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盛夏時節，一位小提琴家感到上臂疼痛。她去看了醫生，醫生讓她休息至少六周。她的經紀人向各大音樂機構傳達了這一診斷，引起了大面積恐慌。橫跨美國各大音樂廳的新音樂季節目冊都得重印，還要一一知會贊助人。樂團經理發瘋似的翻動手機屏試圖從聯系人名單中找個合適替補，籌款人則不停給關鍵捐款人打電話讓他們放心。

        旨在為音樂季的門面添光加彩的明星機制，早已一敗涂地。在明星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只有三位小提琴家成功地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如今一個也沒有了。音樂會的蛋糕上幾乎所有的櫻桃都消失了。在焦慮和衰落的年代，觀眾老齡化，藝術家提前三年訂演出計劃，古典音樂行業完全依賴于一小撮被證明有票房實力的藝術家。不管去哪里，總是那幾張熟面孔。德國的古典回聲大獎自2002年以來只選出過六位歌劇紅伶，好像只靠這六個人就能撐起全球一百多個大城市的歌劇演出似的。難道剩下那些就都是不會唱歌的無名小卒？

        中國是古典音樂增長最快的市場，被兩位青年巨星瓜分——郎朗走國際路線，李云迪是國內青年偶像。郎朗能提供更多產品，但李云迪在社交媒體上的粉絲數量秒殺他。其他鋼琴家的名字在中國大陸幾乎沒有號召力。

        偉大的小提琴家曾經山頭林立，如今已經減到哈恩、貝爾、穆特等寥寥幾人，有些小提琴家在本土發展不錯，比如法國的雷諾·卡普松，英國的奈杰爾·肯尼迪，德國的弗朗克-彼得·齊默爾曼。但若論國際舞臺上最響亮的名字，還是前面三位。半個世紀前，海菲茨是世界公認的小提琴上帝，他要求的出場費只比排在后面的十幾位頂尖同行高出百分之十，當時的領頭羊都多么具有平等主義精神啊！如果海菲茨生病，米爾斯坦、梅紐因、奧伊斯特拉赫、斯特恩、西蓋蒂、韓德爾、柯崗、吉特利斯、艾爾曼、蘇克、格魯米歐、弗蘭切斯卡蒂、阿卡多等等都能救場。而今天，多樣性哪兒去了？

        小提琴家克萊默是第一位發出警告的。在2011年夏天，他公開退出了群星閃耀的維爾比耶音樂節。“我根本不想呼吸那種空氣，彌漫著嘩眾取寵的氣息和扭曲的價值觀。”他寫道，“讓我們承認事實：我們對樂壇的毒氣擴散都有責任，如今‘明星’比創造力重要，號召力比天才重要，數字比樂音重要。”他后來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有些藝術家明顯成了這種現代音樂產業的受害者……如果有才華的音樂家打算用才能去換‘明星’墻的‘認可’，我會質疑他們的人品。”

        至于我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這種地表貧瘠的，我這篇小文章無法詳述，但最后階段肯定可以用氣候學家的術語“完美風暴”來形容。錄音業在一百年里慢慢培養了一大批古典藝術家，自己卻在千年之交經歷了無法逆轉的崩潰。錄音業的終結又碰上了互聯網的興起、電視真人秀的劇毒威脅，安迪·沃霍爾的“十五分鐘名人”迅速縮短到了十五秒。在新媒體環境里，任何人可以一夜成名，那些在錄音讓位于下載之前已經積累了聲譽的藝術家尚能延續榮光，但年輕一代卻發現成名的大門已鎖，守門的巨龍是媒體雜碎。

        三百年來的音樂會行當，沒有什么時候比今天的年輕藝術家更難成功了。明星制度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促發了種種次級產業的國際音樂大賽，于是音樂教授們暗自盤算著如何力推自己的學生，琴童們像羅馬市場里的奴隸一樣被推到漠不關心的觀眾面前展示才藝。極罕見的情況下，會有真正的才子沖破壁壘，比如上一屆柴科夫斯基鋼琴大賽的獲獎者丹尼爾·特里弗諾夫（Daniil Trifonov）。但如今，贏得大賽也未必能夠保證前途順暢。隨著大眾注意力越來越分散，大部分紙媒的不斷衰落，一個藝術新人如何才能吸引社會的目光？有人靠YouTube成名，比如鋼琴家瓦倫蒂娜·利希薩（Valentina Lisitsa）；有人嘗試電視快閃族。大部分人還是囿于傳統，從一個音樂廳飛到下一個音樂廳，對著稀稀拉拉的觀眾席演奏，祈禱能繼續得到演出邀請。明星體制扼殺了古典音樂的未來。

        不過災難往往是創新的引擎。如今明星稀缺，樂團和音樂節不得不絞盡腦汁應對危機。紐約愛樂本季的駐場藝術家是一個三十好幾、毫無名氣的小提琴家，麗薩·巴季阿什維利（Lisa Batiashvili）出生于格魯吉亞，技藝精湛，政治上也敢發言。她會成為克萊默那樣的藝術家，絕不參與名利游戲。美國西海岸的洛杉磯愛樂雇用了一位視頻藝術家在音樂會時“描繪”迪士尼音樂廳，通過環境變幻來提升藝術體驗。在布達佩斯，一位指揮家用半個小時齊唱開始排練。我們沒時間坐下來哀悼明星制度之死了，它的死早已被預言，而且拖得太久了。現在機會到來，該換上嶄新的音樂車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