目睹，情實堪憐。”        

        能保全面子，情況還算較好的，更多則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勉力維生。“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可能是更貼切的形容。在銀川，約有十分之六的滿族人處于饑寒交迫的慘境，不是賣兒女，就是淪為乞丐。江寧駐防，時人記載，光復之際，“正土匪竊發之時，藉端報復者有之，乘機掠奪者有之，該旗民等如豚在苙，任人蹂躪”。臨近的京口駐防差不多情景，光復之前旗營有男女老幼共七千余口，到民國三年只剩下五千余人，這死去的二千多人，絕大部分是餓死的。旗營中已“十室九空，炊煙斷絕”，生計窮蹙，“因是自尋短見者罄竹難書，際此冰天雪地鳩形鵠面，凍餓死亡，言之淚下。”       

        在杭州，保護旗營安全并籌備旗人生計是光復期間革軍與旗營的議約，但后續則落差極大。杭州光復后，“餉糧全停，生計斷絕，致窮苦旗丁饑寒交迫，自相侵奪。”張廷棟《杭州旗營與八旗子弟生活》文中回憶，民軍本訂有安置旗人辦法，每人可領一筆生活費用，這筆款子聽說是撥出的，但旗人此時大部分都已逃避，惟恐暴露旗人身份，遭到漢人報復，根本沒有人敢去領這筆錢。有的旗人本已與漢人結成親戚，改名換姓，自謀生計，有很大一部分較窮苦的旗人，逃到上泅鄉去落戶務農，生活習慣均已漢化，自己也不愿再說是旗人，因而也無人知其底細了。有的是父死母嫁，子女流落，投靠漢人為養子養女，也就無人知其原委。        

        在荊州，民國二年成立“荊旗善后局”，又拆賣東西界城，籌措資金，發給貧困旗人每人三十元，資遣到通山、通城及鄂東一帶務農（因受歧視及不習慣務農生活，逃歸者甚多）。不愿離荊者，專恃變賣衣物、房屋為生，坐吃山空。婦女多到沙市幫有錢人家做保姆，當傭人。男人多出賣勞力，拉人力車，做苦工，鼎盛時，荊州城里的黃包車達數百輛之多，八九成是旗人在拉車。收入微薄，生活極端困難。        

        革命后的成都旗民，“潦倒掙扎，十生九死。”1914年，成都滿族上層，曾經向北京政府上過呈文，請求發還八旗公產。呈文中說，成都旗族困苦不能自立者，不下一萬二千余人。川軍政府成立之初，只發給旗民三個月餉銀作為待業時期的生活費用，事實上當時百業蕭條，就業根本不易，而這點餉銀不久便已用完，旗民們不得不出賣住房，一時供過于求，一甲之地連同三間破房僅可賣得四五十元軍用紙票（一甲地約一畝左右，甲是清代寓兵于農授田單位名稱）。后來房地價漲到二三百元。有些人以此為資做小商販，可是不會經營，終歸吃光折盡，青壯的只得去投軍吃糧，婦女老弱則死、散無算。        

        廣州駐防旗人大多從事小商小販，如賣水果、涼茶、香煙等，資金最多不超過四五十元。有的從事手工業生產，如織帶、做鞋等。這兩類戶約占滿族總數的60%。還有20%的滿族或靠做零活掙錢度日，或流落街頭靠乞討為生。        

        勉力維生的旗人之外，另有一群類，確實無力抵擋生活，惟有走上自殺一途。民國的旗人自殺事件，非一時一地，而是普遍現象，而且緣由、情狀多慘烈。稍舉幾例。

        在鎮江：“文生傅雨田，因告貸無門，自縊身死。又花大雙兒，因二日不食餓極投繯。卜藎臣因家內糧絕，投江身死。柏玉泉因貧苦無依，投河畢命。朱大生、孫錦山均因覓食無方，閉門號泣一宵，次日一投江、一餓斃。又朝質生因羞于求人，投江遇救。花祿昌四方求乞，填于溝壑。朱姓父女三人、陶姓母子四口，或攜手投塘，或相率投江。又卜柳氏因貧投井，遺有血書一封，囑為救其子女。韓胡氏吞針自盡。又有知其投江而不知其姓名，又有知其全家不在而不知死于何所，并有賣兒鬻女于鄉間，為奴為婢于異地。種種慘狀，罄筆難書。”

