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季風吹拂的土地

【英】邁克爾·瓦提裘提斯

2021-06-17 17:23

這是古代航海探險家眼中的東方，如此古老、神秘，如此燦爛而灰暗、生氣勃勃而一成不變，充滿危險與希望?！s瑟夫·康拉德，《青春》（“Youth”）

就地理位置而言，東南亞就像亞洲大陸的龐大附屬品，西臨印度洋，東毗太平洋。東南亞大陸由伊洛瓦底江、湄南河（Chao Phraya，也稱昭披耶河）與湄公河等三大主要河流的三角洲所組成，這些多泥的河道都各自滋養富饒的沖積平原，一千多年來供養著緬甸、泰國、柬埔寨與越南的米食社會。除了豐沛水量與肥沃泥沙之外，廣袤的森林區域也孕育著豐富的熱帶林木與動植物生態。再往南走，群島像串珠般懸掛在長形半島的尾端，深入安達曼海（Andaman Sea）的溫暖水域。暖洋環繞，加上受到溫煦的東、西信風所眷顧，這些沿海地區支托著日益受到東、西方物質與文化影響的貿易中心。在規模上，正如英國地理學家多比（E.H.G.Dobby）在1950年所說，東南亞含括的區域范圍，足以“媲美全歐洲乃至非洲海岸線以北的海域”。

“東南亞”一詞乃是太平洋戰爭時期同盟國指揮官們為此地區所取的軍事代稱，當時同盟國基地設于入侵日軍勢力無法企及的錫蘭（Ceylon，現稱斯里蘭卡）。19世紀的歐洲學者將此區稱為遠印度（Farther India，相對于西方殖民母國的中心）；遠印度的內陸地區位于印度與中國之間，因此被稱為“印度支那”（Indochina，中南半島）；其半島與島嶼名為“東、西印度群島”（Indies），反映印度對該區域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前現代統治階層的文化與信仰方面。古代航海家將東南亞喻為“季風吹拂的土地”（Land Below the Winds）：位處熱帶季風之下、臺風帶之上，航行更安全，溫暖碧綠的洋流也比較容易預測。

有利的綜合環境因素，使東南亞成為印度與中國之間天然的貿易通道，預示了文化與技術影響的融合，將把此區域鍛造成世界史上又一重要國際熔爐。全球共有六千支種族語言群體，其中六分之一便分布于東南亞；此區原已是世界上種族多元之地，而貿易更為此地帶來印度與中國的民族。地中海人民擁抱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時，東南亞已受到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等多種宗教浸染。早期，多元宗教的集合，反映在人口的多元性上。研究東南亞敘事史學的20世紀英裔愛爾蘭作家莫里斯·科利斯（Maurice Collis），曾描述毗鄰現代泰國（當時稱為暹羅）、緬甸西岸的丹老（Mergui）商港，他對于當地在17世紀時可能會有的情景有非常精確的想象：

……港口里最多的不是緬甸人或暹羅人……而是大多來自印度的穆斯林，他們支配了貿易局勢。如果印度商行代表當地的命脈，那么蒙古住民就是其主調。印度支那人與佛教徒就是整體的氛圍，朝氣蓬勃卻彬彬有禮；人們的衣著光鮮亮麗；緬甸與暹羅男子成天無所事事地閑晃；健美結實、性格率直的女人負責管理市場；陰沉易怒的馬來人手撫蛇形匕首快速行經；行事謹慎、笑臉迎人的中國人忙著牟利。

如此豐富的多元性意味著此地進出容易、高度開放，而且與外圍世界緊密聯結，賦予“國際性”一詞新的意義。直到18世紀啟蒙運動期間才聞名歐洲的古代中國與印度哲學家，還在世傳授學問之時，幾乎同時參與了東南亞的知識與精神講演。外貌不同于16世紀威尼斯人的阿拉伯、印度與中國商人，在三百年前就已遍布東南亞，在各個商港與首府建立聚落。早在歐洲各國占領東南亞之前，這里便已遍布由貿易與人員流動交織成的網絡。菲律賓中部宿務市（Cebu City）的一間博物館里，積滿灰塵的架上擺著宋朝陶器，也展示著來自印度的刀劍。這些古董，可能是菲律賓的部族戰士所有，用在抵御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于1521年率領三艘破舊小船與一群壞血病纏身的船員登陸時。10世紀時，中國商人定居在今日稱作柬埔寨的高棉（Khmer）首都吳哥（Angkor），那時當地一度擁有逼近百萬的人口，而倫敦人口還未達3.5萬人。從印度沿岸啟航的阿拉伯商人，來到印度尼西亞群島遠東的摩鹿加群島（Moluccan islands），比16世紀造訪的歐洲人早了一世紀。之后，歐洲人來此，控制所有豐饒物產，中飽私囊。如伏爾泰所述，“往東航行的歐洲王侯與商人，一直以來尋覓的不是智慧，而是財富”。

