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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修復百年小史:魯迅吳湖帆也常找大師“修”書

明代周嘉胄所撰《裝潢志》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論述裝裱的專著。其中記載:“古跡重裝如病延醫——前代書畫,傳歷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茍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隨劑而斃,所謂不藥當中醫,不遇良工,寧存故物?!彪m然論述的是古畫裝裱,然而道理相通的是——好的古籍修復師便是書籍的良工,“不遇良工,寧存故物”。
古籍修復是一項特殊技藝,由來已久,但古籍修復行業并非從來就有。古籍修復一開始依托于古籍裝訂而存在。據一位從事古籍修復的老專家介紹,明清時期宮廷有專門的裱褙臣負責書籍裝訂,書籍發生破損,也由裱褙臣負責修補。明末清初,隨著書籍的普及,書籍在使用中發生破損或在保管中出現問題,修書需求日盛,“古籍修復”便作為一門行業被單列出來。
從事古籍修復工作不但要熟悉歷史上各個時期典籍的版本與裝幀形式,還要了解各個時期典籍所用紙張及不同地域的裝幀風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嫻熟的技藝。修復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規范與標準。
業界公認古籍修復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代表為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第一代古籍修復專家、中國近代古籍修復大師張士達;南派的代表人物為當時上海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專家曹有福,刻碑圣手黃懷覺等。
這些古籍修復大師在解放前均為個體戶,如張士達為北京琉璃廠的書商,曾為魯迅、郭沫若、馮友蘭、鄭振鐸、李一氓等先生修過書;黃懷覺為海派畫家、收藏大家吳湖帆的專職修書藝人,穿梭往來于吳湖帆、劉海粟、張大千、齊白石等畫家群體間,成為他們的座上賓。

1956年公私合營,個體戶全部由國家接收,張士達經趙萬里介紹進入北京圖書館;黃懷覺經吳湖帆引薦給顧廷龍進入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后四館合并為上海圖書館)。曹有福原為蘇州大戶人家修書,后進入上海圖書館,因年事已高,進上圖沒幾年便退休了,關于他的生平經歷,幾乎未留下片紙只字。
解放初期,全國僅有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有專業的部門從事古籍保護和修護工作。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成為解放后全國最早的古籍修復專業人才的培養基地,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成為全國各省市藏書機構古籍修復方面的主要骨干力量。
有跡可循的古籍修復技藝的傳承至今不過三四代人,然而不管順著哪條脈絡追溯,近代古籍修復技藝的源流都繞不開張士達。
從學徒到“國手”
大名鼎鼎的北京琉璃廠在清初是各地進京趕考的舉人們的聚集地,逐漸發展成為京城最大的書市和文化街。各地書商紛紛在這里設攤、建室出售藏書。一些破舊的教科書、讀物流通到市場,由小作坊老板操刀修補后,可繼續上架售賣;一些比較上規模的古書店則有一兩個伙計專門負責裝裱修補。他們修書的目的不是講究質量,而是要求書的外表干凈、完整,以賣得更高價。也有一些奸詐書商,謀求暴利,將一套線裝書,修補的時候里邊多襯紙,將四冊書拆分成八冊,這可能就是初級的修補。
國圖第一代古籍修復專家、古籍修復北方代表人物張士達就是從琉璃廠的古書店里出來的學徒。據張士達的關門弟子,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邱曉剛介紹,張士達(1902-1993)十六歲時就到北京琉璃廠肄雅堂古書店做學徒。肄雅堂開設于清光緒年間,是京城裝裱修復最負盛名的古書店之一,除收售古舊書籍外,還裝裱修復碑帖、書籍、字畫。
張士達在肄雅堂古書店學徒三年,滿師后又在那里干了四年。之后自己開辦了一家古書店營生。因身懷修書絕技,在經營古書店期間,不斷有文人雅士慕名而來找他購買、裝訂和修復書籍,比如魯迅、郭沫若、鄭振鐸、馮友蘭、趙萬里、李一岷等。張士達與趙萬里私交甚好,每次收到好書,都會留著請趙萬里先過眼,趙萬里亦非常欣賞他。1956年,北京圖書館欲尋訪書業中裝訂技術高超的人士到館里任職,時任北京圖書館古籍部主任的趙萬里就將張士達引薦到北京圖書館。
“據先生回憶說,趙萬里先生說開始只知他懂書,可后來看到他裝修的金鑲玉后,才知道他書修得也特別好。北圖的宋、元版本的修復和裝訂工作,當時都由趙萬里先生指名讓張士達先生做的?!鼻駮詣傉f。
過去修書不像現在注重修書檔案,所以目前已經很難搞得清楚哪一本是張士達修復的。不過據邱曉剛介紹,南京圖書館的鎮館之寶《蟠室老人文集》是目前世上唯一的一本明確記有修復者姓名的古籍,也是一本明確記有張士達大名的海內外孤本。

