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的美國亞特蘭大槍擊案以慘烈的形式把“亞裔仇恨”這個話題狠狠地拋到了世人眼前。相較于美國，德國華人的生活可以說平靜很多。這里有很多本地原因：德國對槍支的限制，較小的社會差距，社會文化里對暴力的禁忌，更穩定的社會結構等等。但也有一些華人群體自身的原因：不像美國華人已有好幾代人的移民歷史，絕大多數在德華人都是一代，最多二代，華人社群根基尚淺。基數既少，也沒有美國那些移民社會的經驗。不過，很多德國華人還是很能體會到美國華人對貝克警官在新聞發布會上那幾句輕描淡寫之語的憤怒，“（兇手）度過了糟糕的一天（had a bad day）”、“他真的受夠了，已經撐不住了。昨天真的是他糟糕的一天，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不少華人參加了3月底在柏林舉行的一次聲援美國華人的反亞裔仇恨游行，因為這句話背后的邏輯在他們的日常生活里也并不鮮見。

但是，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德國華人的狀況和感受在公共輿論里常常被美國華人的境遇所代表，在歧視與反歧視的過招中也缺少本土化的經驗總結。

2021年4月3日，美國紐約，紐約民眾聚集在曼哈頓下城的哥倫布公園手舉“反對亞裔仇恨”的標語，表達對亞裔社區的支持。

隱形的“種族主義”

和人們熟悉的美國模式相比，當今的德國并不以種族主義出名，反而會因為反種族主義而被一些人詬病為“過于政治正確”。但這并不意味著這里沒有種族問題，只不過涉及到華人，它常常換了一種不那么明顯的方式出現。

曾經激起德國13城華人同時游行舉哀的李洋潔案便是這樣。拋開這個惡性案件的刑事性質本身，單看事件經過，善良的李姑娘令人痛心的悲慘遭遇背后也不缺少種族因素。看上去，兇犯及其女友是從馬路上騙了一個人來滿足他們的變態欲望。沒有證據表明他們針對的是李姑娘本人，如果李姑娘沒有被騙，他們也可能找下一個。但是，對受害人的選擇很少是真正“隨機”的。除非作案者是瘋子，否則他們必須要考慮到作案的成本。而一向貼在亞裔女性身上的“外國人”、“溫順，好擺弄”、甚至包括在有些流行文化里充滿色情意味的標簽使李姑娘很容易在有心人的眼中成為一個合適的“獵物”，無論她本人的真實性格是否符合這個標簽（兇犯在后來的供述中所說的“她一直在反抗，很驚訝她那么頑強”也正好說明這一點）。也就是說，如果不是李姑娘，也非常有可能是一個在“標簽歸類”里和她相似的女孩。李姑娘的遇害實際上是一種大概率下的偶然。案發后，已被爆出有妨礙司法公正嫌疑的兇犯生母及繼父笑容滿面地按原定計劃不變出席了自家酒吧的開張儀式，進一步激怒了很多人，原因就是人們在這樣一個姿態里看到了當事人的有恃無恐以及對華裔群體明目張膽的忽視與冷漠。

即使在今日德國反種族主義敘事里都會追本溯源的歷史事件回顧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影子。在漢堡，圣保利區和阿托納區的交界處曾經有一條唐人街。納粹肆虐時，唐人街的華人們經歷了和猶太人一樣的遭遇：被從家里趕出來、送進集中營、死去。時間流逝，在以“反思納粹”為核心的集體記憶文化的影響下，德國不少地方都豎起了當年遭納粹迫害屠殺的猶太人的紀念碑，而關于華人遭遇的記憶敘述卻在公共輿論中幾近隱形。當年遭迫害的華人幸存者的后裔一直生活在德國，但他們在戰后由德國國家倡導的賠償受害者的浪潮里提出的賠償申請也被當局判定不予受理。

若干年前，德國漢堡當地的幾個華人企業家曾經想給在南京大屠殺中出任第一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東方辛德勒”約翰·拉貝在其誕生地漢堡的家門口樹一塊感謝牌，表達華人對其在煉獄中施以人道主義援手的感念之情。申請到了當地機關那里就被駁回了，理由是拉貝是納粹黨員，故不應予以紀念。

