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滅所多瑪一事，載《創世記》十九章。悲劇末尾有一細節，歷代注家歧見紛紜。這也難怪，圣言儉約，內中的深意，便是圣人也道不盡呢（創19:16以下）：

        羅得一家四口，被天使攥著手帶到城外：逃命去吧！天使叮囑羅得，“不許回頭看，也不可在平壩里停步；要一口氣跑到那邊山上，否則你［們］也一起滅亡”！逃到小鎮蕞爾，太陽剛升上地平線。突然，漫天落下燃燒著的硫磺，頓時，所多瑪與俄摩拉一片火海：耶和華夷平了整條河谷，連同所有的人畜草木。“［羅得的］妻子［忍不住］回頭張望，立刻變成了一根鹽柱。”

        問題是，既已出離了耶和華眼里的邪惡之城，救主為何不許獲救的“回頭看”呢？假設天使對家長的警告適用于全家（故拙譯作復數：“你們”也一起滅亡），羅得妻看到了什么？犯了上帝的什么禁忌？

        這“回頭”一節，遂成了圣史上一個謎團：經師串解論辯，神學家證之于信條，表現在西洋文藝，更是佳作迭出。當代學者的詮釋，波蘭學者柯瓦柯夫斯基（Leszek Ko?akowski,  1927-2009）有一則寓言《羅得妻》，我以為于國人極有批判思考的意義。依其描寫，那倒霉的婦人所犯的死罪，是回望了自己的過去；而至高者的計劃，卻是要逃生者忘掉“舊我”，終結歷史，“做一個不同的人”（柯拉柯夫斯基：《上帝幸福否？》［Is God Happy? Selected Essays］，Basic Books，2013，311頁）。這可說是一種戲仿式的諷喻；我們先敷演他的故事，再作分析。另外，柯氏的文筆是學院派頭，未免枝枝蔓蔓，掛些繞彎兒的大詞，這些都替他修剪了。

        所多瑪覆亡的原因，圣書記載不詳。傳統說法，居民“十分邪惡”云云（創13:13），柯氏指出，實際是敵人散布的謠言。歷史的真相是，所多瑪人創建了一個捍衛自由平等、廢除死刑的憲政之邦（Rechtsstaat）。不用說，這是今人所謂的“普世價值”第一次照亮人類的心智——是的，比啟蒙大哲康德構想他的“憲政國”與“永久和平”，早了三千六百年不止（參《摩西五經 / 圣經年表》）——撮其精華，便是城邦頒行的三條法令：

        一、凡否定人人生而自由、要求監禁他人者，判無期徒刑。

        二、凡否定人人平等、要求不平等者，判服苦役，剝奪所有權利。

        三、凡要求恢復死刑者，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就這樣，一個偉大的理想改變了世界。可是不久，所多瑪的執法人員熱忱過度，這幫綽號“Stasi”的秘密警察到處搞監聽，鼓勵群眾檢舉，形勢就亂了。因為難免有人管不住嘴巴，漏出對普世價值的不滿情緒，不抓不判行嗎？還有工作態度懶散、穿著暴露或者愛打探小道消息的，也可能妨礙憲政的落實。這等人一旦引起Stasi注意，多半得帶走調查。

        但是，最大的亂子還是Stasi自己。依照分權制衡的原則，為保障程序正義，城邦厲行改革，將執法權拆開設了甲乙丙三部，分別負責維護自由、平等和生命權。不想那些人立了山頭就不肯合作了，一天到晚勾心斗角，彼此竊聽盯梢整黑材料，無所不用其極。群眾則積極配合，揭發隱藏在各居民區的不法分子——聽說要顛覆所多瑪，誰不支持打擊呢？才一年，全城人口四分之一因反對廢除死刑被處死了；四分之一因敵視自由而失去自由；四分之一因質疑平等而進了苦役營。余下的四分之一，找不出一個不是在執法部門支薪酬的。

        這一切，早有使者稟報天庭。高踞寶座的那一位一聲驚雷：耶和華的太陽底下，跟罪人講自由平等？死刑若可廢除，置我的救恩于何地？遂遣兩名六翼神子下凡督辦，盡快糾正所多瑪人的錯誤思想和邪惡行徑。那天黃昏，神子來到城門口，只見一人叩鼻于地，正是圣祖亞伯拉罕的侄兒羅得（創19:1）。

