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溫飽”與“寄心跡”

        1926年，剛從北京大學研究所畢業的容庚就被洪業聘為燕京大學襄教授，次年又出任洪氏創辦的《燕京學報》編委會主任，其后有不少研究成果陸續發表在這份學報上。其妹容媛也長期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秘書一職，并參與洪業主持的引得編纂工作。凡此種種，均可見洪、容兩人關系密切。

        自1942年4月起，容庚轉至由日軍控制的北京大學任教。抗戰勝利后即被視為漢奸而遭解聘，雖曾有公開信自陳原委（見《胡適來往書信選》1946年部分附容庚致傅斯年公開信），但也于事無補。

        據陳毓賢女士《洪業傳》所述，在戰后燕京復校之時，洪業曾希望這位和自己淵源頗深的古文字專家重返校園，并為此據理力爭，“說容庚一向在抗日運動里很活躍，很多教授都在他辦的愛國雜志《火把》里投過稿，他在北大教書只為求溫飽”（第十八章《抗日勝利》）。不過那段經歷顯然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導致洪業的努力斡旋最終以失敗告終。復職未果之后，容庚不得不離開北平，輾轉至廣州中山大學謀職。

        容庚本人過后對這段經歷盡可能避而不談，只有在五十年代初所撰《論〈列朝詩集〉與〈明詩綜〉》中，通過考察錢謙益、朱彝尊兩人所編明詩總集的淵源始末及得失優劣，著力表彰“錢氏選詩，隱寓憤時之志，大體上有托而為，以寄心跡”，才隱約透露出內心的憤懣抑郁之情。

        而其親友門生則竭力為他在抗戰中的表現辯解，最典型的莫過于其弟容肇祖所言：“容庚熱愛祖國，他對日寇侵略我東北，而當時當局又采取不抵抗主義，節節敗退，十分憤恨。燕京大學學生組織燕京大學抗日救國委員會，容庚積極支持，他和鄭振鐸被聘為顧問。在他指導下，編了一本小冊子《九·一八事變記》，分送海外同胞，激發了華僑的愛國熱忱。

        他又發動十大教授募捐，支援救國運動，并主編《火把》白話報通俗刊物，帶頭為刊物寫文章，喚起群眾愛國熱情。……在抗戰八年的歲月里，在敵偽鐵蹄的統治下，他無時不在渴望轉移至西南大后方。他兒女幼小眾多，經濟困難且南下的交通阻塞，但是這些都不是他考慮中的主要問題。

        最使他難以割舍的，是他的事業上有關的研究資料，他的未完成的著作草稿、珍貴書籍、古物無法轉移和保存，這些是他的事業基礎。他說：‘我什么痛苦都可忍受，可是不能沒有事業。’他不能拋棄這批珍貴的古銅器，這是國家的寶藏，他認為決不能由他丟失。為了保全祖國文化、歷史稀有的珍品，他壓抑著受屈辱的民族自尊心，忍受著淪陷恥辱，留在北平。”（《容庚傳》）

        一方面指出他在滯留期間始終沒有放棄對日本入侵者的頑強抵抗，另一方面則強調其滯留北平并非由于家庭負累或路途艱險，而是無法割舍念茲在茲的研究事業，為了保護諸多國寶重器而不得不委曲求全。毫無疑問，這番話基本上可以視作容庚的自我辯解。

        隨著洪業于1946年遠赴美國，容庚也就此徹底退出洪氏的交游圈，在《洪業傳》之后的篇章里沒有留下任何相關的記錄。對于洪業當年施予援手，容庚究竟持何種態度，頗令人感到好奇。從《洪業傳》的敘述來看，洪業將容庚至北大任教視為“求溫飽”之舉，和上引容肇祖為乃兄所作的辯護相比較，雖然用意均在為其開脫，但前者視之為茍且偷生，后者譽之為忍辱負重，彼此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大概無法讓以“隱寓憤時之志”、“以寄心跡”自命的容庚感到滿意。

        敬畏和堅守

        洪業畢生喜好杜詩，1940年主持哈佛燕京學社時就曾指導聶崇岐等人編纂《杜詩引得》，并撰長篇序言考索杜集版本源流；1952年又用英文撰寫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成為英語世界中屈指可數的專門著作。二十年后，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在大陸出版，書中為趨時奉勢而刻意揚李貶杜，甚至罔顧史實的做法，無疑會激起洪業的強烈不滿。