為拉貝立牌申請的被駁回，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一個冒著危險、事實上幫助了不少中國人免于屠戮的人，被以反納粹傳統的理由拒絕由當地人希望立牌紀念其反法西斯事跡的自發訴求，不得不說這有些諷刺。因其納粹黨的身份被拒絕占用公共空間，固然可以說反應了德國社會對納粹歷史的“零容忍”，但它也折射出：盡管反法西斯在德國的主流敘事里已被拔高到聯邦憲法保衛局的重點關注話題，但華人的集體記憶和感受卻鮮有被納入其中。與其說這是一種有意識的針對，不如說這是一種下意識的漠視。

約翰·拉貝

微歧視：“高敏感度”的兩面

德國對于納粹歷史的反思以及由此帶來的種族主義高社會敏感度向來為世人所稱道，但它也容易對內對外都造成一種假象：德國是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地方。正是因為它的高敏感性，使人們在德國的語境下一談到“種族歧視”，首先聯想起的就是納粹對猶太人的集體隔絕與屠殺。自然，一方面它以絆腳石、紀念碑等無處不在的形式警醒著人們，這類事件不可以再發生。但另一方面，以此作為參照，當今社會的其他的仇視和歧視都太“小巫見大巫”了。

與這種“傳統”的對“種族歧視”的定義相比，華人在當今德國社會所經歷的更多是一些日常性的歧視：“吃狗肉是野蠻人行徑”、“病毒回家吧”、“你老家那兒有自行車嗎”、“你被洗腦了吧”。這些言行的“理論支持”大多來源于流傳于當地社會已久的對華人的刻板印象。論其“炸裂”程度，似乎遠不及美國的亞特蘭大槍擊案。但正是這些無休無止、滲透在日常生活里的“微歧視”、“微冒犯”，因其常常在法律介入的可有可無地帶游走，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徒留受害者默默消化。無人記述，也無人關心。對外人或對“社會整體”來說，這些感受不過如同水滴入大海。但對受害者來說，它可能是多年后還會記得的隱痛。打開“遇到事情”時的微信群，你會驚異這些隱痛原來如此之多。

在最初期，受害者就必須常常在估算成本時面臨心里掙扎：無論是找律師還是找上級主管機關投訴，都需要前期的經濟和精力投入，即使申訴者不求任何“實質”補償、而僅僅只求一個“正義的伸張”或者“內心的平靜”作為回報。但投入的成本、取證的困難、事情本身的“不嚴重性”（因而不足以引發關注）、有關機構對正當流程的諱莫如深、乃至辦事人員的個人傾向、德語語言本身的難予掌握……其中任何一項都足以使受害者在第一步就選擇放棄。

無數次不了了之的疊加，一方面使得華人群體普遍發展出一種習得性無助，另一方面又使德國社會被整體隔絕在知情范圍外，也很難因為一次影響極大的惡性事件觸發對華人歧視的足夠重視。

“童書事件”：疫情下的反彈

如果說之前對華人的歧視還常常需要對德國社會強大的政治正確而有所顧慮的話，新冠疫情在歐洲的爆發可以說是為德國社會長久以來存在的對華人的歧視、甚至一些出于各種復雜的心態的仇視提供了更加“理所當然”方便宣之于口的理由。圍繞著疫情起源的爭論自爆發初期就不絕于耳。反映在公共輿論和大眾媒體里，其中穿插的絕不只有科學的爭論，還裹挾了中美兩大國之間的角力、其他國家及利益團體在這場角力中各自的利益和站位以及本地社會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社會集體情緒。盡管人們在公開討論里常常主張“不要把公共衛生問題政治化”，但這場疫情，自從它在歐洲爆發的那一天起，就已深深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中國在這場政治輿論戰里所處的天然不利境況也常常使得華人在國際社會面對仇視和歧視時更容易陷入話語權困境。