        那羅得卻是個外來戶，希伯來人。自從遷居平壩，本地人倒不曾攪擾；但他走的是上帝的道，“住在他們中間，那些無法無天的事，日日目睹耳聞，他的義靈沉痛極了”（彼后2:8）。他把客人接至家中，命兩個女兒去門外站著，萬一有Stasi闖來，可擋一擋。天使得悉憲政的亂狀，又悲又喜：喜的是居然覓著一個義人，此行不負天父的囑托；悲的是，普世價值竟如此腐敗，這座城只有降天火懲治了。于是向羅得透露了耶和華的旨意，叫他帶上家人，天亮前出城逃命。而后，便如經書所述，一家人逃到蕞爾，贏了救恩；不幸的是，羅得妻破了誡命，回頭張望了那憲政之邦。

鹽柱

        羅得嚇壞了，抱著鹽柱，拼命喊天使。晚了！天使擺擺手，我們特意警告過，可她就是不聽，只想回去過她的舊日子！

        不，不，羅得苦苦哀求，她沒有想回去啊，絕對沒有，她只瞅了一眼！

        一眼？說得輕巧。不想走回頭路，會瞅那個？

        所多瑪都燒光了還不許看？為什么？羅得絕望了。他從神子的眼里，看到了天庭的判決：

        不行，朋友。過去的屬于過去，給它招魂，是大惡，必死！

        為什么？希伯來人還在囁嚅。

        因為新日子開始了。凡是沒用的有害的不正確的知識，通通要消除！

        可我們剛剛從所多瑪跑出來，那邊有哪樣是瞧不得的？

        神子微微一笑：那就更不該死抱著舊事物了，是不是？最好把它忘了。沒等答話，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道：你呀，是義人也是舊人，心里面存了太多的舊思想，一下割了又禁受不住。夫人也是，硬要看自己的“舊我”灰飛煙滅，丟了性命不是？所以你慢慢改造吧。

        義人急了：這不矛盾嗎，我的好天使？我老婆究竟犯什么錯？先頭說是因為走回頭路，現在又講她自己找死，跟什么“舊我”一塊兒完蛋……

        矛盾呵呵，神子的翅翎亮得刺眼，聽著，那是我主的奧秘！

        義人有點語無倫次了。爭辯了一陣“舊我”的概念屬性，忽又害怕了。天使讓他放心，只要不回頭，忘卻舊制度，換上天庭恩賜的新的法治思維，父女就不會有危險。他還想替妻子喊冤，乞求一個悔改的機會。但一看神子面露慍色，就閉了嘴，拉著兩個女兒，往山上挪步，“哀哭著，爬進了他的新地”。

        故事結束，作者鋪陳“教訓”（morals），摹仿那邀天火的法令，也列了三條：

        一、莫以為過去歸我們所有；過去灌注于人的整個存在，我們屬于過去。

        二、天庭之所以禁止回首往昔，是為我們的好，因為人回頭會變成鹽柱。

        三、回首即死，舊思想又割不掉，故而僅剩下一種選擇：帶著“舊我”生存，同時卻假裝沒帶--作者說，這樣的人在自己周圍其實不少：“不少”萬歲！

        這一句口號，便是柯氏的夫子自道了。他年輕時是華沙大學的黨員尖子，事業蒸蒸日上，三十二歲晉升了教授，執掌現代西方哲學史教席。《羅得妻》一文，出自他一本戲仿圣經故事的小書《天堂的鑰匙》，作于1957年。由于涉嫌影射當局，未及發表就被禁了。于是流入所謂“地下文學”，抄本傳出“鐵幕”，西方媒體視為“波匈事件”的余音，鼓噪一時。1968年，柯氏“因政治活動”遭解職。旋即出國，先后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問，最終落腳于牛津大學萬靈學院，任高級研究員，至退休。