同時期的上海圖書館聚集了另兩位國內頂尖的修復高手,一位是曹有福,他實際上是古籍修復南方的代表人物;另一位是黃懷覺,在南方以刻碑技藝著稱。
關于曹有福的資料現在只留下只言片語。據曾經師從張士達、黃懷覺的原上海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趙嘉福介紹,“這位老先生(曹有福)是蘇州人,我1961年進上海圖書館的時候,這位老先生年已古稀,是蘇州一戶人家專門推介過來的,1950年代進館的時候就已經超過六十歲了,所以圖書館不能把他作為正式編制,算作特聘人員。但是很可惜,因為’文革’之故,關于這位老先生的宣傳不多,他的個人資料都沒有保留下來。”
與張士達類似,黃懷覺(1904-1988)亦是學徒出生。他十三歲就到蘇州徵賞齋碑帖店當學徒,六年滿師時,他已學會刻字、拓碑裱帖、撫拓鐘鼎彝器等一手好技藝。
據黃懷覺的兒子黃昌午介紹,父親滿師之后曾替南通的實業家張騫刻過碑,后來來到上海在書畫家、收藏家吳湖帆家里專職為其修復拓片,一直工作到解放前夕?!皡呛依锒褲M了各種珍貴的書畫、碑帖、古籍,我父親在他家里主要修復拓片,拓、刻、裱都做?!?/p>
“張大千、吳湖帆、劉海粟三個才子他們一直來往的,劉海粟住在復興路512號一幢小洋房,吳湖帆住在嵩山路88號,很近,十幾分鐘就到了,他們經常聚在一起。所以這些人我父親都熟識的,除了吳湖帆,我父親替劉海粟、張大千、陸儼少、王伯敏等都刻過碑?!秉S昌午說。
解放以后,因為公私合營,吳湖帆不好再用工,就把黃懷覺推薦給顧廷龍進入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后四館合并為上海圖書館,黃懷覺就到上海圖書館來工作了。
從張士達到曹有福、黃懷覺,從學徒到個體戶再到進入公家單位謀差事,老一輩手藝人幾乎都走過相同的發展路徑。也因為這撥老先生的充實,解放初期,只有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有專業的部門從事古籍保護和修護工作。
南北派別之分
古籍修復作為一門傳統技藝,過去一直采取的是師徒相授的沿襲方式。師父怎么修,徒弟學到手就怎么修,跟哪個師父就學成哪個樣。好在不管是南北派之別,還是不同師父的修復習慣之別,都只在具體手法上有所差別,“整舊如舊”的原則一直是古籍修復的最高境界,亦是文物保護領域的共識。
據趙嘉福介紹,古籍修復的南北派之分,不代表南北的水平有高低之分,主要是根據南北方氣候地理環境不同,造成它們在操作順序、修復手法上有所區別。比如北方因為氣候干燥,古籍風化、焦脆的情況就比較多,很多書一拿都脆的,針對這種情況只能整頁托裱(在待修書葉的背面涂滿漿水,覆蓋一張新的紙上去);南方的古籍,因為天氣潮濕,被蟲蛀或發霉的很多,往往需要去霉、書頁孔洞補破。如果在南方整頁脫裱的方法用得多了,用的漿糊也多,會更容易招蟲蛀,所以在修復處理上要有區別。