2021年3月的童書事件便是這樣一種深刻不安的集中爆發。是年三月上旬，一副來自于德國Carlsen出版社的童書的截圖刷遍了德國華人的朋友圈。這是一本以幼齡兒童為讀者群體的科普繪本，其中以模擬父子對話的形式向小朋友們介紹和新冠病毒有關的知識。那句激怒了家長們的話是這樣的：“小莫里茨（書中的兒子）也知道一些和新冠有關的常識，他說這‘來自于中國，從那里傳播到了全世界’。”短短兩三天內，無數投訴涌向出版社。

并不只是中中家庭為這句話急紅了眼，不少德中家庭也迅速采取了措施。在最早的那一批投訴信里，被許多華人奉為范本傳閱的一封信就是由一位德國爸爸寫的。這位沒加入任何微信群的德國父親，在看到圖片的當日就有所行動。除了德語本身的流暢之外，很多人希望學習的還有他用講道理卻語氣堅定地表達自己觀點的方式：“……這個說法不僅本身錯誤，而且對有中國背景的人的種族歧視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作為目標讀者群體的孩子們，很容易因此產生錯誤的聯想，傷害其他華人孩子。病毒的起源本來就從沒說清楚過。……”

出版社在次日就做出回復，稱“您當然是有理的，這是一次未經考慮，欠缺敏感的無心表述之失”，并承諾在下一版里將作出修改。這個回復對那位德國爸爸來說夠了，但并不能讓更多的華人家長滿意。兩三日后，出版社改為決定銷毀還未出售的繪本。而憤怒的家長們依然無法收手。那段時間，大概有近十個微信公眾號幾乎天天活躍，以“跟進進度”，“絕不再忍氣吞聲”，“必須追查到底”等為主題的公號文發了一篇又一篇。有人開始聯系國內廠商聯合抵制該出版社，微信群里開始出現組織人們向出版社扔石頭這一類的號召。

很快，在德國的華人社群就遭到了當地媒體輿論的反噬。一周以內，德國各大報紙仿佛約好了一樣，紛紛點名或不點名地報道了此事。正如我在一開始就料到的那樣，除了極少數外，幾乎所有報紙都把所有華人（注意，是所有華人）的自發行為曲解為受到委派或指使，粗暴干涉本國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而那些在此次事件后期出現的過激言行更成為坐實該論調的“鐵證”。

“童書事件”可以算是疫情下華人在德國疑似遭遇歧視整體狀況的一個縮影。它分別從華人群體和德國社會這兩個角度很好地折射出問題的痛點，并展示了沖突是如何圍繞這些痛點一步步升級的：一，相較于其他相似事件，出版社的認錯速度很快，態度也算誠懇，為什么很多一向溫吞忍讓的華人家長卻一反常態，依然“窮追不舍”呢？二，見慣了社會運動以及公民維權的歐洲社會，為什么碰上華人群體，就突然畫風一變，渾忘記當地傳統，而采用了“有外部勢力預謀”的腔調呢？ 

錯位的反抗與應對

細究之下，“童書事件”里流行于很多華人間“著急上火”的情緒并不是針對這一件事情，而是長期以來習得性無助的一個反彈。

僅2020一年，德國主流媒體界就出現了兩篇與所謂病毒起源問題相關的“爆款文”，在華人中掀起了巨大不安和被冒犯感。不安感的最主要來源當然是在閱讀量巨大的平臺上發表這樣明知在制造話題的文章會加深刻板印象的傳播，同時為仇視和歧視發展出一條新的“理論依據”。

兩次事件里，都有華人自發試圖抗議。我所在協會的一個創始人甚至給德國媒體委員會寫長信申訴，信中援引了聯邦反歧視工作局對于“種族歧視”的判定標準，結果依然是認定“文體所致，不構成歧視”。那些沒那么“爆款”的插曲就更不用提了。人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那些明知將對自己不利的論調流傳得越來越廣，從而順理成章地開始擔心會更多次被喊“滾回家去”，更多次發生因為一張華人的臉就被拒絕入住乃至被當街暴打這類事情（后兩者也是疫情期間發生在德國的真實案例）。除此之外，還有無數疫情爆發以前，在日常生活的不如意中累積起來卻因為“事兒太小”或無法溝通而無處發泄的瑣碎怨氣。