        然而歷史詭譎，充滿了反諷。如今的讀者，倘使學一學羅得妻，便會看到：相隔半個多世紀，那同樣的禁忌——寓言所諷刺的“上帝”的洗腦計劃、“新地”對集體記憶的操控——在作者的祖國，在“告別革命”的“小時代”，都變本加厲了；而且越發“圣潔”，不容置疑。這冷酷的現實，“今屬惡魔，昨之神圣”（蒙田語），恐怕是柯氏當初沒有料到，后來也不愿面對的。他晚年的著述漸趨懷疑主義，著力反思天主教傳統。盡管仍堅持馬克思主義解釋不了蘇東社會主義，以為商店里琳瑯滿目的中國貨全是“勞改營的奴隸制造”（《上帝幸福否》，68、321頁），但對私有化市場化的“自由平等”已經不那么確信。結果，發議論就像是抱著鹽柱，試圖跟天使評理了。

記憶

        寓言末尾的“教訓”，第三條不棄“舊我”，意謂拒絕遺忘。回頭，因此被賦予了本體論上行動的意義：人的社會存在離不開人的集體身份意識。其建構要素，按柯氏主張，除了自我指涉的語詞（名號、人稱代詞及委婉表達），還有身體尊嚴和記憶，包括歷史認同、溯源（借助宗教、神話），并據以期望未來（同上，251頁以下）。

        此說不無道理。拿來分析《羅得妻》，卻揭示了那“教訓”有一悖論：它沒法長在寓言身上。一篇故事，無論紀實虛構，講給人聽，要人相信，其敘述也有一個“身體尊嚴和記憶”，即“是”與“真”的問題。前者取決于故事的結構（人物、情節、對話等），后者須交代故事的源起、有無見證；當然，兩者都依托特定的、廣義的文學傳統。比如，就圣史（寓言的底本與戲仿對象）而言，所多瑪災變的“原始敘說”，可來自三個幸存者即羅得父女。如果從天使到訪、遇見義人說起，則“合法見證”唯有羅得一人（詳見下文）；女兒所知，大半是父親事后告訴的——至于神的啟示，通常須有中介，由先知術士或祭司見證，情況不同，此處不論。不過寓言說得明白，羅得的記憶，恰是上帝計劃改造的對象。天使的意思，矯正記憶，讓它“升級”，方可改寫歷史，屏蔽所多瑪憲政的真相。如此，這災變故事作為諷喻是否邏輯自洽而當“真”，便有兩種可能：

        其一，羅得所傳不實。屬實的話，他就沒有忘記憲政，而全能者的計劃竟失敗了。上帝失敗，他的義人會愿意？不會的。他寧可違背“教訓”放棄“舊我”，把真相埋在心底。反之，那真相若能傳世，至少應有耶和華遇挫的暗示，而非如寓言宣稱：義人屈服，接受洗腦，“哀哭著，爬進了他的新地”。

        其二，羅得沒有說謊；慘劇的始末、許多細節都源于他的回憶。只是，不知不覺在“耶和華的太陽底下”，經過清理“污染”，他的故事做了圣史的一個插件，用以播放所多瑪的罵名。所以這篇主觀真實的回憶，讀者是不可照單全收的；須仔細分析，搜尋線索，才能觸及被遮掩的真相，哪怕真相已成碎片——

        也許，所多瑪在傾覆前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迫害，執法亦不靠“警察”。然而，自由平等尊重生命，在至高者看來，僅是“主內”會眾的關愛義務；異教外邦，是注定了受詛咒下火獄的。這樣，那憲政之民不甘偏僻，欲在今世實現大同，乃是公然挑戰救主的宏圖。天庭震怒，硫磺火海，也就不奇怪了。

        也許，所多瑪本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城，一如圣祖筑祭壇的石肩、希伯倫（創12:6, 13:18），有自己的神廟跟律例，有虔誠而好客的居民，有熱鬧的集市和商旅。但它的傾覆并非神跡，是一場地震引發大火，燒毀了河谷里的文明，之后廢墟下沉，形成死海，如一些學者論證（創13:11注）。不知何時起，流傳開了一個邪惡之城遭焚滅的故事，宣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及圣法大能……

        總而言之，羅得不回頭不堅持追憶，我們便無從追問圣史的真相。這也意味著，從所多瑪憲政的寓言推不出作者關于不忘過去的“教訓”。

羅得

        讀者或許會問，既然如此，上帝干嗎還拯救羅得？首先，他是義人，該救。而且如同挪亞，特許攜家眷一起得救，以彰顯耶和華的忠仆蒙恩。所以圣怒將至，天使關照羅得：你在城里還有什么人？兒子、女兒或者別的家人？帶上他們，趕快離開！義人慌忙出門，去喊兩個女兒的未婚夫。可是他們不信，只道是開玩笑（創19:12-14）。