“另外南北派之別可能跟人的性格也有關系。南方人秀氣,做事比較細膩;北方人豪爽,做事比較粗獷?!壁w嘉福說。過去也時常發生南北方的師傅互相不買賬的事情,比如南方師傅嫌北方師傅干活粗糙、北方師傅嫌南方師傅不夠利索?!叭タ垂蕦m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裱的畫,兩者肯定是有差異的?!?/p>
曹有福、黃懷覺來到上海圖書館之后,1960年代上海圖書館古籍修復方面又新進了幾位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其中就有現在古籍修復領域最資深的專家趙嘉福和潘美娣。趙嘉福跟著黃懷覺學習刻碑、拓碑、裝裱碑帖;潘美娣跟隨曹有福學習古籍修復與裝幀。之后二人又去北京師從北派高手張士達學習,南北方的修復技藝都有所涉略。
潘美娣記得進館第一天,師父曹有福讓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古籍修復中用于固定書頁的紙捻釘。“他先用皮紙搓一個當樣板,然后就給我一沓紙,讓我自己搓,他一句話也沒說。一開始,我搓出來的紙捻釘都像小麻花那樣,雖然也能用,但是很不美觀。為了搓得跟師父一樣,我只能自己留心琢磨。一個下午過去,最后師父開口了,‘好了,不用再搓了?!菚r,我搓出來的紙捻釘已有半抽屜多。但是搓紙捻釘的半天時間讓我享用了一輩子。第二年,我被派到北京圖書館,跟著北派高手張士達老師學習,張士達老師一看我搓的紙捻釘,馬上說:‘這丫頭搓得不錯。’過去的師父不輕易夸人,這算是很高的褒獎了。”
進館沒多久,趙嘉福和潘美娣就被派往北京圖書館參加為期兩年的古籍修復培訓班,師從北派高手張士達?!皬埵窟_先生做舊的功夫是有一手的。”趙嘉福說,他曾利用中午張師父回去吃飯的機會,偷偷拉開師傅的抽屜看,想看看師傅都有什么獨門秘訣?!拔乙豢词裁礀|西都有,一小包一小包像泥土,還有黑黑的像鍋灰的,這些可能都是他的做舊工具。比如一本書封面破掉了,像一個水平高的人拿材料修補好以后你看不出是后補的,感覺是原配,其奧妙就在于做舊。因為你補上去的材料往往是材料協調,但是顏色不協調,要做做顏色,做顏色的學問很深,就像畫畫一樣,顏色調色很不一般?!?/p>

趙嘉福說,“做舊”算是古籍修復中的傳統技藝,但是修復古書是否要“做舊”,顧廷龍館長的看法比較不一樣。顧廷龍是版本目錄學家,解放后歷任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上海圖書館館長,其在文物保護理念方面一直非常超前。
“他認為一本破損的書,修補的時候只要配紙的紙質相同,(比如一本線裝書你就要拿原始的手工紙去配,有舊紙配那最好,沒有舊的紙,新的手工紙只要跟它接近,)補完整就可以了。至于頁面內容的殘缺部分,比如線裝書的框、線的缺失部分,有人會在修好之后用毛筆補上,甚至上面缺了一個字,如果知道這是什么字的話還要補一個字上去。顧館長是反對這么做的,因為它原來的真實面貌是這里缺了一塊,少了兩個字,現在補上去的字是后加的,非但不是真實,還有作偽之嫌?!?/p>
古籍修復的“最少干預原則”、“整舊如舊原則”、“可逆性原則”、“最大限度保留歷史信息的原則”等幾大原則現在已經成為古籍修復界的共識,以文本的形式確定下來,作為古籍修復工作者遵守的規范與標準,但它是由過去幾代古籍修復工作者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摸索總結完善的修復理念。
古籍修復傳續之道
據十年前的一次統計,全國博物館、圖書館內部的專業古籍修復人員還不到100人。但是全國亟待修補、保護的圖書浩如煙海,據國家圖書館2012年的統計,全國包含圖書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館等在內的公藏單位有3800多家,擁有古籍總量超過5000萬冊,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復,這還不包括修復了之后又損壞的。
再來看看古籍修復的速度。一本破損并不嚴重的清代家譜可能需要10個工作日;一套霉蝕嚴重的《管子較釋》可能要花去一兩年時間。浩如煙海的待修復的古籍與缺乏的古籍修復人員、緩慢的古籍修復速度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2007年,國家啟動了“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古籍保護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自此,在本職崗位上坐了一輩子冷板凳的趙嘉福、潘美娣等老一輩古籍修復專家,一朝之間成為各大高校、圖書館所哄搶的對象。
“現在,古籍保護方面的人才培養主要來源于兩個途徑,一個是由文化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以及圖書館學會舉辦的各級培訓班,主要針對古籍收藏單位的在職人員;另一個是通過高校教育培養。從2005年開始,全國已經有50多所院校開設古籍修復專業。”談及于此,邱曉剛又不免憂慮。幾乎是一夜之間,古籍修復需要碩士生、博士生來從事,不是碩士生連用人單位的門檻都進不了。
“國外從事古籍修復分高層次和中低層次,他們是通過幾十年發展過來的,我們一下子從沒有學歷到需要研究生學歷來從事這項古籍修復工作,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鼻駮詣傉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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