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走了，新加坡何去何從？

        3月23日，“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唁電中稱李光耀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廣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戰略家和政治家”。圍繞新加坡模式的學術探討成為本周國內思想界的熱點話題。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在《環球時報》撰文指出，新加坡模式的歷史意義在于：它找到了一套適合在由西方大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已經形成，經濟全球化已經深刻影響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時代，后發國家如何既能調動社會內在動力與活力實現發展，又能避免社會因發展而引發的矛盾與沖突，維持發展所需要的社會基本秩序，這是一個時代性的難題。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接受鳳凰網專訪時，則認為，新加坡模式就是一個自主創新模式，李光耀最大的功勞，就是能把亞洲儒家的一些優秀價值與西方實踐結合起來，從而打造出一個制度。談到中國學習新加坡，鄭永年認為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重點：鄧小平南巡后說向新加坡學習，主要是學習經濟發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就去學新加坡金融制度；后來中國環保問題凸顯，就建生態城；現在知識經濟重要，又學習新加坡建了廣州知識城。而除了經濟社會方面學習新加坡，更重要的應該是政治體制方面，具體就是法治。

        事實上，圍繞新加坡模式的學術爭論由來已久，分歧主要圍繞著如何界定這一模式的政治體制與經濟形態。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歐樹軍的梳理，對新加坡政治體制的界定分歧主要存在三方面：“行政國”還是“法治國”，威權體制還是民主體制，以及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而對新加坡經濟模式的分析，分歧同樣很大：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新加坡是“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經濟學家約翰·肯·加爾布雷斯稱之為“典型的政府干預經濟體制”，也有人稱之為“發展型經濟體制”，甚至還有人稱之為“計劃經濟體制”，最負面的將其稱為“土匪經濟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羅傳芳的視角略有不同。她認為新加坡所代表的“東亞模式”絕不僅僅是對地區經濟發展類型的一個指稱，而具有與以往的現代化不同的獨特歷史文化內涵，尤其是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征。具體包括三方面：“亞洲價值觀”的民族本位立場，“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的東方式民主，以及威權主義。而她的分析結論顯示，“東亞模式”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種實現方式，它在保持自身獨特性的同時，是無法從根本上外在于現代資本市場及由此 派生的一系列社會組織原則和價值規律的，從這一意義上說，東亞模式的未來前景與其獨特性應是成反比的。就像李光耀曾對鄧小平說的：“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新書《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中也觀照了新加坡的未來。他在書中分析，儒家文化下國家—社會融合的平衡狀態正在極速地改變， 促成這一改變的是兩股力量。其一是工業化，它催生了中產階層以及工薪階層這些新興的強有力的社會成分。其二是國際社會間更加頻繁地互動，也就是所謂的全球 化。貨物、服務、人員以及思想越來越容易跨越國界，使得國內發展越來越受制于外國因素。

        而新加坡政府傾向于儒家傳統，在某種程度上維護一個帶有強制性的家長式政治體制。和新加坡相比，日本和韓國，已經開始容許更大程度上的政治參與和個人自由， 與此同時，卻并未放棄自身最根本的文化價值觀。由此，福山認為，新加坡沒有理由不遵循同樣的道路。如果經濟現代化的確導向對更大程度的自我實現的要求，那么，下一代新加坡人將會發出越來越強烈的呼喚，要求更廣泛的政治參與和個人自由，不是因為這些是西方的價值觀，而是因為它們正好滿足這么一個受過良好教育 的中產階層的需求。

基辛格來了：我不認為任何國家可以憑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上周到訪中國，獲習近平接見，并共進晚餐。《財新周刊》本周發布對基辛格的專訪，圍繞中美關系，以及烏克蘭危機、突竄的“伊斯蘭國” （IS）、社交媒體的風行等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問題，聆聽這位92歲高齡卻依然被美國歷屆政府及其他國家領導人問計的外交家的洞見。

        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基辛格同毛澤東以來的中國主要領導人都有過會面，在西方戰略家中也屬惟一。這位當年中美恢復正常關系的操盤手認為，處理中美關系的 基本宗旨是：兩國都得銘記不管分歧如何，共同利益更大。所以出現問題時，中美應該通過妥協來應對，而不是施壓。

