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年前，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來華，為了順利傳教，他以畫師的身份為清廷所用，擅繪山水人物。賀清泰有象寄之才，把《圣經》譯介到中國可以說是他心中的“千秋大業”。歷時多年，中文本《古新圣經》終于在乾嘉之際翻譯完成。此書是明清年間在華耶穌會士白話文著譯的集大成者，也是現存最早的《圣經》白話漢譯本。然而由于羅馬教廷的控制，這一譯本未能付印，僅有少量手抄本存世。

        關于此書的最后一次記錄出現在1949年，徐宗澤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里，之后此書便不知所蹤。《古新圣經》的下落成為學界疑案。        

        2011年，徐家匯藏書樓的工作人員偶然把歷年來不知書名的幾套抄本古書的書名發給一直在尋找賀清泰譯本《古新圣經》的鄭海娟（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助理研究員），鄭的老師李奭學（臺灣學者、“中研院”中國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認定正是賀清泰譯本《古新圣經》每一卷的卷名。至此，這部沉寂了兩個多世紀的“清末以前中文世界以北京話書寫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胡適）終于重回人們的視野。        

        2014年11月，李奭學和鄭海娟主編的《古新圣經殘稿》點校本由中華書局出版，使我們得以一窺這一著名《圣經》譯本的原貌。而其成書過程以及兩百年后的發現和出版也是一個值得回味的故事。        

        賀清泰與《古新圣經》的翻譯        

        1583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及利瑪竇抵達肇慶，為近代天主教入華揭開序幕。天主教自來十分重視《圣經》的訓導權，很早就確立了武加大本《圣經》（亦稱“拉丁文通俗本《圣經》”）在教內的權威地位，這是公元4世紀時，哲羅姆參照此前譯本，編譯而成的經典版本。武加大本《圣經》長期是天主教內譯經的藍本。        

        羅馬教廷對于《圣經》的解釋和海外翻譯出版管理十分嚴格。1622年，負責新大陸傳教區的教廷傳信部（今萬民福音部）成立，對外翻譯《圣經》的政策更趨收緊。“很多時候，翻譯就是演繹，一不小心，教廷所反對的異端內容就有可能添加進來。羅馬教廷為了牢牢控制對《圣經》的解釋權，對待各地的譯經活動慎之又慎。”鄭海娟說，“所以利瑪竇來到中國后，首先做的事情并不是翻譯《圣經》”。        

        賀清泰是1770年（乾隆年間）來到中國的。此時，中國實行禁教政策，傳教士的處境大不如前。要想待在中國，必須懷有能為清廷所用的“一技之長”；必須“領票”，相當于身份證。而傳教士“領票”的前提是要宣誓，永不返回西洋，遵守“利瑪竇規矩”，等等，條件十分嚴苛。        

        賀清泰來華后，依靠繪畫技能留在北京，成為了一名宮廷畫師。傳教士在西方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耶穌會士尤其如此。“作為宮廷畫師，賀清泰似乎并不是特別有名，但據說他的畫作還是頗能投合中國人的趣味。在他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位畫師是郎世寧，深受乾隆喜愛。賀清泰延續了郎世寧開創的海西畫派，如今其畫作還能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見到，多畫鷹、鹿等。”鄭海娟說。        

        雍乾年間，向社會上層（旗人及漢族士大夫）傳教益發困難，傳教士只能在下層社會中開拓可能的空間。雖然此時傳教士受禁令制約，很少有機會面向民眾講道，但刊刻書籍卻仍禁而未絕。這一時期的耶穌會士為在中國傳教想了很多方案，比如培養中國本地的傳教員，去各地傳教。

        在這種情況下，白話文能夠代替口頭宣講的優勢得以發揮。“為了讓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能理解教義，傳教士的書寫方式也有所轉變，開始較少采用文言方式書寫，多用白話。方豪曾注意到這一點，他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提到，禮儀之爭之后，天主教文風發生了從文言到白話的轉變。”        