于是，很多華人發現自己處在一個怪圈里：他們被承諾這是一個講究公正和平等的社會，他們被告知這是一個比其他文明國家更不容忍種族主義、更有“正義感”的地方，孩子們在學校里受到的教育也是必須平和地與不同膚色以及不同宗教的同學打交道。但每當他們自己遇到“明顯只因為我長著一張華人的臉”才有的大大小小的冒犯時，承諾中的懲誡機制似乎常常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失靈。每一次他們都能得到一個不同的理由，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都失靈。他們像驚弓之鳥一樣，疲倦而擔憂，已經無法分辨這些冒犯是出于無知還是出于惡意以及該如何估算其“嚴重等級”。正如職場中的玻璃天花板一樣，在有序的社會秩序以及隔三差五出現在媒體里“對種族主義零容忍”的公共輿論和很多華人的切身感受間，也隔著一道玻璃墻。又或者，更合適的形容應該是他們感到自己仿佛住在玻璃罩子里的人，“熱鬧是他們的，我什么也沒有”。

于是，當一件足夠大、足夠能引起廣泛共鳴（華人有重視孩子的傳統）的事情出現時，他們傾向于不再向當地社會尋求溝通——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也本就并沒有那么擅長溝通——而是折返到“自己人”中抱團取暖。因為以往的經驗和現實的規則都在告訴他們，他們只能一遍遍在原地打轉，玻璃罩子里能聽見的只有自己的回音。巨大的不安之下，“自己人”的標準往往僅僅是那些步調和自己一致或滿足自己當下情緒需求的人，比如一些需要（或下意識）迎合乃至炒高讀者情緒來獲取流量的博主或者和自己一樣急需傾訴的人。在被炒熱的群體里，不少人不必再細細分析那些往日的“怨念”和今日的對象之間有多少聯系。情緒于是在集體無意識中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從另一個角度看，德國社會也并沒有做好接招的準備。

說“德國有意想歧視華人”或“故意置之不理”是不公平的。我本人在2020年間就接到過兩家德國主流媒體的主動邀約，一次專訪，一次德國之聲的電視節目直播，兩次都談到了對華人的仇視以及歧視問題。聯邦反歧視工作局局長甚至早在2020年2月，疫情還未在歐洲大規模爆發之時，就以官方形式發布聲明，宣布注意到德國社會里對亞裔的歧視正在抬頭，并提醒大家，反歧視工作局對于種族歧視有明確的定義，種族歧視在德國是不能被接受的。

然而，這樣的內容遠未到達社會共識的地步。曝光量太少，一方面來源于德國有目共睹的誠懇認錯態度導致不少人難以相信在這樣一個中學歷史課本用三分之二篇幅來復盤納粹罪行、每年“水晶之夜”都要全國電視直播紀念活動的社會里還有多少種族歧視的空間，另一方面來源于在德國談及“種族歧視”，首先聯想到的是有歷史問題的猶太人或近年來正因為“文明的沖突”以及“難民危機”處于爭論焦點的穆斯林族裔。絕大多數德國本地人，當陡然面對華人的憤怒和委屈時，第一反應都是：“你被歧視了嗎？還有這種事？我從沒聽說過啊！”

如果說“曝光量太少”這個問題還能像李洋潔被害案那樣、通過積極發聲有所改變的話，由新冠疫情所帶來的歧視，其天然的政治色彩導致對話和發聲空間被壓到更低。事實上，不少人已經熟練運用在歐美社會頗有市場的“中國政府批評論”來為其種族歧視和煽動仇恨的行為辯護了。