        杭州旗民投水懸梁之事日有所聞，其幸而生存者鳩形鵠面，亦屬慘無人色。“貧苦旗民竟至無所得食。前日錢塘門內荊州幫（太平軍之役，杭州旗營毀，后陸續由青州、德州、福州、荊州、成都等地調防八旗兵丁，是以，杭州駐防會有“荊州幫”）。某馬甲竟將一子兩女縊斃，然后夫妻懸梁自盡。不料隔日鴻福橋某家又有一門七口，舉室自殺。初九日晨刻，某旗婦往乞施粥，因人多被擠，打碎瓦砵，傷及頭部，歸而憤泣，竟將十歲、七歲兩女用刀砍斃，復將懷中幼子擲入河中，己亦雉經而亡。”

        在成都，旗人講面子，尋短見也怕被人譏笑，窮極自殺都要走遠點，不讓人知道。有羅姓女人怕死后露出肌體，把衣服用針線密縫后去到犀浦投水自殺。斌升街東口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和小通巷一個姓步的，都是生活無著跳水自殺的。        

        1922年，章福榮作《旗族存亡一大問題》一書，討論旗民生計，書中有一追問：        

        近歲旗族以賣男鬻女為奴為娼者，時有所聞，以盜劫罹法餓莩自斃者，也不知其數矣。嗚呼，豈憔悴之未極，寧頹敝之不亟，其瀕遭厄運而速其死，使我數百萬同胞演成最悲慘之惡劇者，誰乎？     

        ——誰之惡劇？這很難追問，更難一言以蔽之。民國政府絕非執意迫害旗人，事實上規章的、實際的，也零星在做些救助、改善的工作。滿族同進會推動下，民元就批準設立了籌辦八旗生計處，但直至北洋統治結束，始終只得“籌辦”二字，等同“虛泡幻影”。各地旗民自救，如開辦旗民工廠、慈幼院、善后局等，也多為具文，杯水車薪（戴迎華《清末民初旗民生存狀態研究》）。

        旗人無技無長，自己之過？也更加不能這樣認為，一個族群整體性的困頓，在更大程度上是歷史和政治轉折造成的。如時人歌詠中感喟過的，“革命軍興奏凱歌，八旗生計付江河”。或者，就旗人們的生存感受而言，“五族共和”的時代，毋寧稱之為，“后驅除韃虜”的時代，困頓成為常態。       

        流亡者的故事：為報仇“寧愿做牛馬”的溥儀 

        講述流亡者的故事，我想補述一則。這是在1928年，孫殿英用炸彈盜掘慈禧墓之后，發生在天津張園的一幕。7月下旬的一天，東陵守護大臣毓彭滿頭大汗，帶著一個跟班隨從亂步闖入張園報信，一進門就跪了下來，接連大喊三聲“完了，完了，完了！”“我日他民國八輩子祖宗！他們……他們把老祖宗、老佛爺的寶廈給掀了！”整個張園頓如五雷轟頂，哭聲一片。

        張園里擺上了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的靈位，溥儀一日數次祭奠，有時長跪不起，說些“對不起祖宗，子孫無能”之類的話。當著眾人面，溥儀以掌擊案，對天盟誓：“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后代！”他還親手繪制了一幅著騎士裝的滿族男女勇士圖，對著呲牙咧嘴的孫殿英怒目揮刀，男勇士持刀刺入孫的大腿，女俠舉刀斬入孫的脖腔。蔣政府敷洐查辦，后來傳聞孫殿英親往南京，將慈禧太后鳳冠上的巨珠，送給蔣介石新婚夫人宋美齡。

        溥儀實在是悲憤難耐，他拉著溥杰的手說:“誰能為我大清報此仇，我寧愿做牛馬!”（彰無忌《溥儀從出宮到附逆的前前后后》）轉述這則故事的人，也不免感嘆，瞧瞧這誓，發得多狠！旗人的哭聲、溥儀的悲憤，能留在歷史中的，也只是一種局促。這正是對于流亡者最真實的寫照。

        自“康德”元年始，南自閩粵、北迄蒙古的遺老舊臣、八旗草澤，千里奔赴所謂“無種族歧視”“五族協和”的“王道樂土”“滿洲國”（《滿洲國建國宣言》，1932年），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解釋邏輯之外，提供了另一層歷史思考。旗人不斷自餒“多余”，“一切都被奪了”，惟有希望最初發祥的故鄉……“你不要我，我躲開你還不成嗎？”（穆儒丐《登極恭禮記》）由這些“哭聲”、“悲憤”和“躲開”，有關于“他們”的林林總總，揭示了歷史深處的分裂，也映照出“失語者”與歷史的不可切斷、不可銷融。

        本文發表于《文匯報》“文匯學人”，原標題為《瀕臨絕境的“他們” 》，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文匯學人”的微信訂閱號是“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