        賀清泰采取的辦法是，先是把武加大本《圣經》翻譯成滿語，之后再翻譯成中文白話文。《古新圣經》這一書名中，《古經》指的是《舊約》，《新經》指的是《新約》。因此，若按我們今天的譯法，“古新圣經”實際上相當于“新舊約全書”。鄭海娟認為賀清泰有很強的讀者意識，這直接影響到他在翻譯時對語言文體的選擇。“按賀清泰自己的話說，他的目的是讓‘聰明的人’和‘愚蒙的人’都能讀懂《圣經》。

        因此，他的譯本力求通俗，并因此附著上鮮明的個人色彩。他甚至把代表耶穌身體的‘餅’（bread）翻譯成‘饅頭’或‘餑餑’。這與之前的《圣經》譯本有非常大的不同。比如明末陽瑪諾翻譯《圣經直解》，就曾采用尚書‘謨誥體’，要讀懂就必須得有相當好的文言功底。”        

        但賀清泰的譯本并未得以刊行。1805年，賀清泰致信羅馬教廷，要求出版《古新圣經》。然而，羅馬教廷復信不允許出版。于是這部書稿只能以抄本的形式存在。               

        賀清泰譯本的地位        

        賀清泰譯《古新圣經》殘稿是目前發現的最早一部白話《圣經》漢譯本。在此之前，較全的漢譯本是十八世紀初法國巴黎外方傳教士白日升的譯本。但他也僅用文言翻譯了《新約》，沒有翻譯《舊約》。此外，利瑪竇曾翻譯過《圣經》中的片段。1636年耶穌會士陽瑪諾翻譯過《圣經直解》，其內容是從《新約》里抽選出來的段落，是課本性質的書。        

        賀清泰譯本翻譯了武加大本《圣經》七十三卷中的五十七卷。“我們題為‘古新圣經殘稿’，那是因為賀清泰譯本還算不上全譯，他沒有翻譯哀歌、雅歌這些文學性較強的部分以及少量的先知書。”鄭海娟解釋了書名的由來。她認為，未克出版的賀清泰譯本仍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雖然當時沒有出版，我們能看到的是，賀清泰本對后來的《圣經》譯本仍有一些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比如思高本《圣經》（現在天主教《圣經》漢譯通行本）。其主要譯者雷永明是一位意大利神父，他是思高圣經協會的創建者。在翻譯《圣經》的準備階段，他專程前往北堂，費時月余，以拍照的方式把賀清泰的《圣經》譯本復制下來，用作翻譯時的參考。        

        “現在我們還找不到證據證明和合本《圣經》（目前中文世界內的新教《圣經》通行本）參照《古新圣經》。但是，第一位到中國的新教傳教士是馬禮遜，他到達中國時，賀清泰還在世。新教和天主教對待譯經一事的態度不同。馬禮遜到廣州后，他眼中的當務之急就是學漢語、翻譯《圣經》。

        根據他本人的記錄，他在廣州時從一位天主教傳教士那里看到過一部漢譯白話福音書。據后者說，譯者是一位住在北京的耶穌會士，目前還健在。通過馬禮遜的記錄，我們可以推測出，他看的福音書應該是賀清泰的譯本。所以，馬禮遜在翻譯《圣經》的過程中實際上是接觸過賀清泰的譯本的。”鄭海娟告訴記者。        

        塵封兩個世紀后重見天日        

        這樣一部重要的譯著，卻長時間不知所蹤。        

        1949年，徐宗澤以徐家匯藏書樓藏書為基礎編著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問世，文中開列的第一本書就是賀清泰的《古新圣經》。方豪的《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編于1973年出版，在介紹賀清泰生平時，文中亦曾列出《古新圣經》的卷目，并節錄了正文前以白話撰寫的“圣經之序”。此后學界梳理《圣經》漢譯史時，《古新圣經》似乎一直是不可繞開之作，但由于譯本本身無處稽考，后人基本上是在復述費賴之、徐宗澤、方豪等人的記述。

        在目前所見的明清天主教中文書目整理中，《古新圣經》作為《圣經》譯本，往往會被列在第一位，除了徐宗澤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之外，馮瓚璋編《北平北堂圖書館暫編中文善本書目》時也曾將其列為“圣經類”的第一本譯著。        

