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中日兩國領導人就啟動兩國學者的共同歷史研究達成共識，此后雙方各10名學者組成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開展研究。2014年10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版《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讀者可以從雙方學者對同一問題的論述中了解歷史。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獲得授權，摘選部分報告與讀者分享。

        比較中日歷史教科書，雙方的歷史認識的差異顯著。日本學者山內昌之、鶴間和幸在報告中對比了日中歷史教科書中關于兩國古代政治、文化交流的敘述，包括佛教傳播、使節往來、對元朝的記述、“倭寇”的分析等等，并表示二者的差異“在某種意義上似因為對正史記述的讀取方法不同”。

        歷史教科書的執筆由歷史研究者承擔，所以歷史認識的差異也與研究者有很大關系。中國的初中、高中教科書在日本也有翻譯，受到民眾關心。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如何記述日本？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如何記述中國？還有，中國教科書關于日本的記述對日本史研究的新水平反映到什么程度、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對中國史的新成果表現到什么程度，都是需要了解的問題。

        日本的歷史教科書記述的中國史也有問題。在日本高中，分日本史科和世界史科學習歷史，兩科目的教科書中關于中國的記述很多。但日本史科和世界史科關于中國或日中關系的記述的內容不同。原因是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和中國史研究者的視點相違。日本史的教科書是日本史研究者寫中國史部分，世界史教科書則由中國史研究者寫日本史部分。即在日本史教科書中，以日本為視點書寫與朝鮮和中國的交涉史，在世界史教科書中，以中國為視點記述東亞的日本和朝鮮。這也與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和中國史研究者對東亞世界的把握方法不同有關。

        史料原本依日中各自的世界觀來書寫。歷史研究者動輒被單方面史料的性質和內容所左右。中國史研究者以中國史料為中心思考國際關系，日本史研究者以最新的日本史料為中心思考國際關系。不經過雙方的對接作業而寫出各國史（中國史、日本史）或世界史教科書，這種做法應予以反省。在8世紀編纂的日本史書《古事記》、《日本書紀》出現之前，對日本來說，《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宋書》、《隋書》成為其研究依據。現在日中教科書關于日中交流史的記述不同，在某種意義上似因為對正史記述的讀取方法不同。

從“倭”到“日本”：中國歷代正史的記載

        倭或日本被記述為中國歷代正史的東夷列傳中的一項。例如，南朝宋范曄的《后漢書》有《東夷列傳》、《南蠻西南夷傳》、《西羌傳》、《西域傳》、《南匈奴列傳》、《烏桓鮮卑列傳》六個外國傳，并列了位于中國周邊的蠻夷戎狄四夷。在列于首位的《東夷列傳》中，依次記述扶余國、挹婁、高句麗、東沃沮、馬韓、辰韓、弁韓，在韓的東南海域中的倭最后出場。比《后漢書》早成書的《三國志》在北宋時將《魏書》、《蜀書》、《吳書》三書并為一書。其《魏書》的外國傳，為合數傳而為一的《烏丸鮮卑東夷傳》。西晉陳壽在編《魏書》時所依據的魚豢的《魏略》逸文殘留有《西戎傳》，可見在三國魏時，與西方、北方并列有東夷世界。《隋書》中，正好整理成《東夷傳》、《南蠻傳》、《西域傳》、《北狄傳》。在其《東夷傳》中，在高句麗、百濟、新羅、靺鞨、琉球文后加入倭國。從在中國地域樹立的各王朝看，它們只關心陸地相連的世界，當然是因為政治、文化關系深厚。從中國來看，倭不過是隔海的朝鮮之外的一個世界。在《舊唐書》中，加入了《突厥列傳》上下、《回紇列傳》、《吐蕃列傳》上下，繼續保留了《南蠻西南蠻列傳》、《西戎列傳》、《東夷列傳》、《北狄列傳》。突厥、回紇、吐蕃定位為四夷之外國。《新唐書》則有《北狄列傳》、《東夷列傳》、《西域列傳》上下、《南蠻列傳》上中下，《東夷列傳》中并列有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流鬼。關于日本的記述絕不為多，在此才見到天皇系圖，中國正史中“倭”完全替換為“日本”。《宋史》將倭國和日本國并列為八個外國列傳的第七個，同時也記錄了歷代天皇的年代紀元。《元史》僅有三個外夷列傳。其中一個在高麗、耽羅（濟州島）之后加入日本。《明史》在九個外國列傳的第三個單獨記述了日本。這是第一個獨立的日本列傳，僅此即可說明日本對明的重要性。