英國攝影師林奈·特里普拍攝的緬甸建筑，1855年

如今，東南亞就像數千年前那樣地容易到達與善于包容。各個城市成為東方與西方的交會處、文化與物質交流的大市場——女人仍然負責管理一切，而“行事謹慎、笑臉迎人”的中國人依舊汲汲營營地做生意。曼谷、吉隆坡與新加坡等城市里，占地廣大、光彩奪目的購物商場彌漫著香料的辛辣氣味，以折扣價格販賣國際品牌商品（并非全為正貨），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消費者。自新加坡機場入境的旅客會看到“新加坡大甩賣”（The Great Singapore Sale）廣告牌；同樣的活動在曼谷則稱為“午夜拍賣”（The Midnight Sale）。在印度尼西亞與馬來西亞，意指市場的“pasar”是從古波斯語的“bazaar”演變而來。

然而，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多元族群得以借助外在影響發展復雜的社會與文化架構，卻也同時引來侵略與征服的浪潮。美國歷史學者倫納德·安達亞（Leonard Andaya）認為，正是貿易與外國商人和旅客的出現，刺激了東南亞早期的國家形成——建構了“當地住民與群體的強烈自我意識”。他主張，面對來自先進社會的商人，當地人需要盡可能地擴大自己的優勢。他們的方法是與其他人結盟，形成更大量且更為廣泛的網絡，進而得到一定的保護，也使貿易更加有利可圖。盡管如此，原本居住在喜馬拉雅山脈干旱平原與山麓的人口，經由蒼茂的山谷自然地移居到沿岸地區，招致蒙古人入侵緬甸與越南。長久以來，人們將東南亞視為文化根植于南亞及東北亞的地理區域。印度教與佛教均從印度傳入，影響當地的國家治理與社會結構。在英語廣泛使用之前的數百年，梵語代表著權勢與優越。不久后，伊斯蘭教從商港傳到印度沿岸；基督教隨著荷蘭與葡萄牙人東征的刀劍來此。中國是瓷器等物質、科學技術及商業與貿易用品的源頭。泰語數字的發音基本上與粵語相同，反映東南亞與中國南岸歷史悠久的貿易關系；現代印度尼西亞文中，許多指涉日常用品的詞匯（如桌子與窗戶）均源自葡萄牙文；馬來文則充滿了阿拉伯文的外來語。東南亞的文化基礎全都與其他地方有所關聯。如同拉丁語與希臘語為大部分歐洲語言的根源，在東南亞地區，梵語、漢語、阿拉伯語、葡萄牙語及后期傳入的英語，也全都影響了此地各種語言的現今用法。

經由東南亞熙來攘往的沿岸貿易中心，西方世界得以在冷凍技術問世前幾世紀，取得異國香料以腌漬肉品。這使得馬魯古海（Molucca Sea）種植香料的數座小島擁作物自重，令初期的歐洲貿易勢力為了爭奪此地而發生沖突。1664年，英國人在一場知名交易中，將長約3公里、寬不到1公里的彈丸之地倫島（Run），跟荷蘭換取曼哈頓島。倫島盛產肉豆蔻樹，這種香料的價值在17世紀一度幾與黃金相等。在東南亞各地，接二連三的侵略所雕塑的古代文化綜合體，留下了多彩多姿與創新的持久多元性。其實，世界上沒有幾個區域能與東南亞分庭抗禮。今日，阿拉伯半島的海灣六國，經由四通八達的現代航空旅游業（或許可說體現了季風吹拂的土地之名），而擁有古代東南亞貿易中心的中樞性，但其人口及社會的富庶程度無法與曼谷、吉隆坡或新加坡等城市匹敵。