        《李白與杜甫》中有一處提及杜甫《官定后戲贈》“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云云，郭沫若分析說：“河西縣在唐代有兩處：一屬于云南，在蒙自附近，天寶后沒入南詔；一屬于四川，在宜賓附近。估計杜甫被任為縣尉的是后者。兩者都是西南偏僻小縣，杜甫不愿意去做縣尉，他自己解嘲，是在學陶淵明不愿為五斗米折腰。……題為‘戲贈’，是表明自己的又高興而又不太高興。高興是樂得做了京官，不太高興是嫌官卑職小。”（《李白與杜甫·杜甫的功名欲望》）

        《洪業傳》中記載了傳主的回應：“一九七九年洪業被邀在哈佛講演，他即利用機會指出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一書中說杜甫拒絕做河西尉，不愿意去窮鄉僻壤，挑肥揀瘦，是大錯特錯了。因郭沫若抄捷徑用《地理辭典》，才以為河西縣那么遠。其實根據《元和郡縣志關內道》、《舊唐書地理志》等參考書就可知杜甫的時代河西縣只離京兆之奉先五十公里而已。”（第二十一章《幸存者》）講演的具體內容雖然不詳，但洪業的批評確實稱得上一針見血，干凈利落。

        就在洪業作演講的第二年，復旦大學歷史系譚其驤教授撰寫了《郭著〈李白與杜甫〉地理正誤》，其中有一節恰好也涉及《官定后戲贈》中的“河西”，認為“郭老所提到的唐代兩個河西縣，是從193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里抄下來的。由于抄得欠仔細，既有抄錯的地方，又沒有抄全”。

        隨后又根據《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等進行考訂，明確指出杜詩中的“河西”故址位于今陜西郃陽縣東南四十里。在當時的形勢下，譚先生自然絕不可能知道遠在美國的洪業此前對郭著也有過相似的批評，而雙方對郭氏致誤原因的判定乃至糾正其錯誤的依據竟然完全相同——當然譚先生的考訂更為細致準確——令人不由驚嘆世事之巧合。

        稍稍追溯一下譚其驤的治學歷程，就會發現早年在燕京大學研究院攻讀，以及其后在燕京任教的經歷，為他日后研究歷史地理奠定了極為重要的基礎。雖然在燕京求學期間，他主要師從顧頡剛和鄧之誠，并未聽過洪業授課，但當時歷史系的日常管理主要就是由洪氏負責，其謹嚴不茍的作風對于眾多學子的濡染感召是不容忽視的。譚其驤在1935年夏準備離開北平轉赴廣州，在猶豫未決之際就曾向洪業征求過意見，并得到鼓勵和支持（參見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第五章《編〈禹貢〉始末》），足見師生間的信任與契合。

        其實就算是洪氏稱許過的門下弟子，如齊思和、瞿同祖、周一良、馮家昇、聶崇岐、王伊同、鄧嗣禹、王鍾翰等等，各自的研究方向與他也并無多大關涉，甚至別有師承，他們對老師的感念主要源于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和治學風范。這從周一良先生的回憶中即可見一斑，他說洪業為歷史系學生開設的必修課，“對我這樣于考據之學初入門徑的學生來說，自然感到‘卑之無甚高論’。但洪先生思想敏銳，口才鋒利，講課時充滿機智與風趣，能把這些簡單枯燥的內容講得引人入勝。特別是貫穿于兩門方法課中的科學精神和嚴格訓練一絲不茍的要求，對我影響很深，一生受用。以后寫論文以及工作中嚴格謹慎的作風，就是洪先生這兩門課訓練出來的”（《畢竟是書生》三《求學北平》）。這種一絲不茍、嚴格謹慎的治學態度在譚其驤身上也盡顯無遺。

        洪業、譚其驤圍繞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所作的批評，在局外人看來或許也不免“卑之無甚高論”。的確，此類商榷性文字在兩人的學術研究中并不占據重要地位，但重要的是這師生兩代人不約而同地昭示給后來者這樣的信念：無論身處何種境遇，都應恪守學人應有的本分和職責，不降志，不辱身，始終保持對學術尊嚴的敬畏和堅守。

        未竟的事業

        劉知幾《史通》又是洪業傾注極大心血的研究對象。據《洪業傳》所述，“在學術方面洪業專心研究唐朝劉知幾的《史通》，他搜集關于《史通》的資料，從一九二三年就開始了，在這個題目上發表過五篇文章。這本集其大成的著作要用中文寫。