2020年夏季，先后出現了兩起德國華人圈的“刷屏”事件：杜塞爾多夫一家米其林餐館的老板在社交媒體上宣布自家餐館重新開張時寫道：“不歡迎中國人！”，漢堡愛樂樂團首席大提琴則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上呼吁采用特朗普提出的把“病毒”與中國關聯的稱呼來代稱新冠（特朗普在德國的名氣很差）。當前者被人指出“不歡迎華人”的用詞和當年納粹的告示“不歡迎猶太人”用詞一模一樣，后者被指責在世衛對病毒已有明確指代的前提下依然追隨特朗普使用污名化稱呼時，兩個人都不約而同地通過“我不是種族主義者，我不針對中國人，我就是看不慣中國政府！”來迅速降低熱度、挽回聲譽。然而，只要多一點探索精神就會發現，這不過是又一個套路而已：那家餐館老板的社交媒體上，早就數次po出過華裔客人與他的合影，合影里的人幾乎無一例外是女性，而配文則幾乎無一例外充滿了經典的種族疊加性別的嘲笑。看上去，這些華裔女性對一次看似友善隨意的餐后合影會使自己的臉被用在這樣的語境里并不知情。

對歧視的受害者來說，他們最擔心的并不是某個孤立事件，而是這個事件的所代表或觸發的一個話語“場域”，用通俗的話說，就是“社會影響力”。絕大多數人并不會在乎一個餐館老板想什么，或者能不能去這家餐館吃飯——哪怕它是一家米其林老店，或者自己的照片會不會傻傻地被貼出來嘲弄——如果都不去吃飯了談何合影，而是“他為什么可以這么堂而皇之地說出來”、“置之不理會給社會釋放一個什么信號”以及“這個信號還會導致什么樣的事情發生”。許多反歧視活動中的口號或者抵制行為是給其他觀望者表一個態：我們不允許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但很遺憾，這類事情的結果總是一再地給向華人傳遞一個同信息：這個社會（出于各種理由）允許這種冒犯，這樣的事情還會繼續發生。

疫情所帶來的本地社會危機也在加重這一切。自2020年始，疫情在歐洲蔓延至今已一年有余，結束的日子還遙遙無期。在2020年3月那場感動全國的演講里，默克爾將新冠疫情稱為二戰結束以來德國所經受的最嚴峻的考驗。疫情及防疫措施所意味著的絕不止是新增感染和死亡數據，還有一系列巨大的社會壓力。如果說失業和破產這類經濟后果還在數據上可見并有所干預的話，那么孤獨、憤怒、絕望這一類社會心理的改變則更加無跡可循，遑論采取反制措施。

這一切合成一股巨大的壓力，激發了人性的幽暗之處。社會各個領域的沖突都在加劇：極右派利用了對防疫措施不滿的“橫向思維”運動，對婦女及兒童的家暴事件數量也一直在明顯上升。漩渦效果已經開始顯現。相較于在德國過于政治不正確的極右或在任何文明社會都無法為之“洗地”的對婦女及兒童的暴力行為，以本國政治語境里也認可的“制度之爭”和看似合理的所謂“追責病毒起源”為掩護來仇視和歧視本就是“小透明”的華人就太適合作為“安全的”情緒宣泄口了。

2020年6月27日，德國柏林，柏林再度舉行有上千人參加的反種族主義示威。

危機下的社會試煉

我作為創始人之一的協會“華德公會”試圖在這股洪流中保持溝通。“童書事件”時，不少會員在各大微信群一遍遍懇請大家保持冷靜。我們沒有參與“童書事件”的任何一項活動。因為我們認為，讓家長們擔憂的“童書事件”只是一種社會話語的表象而已。因此我們給聯邦教育部（德國主管教育的最高部門）部長卡利采克女士寫了征集聯名的公開信，信中寫道：“我們注意到，針對亞裔少年兒童的仇視和霸凌行為顯著增加。……這樣的行為會導致社會生活共同體出現分裂，也正在損害團結和公正的社會生活的根基。我們認為，維護社會凝聚力在此危機時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們同樣關切下一代能在理性而不是煽動，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仇恨的社會環境里成長。……我們在此呼吁您盡快采取措施，激發公共討論。這樣做是為了保障社會新生代能夠承襲啟蒙精神接受教育，也為了我們所有人能在后疫情時代迎來一個包容，建設性和凝聚力的社會”。三天之內，近20個社團和商會參與了協會聯名，它們中有華裔背景的，也有“純德國”背景的。參與聯名的個人就更多了。