馬六甲海峽綿延700公里，是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狹長通道，可通往中國與歐洲之間大部分國際貨運必經的南海，至今或許依舊是世界上最具戰略利益的天然海上航道。每年往來此地的貿易值約達6兆美元，海運石油量占全球總額1/4。再往南走，水域更深的龍目海峽（Lombok Strait）是大型船艦（更別說是核動力潛艇）在南海以外的替代路徑。地理位置優越的東南亞招致多種現代形式的入侵勢力，例如作為該區多國經濟支柱的觀光業與國際金融業。2015年，造訪泰國的觀光客達3200萬人。有200家銀行設立在面積狹小的新加坡，資產額高達2兆美元，一些大型瑞士銀行也將國際部門遷往當地。矛盾的是，盡管東南亞從過去以來便展現國際的開放性，卻仍然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當地人民盡管組成非常多元，仍顯保守封閉。數百年來對外貿易與探險的國家實施周期性鎖國，試圖與外界隔絕。東南亞具有同等的吸引力與排斥力，膽小怯懦者勿近。

我從西方來到東南亞最先接觸的國家，是以蜿蜒林丘毗鄰印度邊界的緬甸（Burma，今英文正式名稱為Myanmar）。緬甸有一段漫長而輝煌的前殖民歷史，這段歷史乃是由貢獻非凡與成就不算偉大的戰士君王交織而成，他們替自己冠上“生命仲裁者”與“旭日之王”等謙遜頭銜。這些國王致力以軍權統一國家，約在11世紀達成目標后，便開始掠奪與征戰他處，逮捕及奴役反抗的百姓。有段時間，他們屈服于13世紀一舉攻下緬甸、在當地大肆劫掠的忽必烈蒙古大軍。然而，到了16世紀，莽應龍國王（King Bayinnaung）統治的領土，從印度東北部的邊陲高地橫越緬甸北部的撣邦，以至中國邊界，還包含今日泰國的大部分區域。泰國北部古城清邁的原始泥墻，據說正是以入侵緬甸軍隊被殺士兵的骨骸堆建而成。

同樣地，配備后膛式自動步槍與精準火炮的英國軍隊，在1885年只花了兩個星期便征服緬甸末代王朝曼德勒（Mandalay），并且用牛車將當時未滿30歲的末代國王載離有護城河的壯麗宮殿，流放印度，這是令緬甸人倍感屈辱的一刻。

新殖民地緬甸由英屬印度的行政中心加爾各答（Calcutta）所管轄，并發展成東南亞主要稻米出口國。首都仰光蛻變為繁華的都市中心，可見電車及以紅磚與灰泥砌成、側邊建有圓柱的宏偉建筑，其中有許多矗立至今，日漸破損，長滿青苔。1920年代中期任職印度皇家警局（Indian Imperial Police）低階警官的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他所寫的小說《緬甸歲月》（Burmese Days）中，巧妙捕捉了隱藏在雄偉帝國背后種族歧視與恐怖統治的丑陋面。在令人信服的《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一文中，奧威爾如此描述他所謂的“大英帝國的丑陋行徑”：“可憐的囚犯蜷縮在上了鎖的惡臭籠子里，長期遭受監禁，面容灰暗絕望；臀部遭竹棍鞭抽而傷痕累累——種種情景都帶給我無可承受的罪惡感。”

1923年，在緬甸接受警察訓練的喬治·奧威爾（后排左三）

緬甸人的個性比鄰近的泰國人或南方的馬來西亞人與爪哇人還要直率。正如諾曼·劉易斯（Norman Lewis）所述，這或許說明了緬甸人為何利用真人般大小的木偶，而不是類似印度尼西亞哇揚（Wayang）的皮影戲來傳承神話。此外，緬甸人雖然可能相當偏執，卻熱衷行善，也許因為他們每個人一生都必須到寺廟習佛很長一段時間。

現代緬甸史（該國軍事統治者于1989年將英文國名改為Myanmar）是從民主走向暴政的悲劇軌跡，緊接在后的是為期數十年且經常激烈的民主抗爭。日本占領緬甸期間，一場由學運人士昂山（Aung San）率領的民族主義運動聲勢如日中天，迫使英國同意緬甸獨立。然而，1947年的內閣會議上，昂山遭到槍殺，這幾乎可以確定是某些未經倫敦高層許可而自作主張的英國軍官政敵所策動的陰謀。1949年緬甸正式獨立后，多位宅心仁厚、受過良好教育、立意良善卻力不從心的政治人物率領的無能暴戾政府，相繼掌權。然而，面臨邊境少數民族與日俱增的挑戰及強勢的暴動，不久后，軍隊變成了統一社會的力量。1962年，以奈溫（Ne Win）將軍為首的政變揭開軍事統治的高壓時期，直到今日，緬甸還未能完全從中脫離。