        那賀清泰這本《古新圣經》是如何被發現的呢？        

        李奭學說：“我選擇的研究領域是最難做的明清之際西學東漸里的翻譯文學。《圣經》是任何研究西洋文學者都會了解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得悉有《古新圣經》之譯，便很想找來一讀。但因為1949年以前徐宗澤的徐家匯藏書樓書目上著錄有此書抄本，而原北京北堂稿本根本無從查起，所以我只能待徐家匯藏書樓開放中文藏書，才開始訪書的工作。”

        期間，鄭海娟在徐家匯藏書樓根本查不到叫《古新圣經》的書，她聯系了徐家匯藏書樓主任王仁芳。“王仁芳老師開始說，藏書樓沒有《古新圣經》這部書。后來告訴我館中另有三十多部抄本，不確定是什么書，我請他列了一串書目給我。結果我們驚訝地發現這些書名分別是賀清泰譯本每一卷的卷名。李奭學老師看后說，就是這個，這就是《古新圣經》。”        

        自此，這部塵封了兩個世紀的書稿終于重回人們視野。        

        當時鐘鳴旦和王仁芳正在整理影印本《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發現《古新圣經》后，就作為最后七冊加入其中。這套影印本在點校本《古新圣經殘稿》出版前已經面世。

        在中國語言史上的意義        

        “這么難得的文獻，不整理出來供《圣經》譯史、中文與比較文學等學界使用，是一大浪費。”李奭學群集臺灣一些有經驗的朋友，點校重排，由于文中異體字頗多，為了充分尊重原文，排版時仍照原字形重排，并在該字之后添加上今天通用的繁體字作為參照。“我們乃分頭點校。”李奭學說。        

        “總之，在影印本出版前半年，我們就已把定稿交給中華書局了。我們幸而又蒙香港思高圣經學會之助，復制他們珍藏的三百零八枚原北堂所藏賀清泰的手稿照片，據以核校徐家匯抄本。”李奭學所說照片，即雷永明當年所攝照片的殘留者。這“恐怕是碩果僅存的賀清泰稿本的照片，我們據以校出許多不同處，所以中華這套點校本可稱最近賀清泰原稿的《古新圣經》”。        

        這是自賀清泰翻譯完成兩個世紀之后，《古新圣經》第一次公開出版發行。        

        問及此書的價值，李奭學說，《古新圣經》“很難作信仰文本觀，因為賀清泰并未譯完，也來不及潤稿。但此書絕對是中國翻譯史上的大事，我不僅因賀清泰是中國史上力圖‘全譯’《圣經》的第一人而有此說，更重要的是《古新圣經》亦中國史上首見打算整本移譯‘武加大本《圣經》’的第一書使然。這么說，我想突顯的是《古新圣經》在比較文學上的價值，可取以并比欽定本《圣經》等多種語言的《圣經》，因為系出同源。”        

        “在語言史的研究上，《古新圣經》的價值更加明顯。賀清泰是清宮畫師，譯筆有一小部分固可反映清宮語言，但他更喜歡北京中下層百姓的俚俗之言，乃特意用這種白話翻譯。這當中有三點值得注意：一、賀清泰追隨武加大本《圣經》，認為白話才是宗教上風眾發蒙的工具；二、賀清泰在乾隆朝就已看出白話才是中國真正權力語言的能力，要統治廣土眾民，不能完全依靠文言文；第三，賀清泰所用的白話雖取乾嘉時代北京市井之語為之，但仍然是翻譯而成的白話，書中不少‘拉丁體白話文’，可謂我們今天這種‘歐化體中文’的先聲，因使《古新圣經》開創出某種中文特有的現代性，而這在明清兩代高度發展的白話通俗小說中是所看不到的。基于上述幾點，我們可謂《古新圣經》具備《圣經》中譯研究、比較文學及中國語言史上的各種意義，重要性當然不容小覷。我很高興將之校訂重排，令之變成學界公器。” 李奭學告訴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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