結果頗有點“里外不是人”。不少呼吁謹慎采取過激行為的會員被正在氣頭上的人扣上“不愛國”的帽子（我并不奇怪，因為一年前我曾因同樣的發言被一群德國華人以“不愛國”的理由網暴）。兩周后，我們收到了聯邦教育部長對那封我們自認為寫得非常理性克制的公開信的回復，她的公關部門以用語客氣友好但踢皮球的方式對我們的請求不予正面回應（我們的一個德國會員表示：“呵呵，我才一點都不驚訝。你知道為什么嗎？我太認識我們的國家了。”）。另一個小插曲則從社會的角度做出了注解：公開信征集聯名時，一家華裔社團的主席幾乎立刻就決定參與聯名，卻遭到了理事會中一名成員的強硬反對導致最后不得不擱淺。據有人說是因為該理事會成員的子女剛剛作為一個并不以對華友好而著稱的政黨新秀進入當地政壇，自然想避嫌。各人選擇自有其理性。但問題不就出在：在德國反歧視和溝通公共意見原均屬德國內務，與對華政策何干？

更讓我們感到震驚和警惕的是，部長卡利采克女士請我們——一個德國民間組織——去找外交部處理我們的事宜。我立刻想起了那一系列媒體文章，便在回信中直接指出：“少年兒童在德國教育機構里遇到的仇視和歧視，怎么會是一個外交事務呢？這實在令我們費解。您的話讓我們不禁想起新近發表在德語媒體里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充滿惡意的。它們未經證實，就把所有有華人背景的人的自發性社會活動一概而論地描述成受到委派、有組織地破壞當地秩序的行為。這種粗暴貼標簽的做派就是剝奪人們的聲音，因為他們的發聲權和自由表達意見及感受的權利被認為是不合理的，既沒有被認可，也沒有被尊重。但是，發聲和自由表達原本屬于人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訴求。通過這種方式，人們陷入一種困境：他們被逼在面對仇視和歧視時選擇是保持沉默還是承受被污名化的后果。在這樣的背景下，每一個信號，尤其是如您所在部門這樣的公共機關所做出的表態，如果對這樣一種針對華裔的集體行為曖昧不明，都是對這種行為事實上的加碼，也可以被解讀官方為對已有的Asian Hate（亞裔仇恨）以及進一步把一群原本就處于社會弱勢的群體排除在社會之外的某種鼓勵。”這封回信，我不僅回給了她的公關部門，也再次發給了部長本人的郵箱。

按照時下流行的理解，歧視原本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社會問題，因而也應該有一個社會化的解決方案。但在本次矛盾雙方那里，它都被不約而同地強行上升到了國家政治層面，無論是華人群體中出現的一些以“不愛國”來定義勸阻過激言行的聲音，還是教育部長身處其位卻指示按照公民社會約定俗成的形式申訴的人去一個專職處理國與國矛盾的政府機關表達反歧視訴求。雙方都在用這樣的方式回避自己應有的反思與責任。處在不同“立場”卻有相同思路，這不禁令人回味。

這里的錯位正好詮釋了本次疫情中對華人歧視問題那看似千頭萬緒的痛點根源。固然，對一切行為性質的認定都需要有標準。但仇視和無知不消除，歧視行為也就不可能消除，如同一只裝滿水的氣球，它只是等著從哪個最好突破的小洞里飆出來而已。當現有定義和執行標準無法匹配上人性之惡發展“新理論”的速度，在原有思路里停滯不前就無異于刻舟求劍。如之奈何？而這一塊，恰好落在了現有對“歧視”定義和反歧視標準的盲區里。一些定位較高的德國輿論慣于把新冠疫情稱作為一次“危機”。的確，在危機里，人的底線、國家的操盤能力、社會的自我調節機制，都會受到試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