相較之下，鄰境的泰國人適應力強且深諳變通。緬甸人喜歡用不道德及毫無原則來形容他們的宿敵泰國人；泰國人則強調，他們正是因為懂得屈就與設法避免承諾，才能免受殖民的枷鎖。泰族是極為獨立的民族，原本居住在中國南部區域，當地至今仍有泰語人口。早期泰國社會以村落為單位，圍繞稻米的耕植而發展，人們的血緣關系則以地方酋長或“領主”（Chao）為中心。隨著時間進展，中國王權擴張，泰族南遷并占領可種植稻米、組織更多勞力與建立大型政治實體的低地區。在錫蘭島僧伽傳入的獨特佛教信仰幫助下，泰族逐漸握有主權。

泰國成功脫離東方一度強盛的高棉帝國，在13世紀以理論上統一的王國嶄露頭角。暹羅王國（Kingdom of Siam）起初以泰國中部平原區的素可泰（Sukhothai）為據點，后來南遷至阿育陀耶的湄南河流域，發展興旺，利用組織良好的勞役人力種植稻米，實行同樣管理完善的商業制度，并以帆船出口稻米與硬木，貿易范圍最遠至中國與日本。

自由是當時新興泰國政體的關鍵面向。一塊在素可泰出土、據說是蘭坎亨國王（King Ramkhamhaeng）所頒令的13世紀晚期石碑上銘刻著：“水中有魚，田中有米。國王不向他的子民征收過路稅。人們買賣牛畜或馬匹，大象也是交易的品項……”事實上，人民可自由種植稻米與買賣家畜，但是必須把賺來的利潤獻給朝廷，而朝廷訂定了壟斷貿易與管理勞力（規定所有體格健全的男人都須服役）的精細制度。無怪乎17世紀中期一名造訪阿育陀耶的荷蘭人形容，巴沙通國王（King Prasat Thong）是“亞洲最富有的王侯之一”。

歐洲人自16世紀初陸續來到東南亞，最終占領緬甸、馬來西亞及中南半島大部分地區，其間屢次嘗試征服暹羅王國。早期歐洲入侵東南亞的勢力，由一小群冒險犯難的商人作為先鋒，他們搭乘身體惡臭且營養不良的船員所駕駛的老舊船只前來。這些商人沒有大型軍隊和軍艦作為后盾，他們憑借擴展貿易的無畏精神與傳教熱忱，在各王室首都的泥濘郊區建立據點，例如暹羅王國所在的阿育陀耶。不過，無論是不平等貿易條款的實施，或是游說當地人改信基督教的嘗試，皆徒勞無功。泰國人依然固執地過著自由的生活。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看法前衛、傾向左派的泰國學者通猜·維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主張，泰國的經濟受限于19世紀控制其鄰近國土的英法勢力，并未徹底擺脫被殖民的命運。無論如何，泰國國王們建立了一套專屬的內部殖民形式，利用20世紀初引進的歐式官僚改革來確保集權政府能控制人民，這項制度在當時被視為既現代且先進，是現代國家的標記。

1941年日本侵略泰國時，泰國利用托詞同時阻擋了同盟國與軸心國勢力；日本對美國宣戰的要求，由于泰國駐美大使拒絕轉達而從未如愿。因此，英國在日本戰敗后要占領泰國時，美國政府出面捍衛泰國主權。泰國的歷史延續性一直是上天的恩惠與詛咒，其孕育豐富文化與特有風貌的同時，也阻礙了國家的社會變革。人民對位居政府體制之巔的國王的敬畏，構筑了宏偉神秘的權勢高塔，并養成了阻撓權力與自治權下放平民的保守心態。現代馬來西亞實行聯邦制度，印度尼西亞與菲律賓將政權下放民選官員治理的各個省份與行政區，但泰國總共約90個省份的首長卻是由內政部一一指派。人們屢屢試著挑戰這股根深蒂固的保守力量，不但遭遇頑強抵抗，還引發過去二十年來國家一直無法擺脫的政治危機。這種緊握權力不放的可畏決心，解釋了為何軍方歷經17次政變后，依然穩居政治核心。

本文摘自《季風吹拂的土地：現代東南亞的碎裂與重生》第二章，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