《明史》中出現了第一個獨立的日本列傳，說明日本對明的重要性。

現代歷史教科書中的多民族史觀

        中國歷史教科書所見有關倭與日本的記事，多引自上述歷代正史的東夷傳。現代歷史教科書也反映了傳統正史的風格。例如，中國歷史教科書的隋唐史，分別敘述了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友好的對外關系。在講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時講述了突厥、回紇、靺鞨（渤海國）、南昭、吐蕃的歷史，在講對外友好關系時，記述了從新羅、日本、東南亞、印度、中亞、西亞到歐洲、非洲的廣闊世界。

        但傳統正史的華夷思想與現代的多民族史觀（中華民族史觀）的確存在差異。靺鞨、渤海在《舊唐書》《新唐書》中歸入《北狄列傳》，現代歷史教科書納入唐的版圖。這樣處理是要說明中國史不是漢族的歷史，而是多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的歷史。中華思想不僅是中國的。日本古代尤其8世紀大寶律令以后也自稱中華、無冊封，視唐為鄰國，新羅和渤海為藩國。

        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對同為8世紀登場的兩個人物的處理方式也有對照和象征意義。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或朝衡）作為遣唐留學生渡唐，在玄宗皇帝治世成為安南節度使，他的事跡主要記述于世界史教科書中的唐代。而奈良時代渡至日本傳授戒律的鑒真的事跡則在日本史的教科書中記述。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17歲渡唐滯留50年沒有回國的阿倍仲麻呂和第六次才完成渡航沒有回唐的鑒真和尚作為日中友好交流的象征性貢獻者而并列登場。在有些教科書中，吉備真備或空海取代阿倍仲麻呂登場。

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歷史教科書       

兩國關于日中交流的記載有何不同？

        在遣隋使、遣唐使之前的5、6世紀，古代日本通過朝鮮半島接受中國文化。雖然向中國南朝、隋唐派出外交使節，但最早接受中國文化的通道是來自朝鮮半島百濟的渡來人。漢字、儒教、佛教、醫、易、歷等文化都是從朝鮮半島的百濟傳過來的。王仁傳來《論語》《千字文》，百濟的五經博士及易、歷、醫博士也渡海至日。百濟以外還有高句麗僧曇徵傳來紙張。這些在日方的《日本書紀》中有記述，日本史教科書也有反映。韓國的歷史教科書也言及與中國南朝交流的百濟將佛教傳至日本。然而看一下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完全缺失了中國文化傳向東亞世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關于東亞的記述，而從倭奴國向后漢朝貢突然轉為隋唐時期的日中交流史。中國的教科書重視記敘北方民族與漢族的融合，還強調佛教興盛，對西方文化更加關心，關于中國南北朝向東亞的文化發送則完全沒有記述。日本史的教科書雖言及倭向中國南朝派出外交使節，但沒有涉及從南朝接受了中國文化。

        中國的教科書說，南宋時經海對外交流旺盛，中國的絹織、陶器、茶葉等輸出到日本，進出日本的商船頻繁。這以宋代造船技術高超為背景，也發現了航海的沉船。

        中國將元朝描繪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而且言及元朝與日本的關系——進行了經濟文化交流、佛教和飲茶風習盛行日本，但對日本史重要的“元寇”完全沒有記述。《元史》外夷列傳一的確記述了元世祖通過高麗向日本送國書，其后至元十一年（1274）七月九百艘船、15000士兵遠征日本但失敗，至元十八年（1281）再次派10萬人至日失敗。但是，傳統正史外國傳關于日中關系的重要記述沒有活用在教科書中——不采取將元定位于中國史上的征服王朝的觀點，也未提到高麗服屬和遠征日本。13世紀的東亞史以元的活動為中心，所以不應忘記高麗服屬、南宋滅亡、二次派遣日本遠征軍，這些都密切相關。

        關于13-16世紀的倭寇，日中兩國的歷史教科書的記述不同——順便說一句，與韓國的教科書也不同。

        日本的日本史教科書將倭寇記為是在朝鮮、中國沿海活動的海盜和商人集團，14世紀前期的倭寇主要是日本人，16世紀后期的倭寇主要是打著倭寇旗號的中國人集團。王直（？~1559）是代表后期倭寇的中國系海盜的領袖，以日本的松浦等地為根據地襲擊中國本土。李成桂是擊退倭寇的武將，推翻高麗建國朝鮮。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言及戚繼光取得了抗倭斗爭的勝利，但也有的教科書未觸及東南沿海的不法商人勾結倭寇，甚至沒有舉出王直的名字，也沒有觸及倭寇對明的影響之大。但《明史》日本傳的倭寇記事詳細，可看到命令日本國王義持（足利義持）取締之等。明代的《籌海圖編》記述了安徽出身的王直聚集了越境的人們，以五島、松浦為據點，掠奪浙江、福建沿海城市。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完全沒有積極評價海域商業活動的視點。海洋始終只是禁止中國人貿易、限制外國人貿易的世界。

        （本文節選自步平、[日]北岡伸一主編，《日中共同歷史研究（古代史卷）?日方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10月。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