        談到中國的崛起，他認為歷史上一國崛起總有起伏。迄今為止，中國一直在發展，持續了這么長時間，是史無前例的。期間出現一些下行是可能的，不過長期趨勢是向上的，如果目前正在開展的改革得以落實，更是如此。

        而習近平身負重任。他覺得習近平會作為一位給中國帶來重大改革的領導人被載入史冊，其中一些改革將為中國帶來歷史性巨變。基辛格相信今年9月習近平首次對 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將是一次歷史性訪問，“美國人還沒有真正意義上有機會傾聽中國領導人闡釋其改革計劃以及中國的發展”，所以習近平訪美時會描繪中國正 在發生的變化的圖景，這將非常重要。

        當前，中國通過領銜發起金磚國家銀行、穩定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致力于打造新的國際多邊金融和經濟機構。基辛格認為其中的戰略意義現在還不夠清晰，有待歷史來定。“目前存在對發展和資本的需求，得有一種方式，讓機構分擔責任，且在那之后我們再看。我不認為任何國家可以憑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我肯定中國領導人也明白這一點。”

        談到中美俄三邊關系，他認為今天三國之間沒有特別的戰爭威脅。俄羅斯制造了也正在經歷歐洲的一場危機，這使得它更加靠近中國。“這并不損害美國的利益，我無法想象中國正式與俄羅斯結盟的情景。如果真發生了，美國也會加以應對。目前為止，絕大部分問題關乎能源供應以及其他事務，這些都不直接影響美國。”

        而烏克蘭危機的基本問題是烏克蘭是否應該成為軍事聯盟（北約）的一部分，或者是否應該屬于俄羅斯的軍事勢力范圍。基辛格的觀點是：烏克蘭不應該屬于任何一邊，它應該是一個會場而非戰場。烏克蘭危機應該通過談判取得和平解決。

        基辛格看待“伊斯蘭國”（IS）的視角是：IS代表伊斯蘭教早期的寫照，即世界由哈里發（caliph）統治，既是宗教領袖，也是世俗領袖，世界不分邊界。它不對各伊斯蘭國家加以區分，所以這種思維認為伊斯蘭教進入阿富汗、中國、俄羅斯和美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如果這變成伊斯蘭教的主流敘事，那世界就將進入極其困難的時期。”

        基辛格說他不用社交媒體，“我也沒有必要告訴所有人我在干什么”。不過他承認網絡完全改變了世界，在人與人之間創造出一些以往不存在的聯系，同時也喚醒了 自我意識：當你如此依賴他人肯定之時，你對自己的判斷還有幾分信心？實時的、無處不在的輿論反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

        基辛格依然相信，今天仍然會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得通過他一直倡導的“靜默外交”來做：不透露目標，不透露行為。他舉例當年接受中國領導人邀請訪華時，美國方面覺得最好是悄悄地來。“因為，如果公開行事，我們就得作出很多保證，中方也得解釋他們的動機。我們覺得，最好先讓領導人會面，就未來兩國走向達成理解，然后再公布。經中方同意，美國發布了當時對話的記錄。那時，我們剛開始建立聯系，彼此不了解，我們覺得最好保密。”

【本周言論】

        看看歷史上以及現實中的那些生硬仿效西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的道路選擇讓政府變成了缺乏執行力的弱政府，想做許多事而體制上卻形格勢禁。 兩會的召開再次充分表明，中國決不是要走回頭路，但我們的宣傳要進一步跟上去，讓世界人民都清楚知道我們的體制優勢，我們這個民族經歷了文革的苦難，只要執政精英、社會大眾與官產學精英都能在上面所說的“三結合”問題上達到共識，那么，新一波的“中國崩潰論”將只能是過眼煙云，只能是一個泡沫，它只能是暫時吸引人們的眼球，它叫得再響都不會有持續的吸引力。

        ——政治學者蕭功秦發文議論，如何看待美國學者沈大偉的“中國崩潰論”。

        我們沒有資格去嘲笑梵高、海子與1980年代的瘦，他們的瘦是因為他們要獻血給此前半個世紀的渴。黑夜一無所有，卻給那一代人以安慰。25年了，我們迅速虛胖起來，仿佛擁有一切，但拿不出一首詩，可以安慰，可以祭奠。

        ——3月26日，海子祭日。去年是海子逝世25周年，曾誕生多篇經典的紀念文字。這是香港詩人廖偉棠在紀念文章《他死足了他活過的同樣年歲》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