        可惜這工作最終沒有完成。”（第二十一章《幸存者》）研究計劃未能如愿實施，確實令人扼腕嘆息。究其原因則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移居美國之后相關文獻資料的匱乏。陳毓賢女士曾道出個中原委：“一九五〇年，洪業決定不回中國后，便寫信給聶崇岐，托他把自己多年搜集關于《史通》的書、手稿及其他資料寄到劍橋。聶崇岐回信說他把書寄來了。只是五十年前出版的書，因算是古籍不能出國。手稿則交給政府審查后才能寄出。不幸一九五二年美國和中國便斷絕郵路，以后便完全沒有聶崇岐的消息。一九六一年，一位在聯合國紐約秘書處工作的燕大校友黃迪到中國去了一趟。洪業又托他打聽能否把他關于《史通》的手稿帶出來。政府回復說請洪先生回來做研究，會有與美國相當的退休金給他。洪業覺得這簡直是勒索。”（第二十章《僑居劍橋》）

        但這一系列重大打擊并未徹底擊垮洪業，因為在此之后他并沒有打算放棄，1957年發表《〈韋弦〉〈慎所好〉二賦非劉知幾所作辨》，1961年發表The T'ang Bureau of Historiography before 708，1969年又完成《史通·忤時》篇的英文譯注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都是相關研究的副產品及前期準備。他當時還曾有譯注、校訂《史通》全書的計劃，據五十年代中期至哈佛訪學的余英時先生回憶，當自己向洪業提議，“請他整理出一個最理想的校本，分別刊行，以取得與譯注相得益彰之效。他表示十分同意我的看法”（《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

        由此看來，《史通》研究最終未能蕆事，僅僅歸咎于文獻資料的缺失還稍嫌不足，另一個因素或許同樣不容忽視，即在洪氏身邊缺少可以相互切磋交流的朋友。盡管當時同在哈佛任教的還有一位以博雅見稱的華裔學者楊聯陞，但其研究偏重于經濟史和制度史，大部分精力又被牽扯到撰寫各類書評之上，加之從五十年代中后期起就罹患抑郁癥，對其身心造成極大影響，恐怕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來應對細致深入的商討。

        可資佐證的還有王叔岷先生提及的一件往事。王氏于1959年夏遠赴哈佛遠東語文系，據其回憶，“在訪問學人宴會中，見到聞名已久并曾通信的洪煨蓮（名業）先生，握手言歡”。他又提到隨后與洪業通信論學的經過：“洪先生有篇《〈韋弦〉〈慎所好〉二賦非劉知幾所作辨》，文中所引《思慎賦》‘夫鐸穴由于足響’句，‘穴’下注云：‘《文苑英華》作“冗”，似誤。“鐸足響而穴”，為義甚佳，惜不知其有何典據。’我想，洪先生之所以疑‘穴’作‘冗’為誤，可能是認為‘冗’是‘冗雜’‘冗長’的‘冗’。我寫信告訴他，‘穴’字的俗書作‘冗’，與‘冗雜’‘冗長’的‘冗’相混，《文苑英華》‘穴’作‘冗’，‘冗’即是‘穴’之俗體，非誤字。洪先生接到我的信，非常感動，回信說他發現其他的‘穴’字也有作‘冗’的，佐證我的解說。洪先生的信我未保存，記得其中有句非常謙虛的話，說我提醒他是‘惠此孤學’。僅僅一個俗字的問題，何足掛齒！前輩之謙德如此，僅此一語，亦可見洪先生在哈佛大學之寂寞！”（《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四一《訪問哈佛》）對于文史研究者而言，保持獨立思考固然重要，但和同道中人相互切磋砥礪也同樣不可或缺。如果洪業身邊有王叔岷那樣擅長校讎的專家，則其《史通》研究應該還能有不少進展。

        洪業門下弟子翁獨健、王鍾翰在1980年初合力選編其中文論著三十七篇，匯為《洪業論學集》，其中《〈韋弦〉〈慎所好〉二賦非劉知幾所作辨》一篇依據的是1957年出版的《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所載的文本，內容一仍舊貫，并未有所增訂。想來洪業老境頹唐，意興闌珊，對此已無意深究了。《論學集》由北京中華書局于1981年3月正式出版，而三個月前，洪業已經在美國的家中安然辭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