        拯救起于揀選。天父揀選義人，是要他見證所多瑪的罪行與末日。這第二條理由，系于圣法，才是解經之關鍵。故羅得的準女婿不走、妻子忍不住回頭，皆屬可殺；殺了，救主的宏圖不變。唯獨義人是必救的。由此想到一個問題，是那“教訓”的諷喻所忽略的：假使羅得豁出去，也往后看，又如何？會不會剎那間鹽化？

        我看未必。羅得妻變鹽柱，是上帝降罪的神跡，意在警告逃生者，回首即死。然則，站在天庭的立場權衡利弊就會發現，若羅得回望，殺他非但于事無補，反而壞了救恩與公義。因為降罪之為神跡，根據圣法，只能由羅得來見證，婦孺是無資格的（申17:6-7）——可知他的待嫁女兒獲救，非關做見證，是大奧秘另有安排。

        是的，圣怒之主需要一個執義的忠仆，加入自己，向萬世做邪惡之城的見證（民35:30）。誠如后來在另一座城，耶路撒冷，另一位人子，“圣潔無瑕而無咎”，在被仇敵釘上十字架之前，也曾祈求差遣他的天父一同見證他的犧牲（約8:18）。因此為救恩計，羅得是一定要留性命的，不然所多瑪的覆亡就不合圣法，不配“萬軍之耶和華因判決而受尊崇，至圣之上帝為公義而顯圣”（賽5:16）。

        而那“蒼天鋪開作帷幕，大水之上搭寶殿”（詩104:2-3）的，事前已認定了忠仆敬畏。上山途中，他確實沒敢回頭；進了山，找巖洞住下，醉酒亂倫同女兒生子（創19:30以下），也自覺地不談往事。似乎，從此就選擇了遺忘，連“鹽柱”二字也不愿提起，他將帳篷扎在了救恩的“新地”，一心一意，誦習圣言。

        但是，羅得回頭的可能性仍在。因為，遺忘若是出于自覺的選擇，而非僅僅是敬畏至尊，他便保留了人祖食禁果得來的自由意志，及辨善惡的理性的智慧。只消拿出足夠的勇氣，“無滯于外物”，如猶太哲人麥蒙尼德（Mosheh ben Maimon, 1135-1204）所言，他是可以回首，即重拾舊憶而發掘真相的。誠然，回望是冒險，是試探上帝；是不顧天庭誡命，拔出那根戳在心底的鹽柱。而投眼所見，“新地”之外，記憶的禁區多么慘淡！說是充斥著所多瑪的罪惡，早已傾覆，卻又滅絕不了。而當義靈從遺忘中驚醒，勇敢地面對死亡，自推開救恩的擔保那一刻起，人，就恢復了尊嚴。因為那忘卻了的，開始了新生，極像先知的詠贊（賽26:19）：

        你的死者必重生，

        他們的尸身必復起；

        醒來呀，歡唱吧，入居塵土的人！

        因你的露珠是晨光之珠，

        大地必將幽影娩出。

        所以，羅得不必囿于那教訓他的寓言，把“舊我”藏著掖著，偽裝遺忘。他完全可以做到：一邊見證救主的神跡，一邊邁出“新地”，為我們回顧那“憲政之邦”沉淪前的“邪惡”，圣書為證：那所多瑪人建設的“耶和華的樂園”（創13:10）。

        不，耶和華決不會伸出小指，給死海之濱再添一截鹽柱。這不是天父頭一趟寬赦人子，仁愛澤被千代（出20:6）。何況羅得并無推卸做見證的責任；回頭，也未見得冒犯圣名。罪人獲新生，大地娩幽影，難道不是大仁愛的顯現？

        還有，那背起十字架的犧牲者曾說，待到審判之日，有些城因為不知悔改，“要比所多瑪和俄摩拉還慘”（太10:15，路10:12）。可見，圣言至慈，那今世遭焚滅的，罵名再大，仍有值得垂憐的。那么所多瑪路上的第一根鹽柱，她能否承仁愛，返來，與義人團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