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學院派不同，我頑固地認為，詞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沒有其他方面可以與之相提并論。查得率是一個很低級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廣大讀者的需求。”

        提到陸谷孫教授，就連復旦第九宿舍的小區保安單師傅也知道他在編一本詞典，“老人家真的不容易，年紀這么大還在操勞，身體也不是太好。”采訪持續了兩個小時，臨近結束，陸教授頻繁地掏出紙巾，捂著嘴一陣陣咳嗽。“我現在的感覺是如履薄冰，不知道為什么，自信心越來越稀缺，可能跟年齡也有關系。”

        《中華漢英大詞典》（上）出版的日子越來越近，這位從不忌憚英語的主編不時也有焦慮，但更多的是苦盡甘來的期待，“一直在黑暗隧道里爬行的編者們即將看到洞口的光亮。”

        聽說您編詞典時常會陷入“走火入魔”的狀態。

        陸谷孫：去年此時生了一場病，被送進重癥監護室，4月份出院，5月份又改起了《中華漢英大詞典》的校樣。看到紙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標記，整個人都像在跟所剩無多的時間（borrowed time）賽跑。我的名言是 “Secret of success is indifference to success”（成功的秘訣就是不在乎成功）。

        過去編《英漢大詞典》的時候就盼著趕快弄出來，每天看完12頁校樣成了強迫癥。誰會妄想成功？白天在社科院上完班，由交通車送回復旦，這時腦子已經不好使了。進了家門，先灌上幾口白蘭地，滑潤一下緊繃的神經繼續看校樣。等到阿姨做好飯，胃口也沒了，需要芥末來刺激自己。咖啡、香煙也是如影隨形，苦是苦了點，但總算把詞典的校樣全部看過一遍。現在不行了，只能采取“撒胡椒”的方法，因為沒有足夠的精力去通讀整本詞典。

        完成《英漢大詞典》已屬不易，再編《中華漢英大詞典》算是自討苦吃了吧？

        陸谷孫：1991年，我通過謝希德校長介紹，認識了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見面時，他就跟我講，梁實秋、林語堂編完了英漢字典又去編漢英詞典，你也應該這樣做。這番話勾起了我一點小小的虛榮心。當時《英漢大詞典》的編纂工作已經全部結束，我覺得時機也挺合適。

        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這與我的國外見聞有關。上世紀80年代，初出國門的我在英國、美國、加拿大逛華文書店時注意到一個現象——外漢字典的銷售情況并不好，而有意購買漢外字典的外國人倒不少。但是書架上的漢外字典要么種類稀少，要么內容過時（“文革”后期），讓許多顧客無從選擇。

        我想讓這本《中華漢英大詞典》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的傳統與文化，比如“萬福”跟“叩頭”有什么不同，“清明”為什么又叫“百六”（冬至后106天）。除了讀音和字義，還要讓他們了解一點漢字的形訓，比如寶貝的“寶”，屋頂下面有玉，這是簡體字，而過去的繁體字“寶”就更復雜了——屋里有缸，缸里藏著玉和錢。

        如此說來，《中華漢英大詞典》的目標受眾主要是外國人。

        陸谷孫：至少在我的潛意識里，說起漢英詞典，首先想到的是外國人，早期不是有傳教士把華英字典叫作《西儒耳目資》嗎？當然，我們同時也考慮到年輕一輩的中國讀者，就算他們不認識古字、古詞，還有一些舶來專業術語，但是通過漢語詞條所對應的英語解釋，說不定還能有助于對本族語的認知。名言、熟語、諺語、歇后語等等，可以用來補一補傳統中華文化方面的缺陷。

        理想的設計是，《中華漢英大詞典》可能也應該派生不同的用途，一本在手就能解決多方面的問題。

        與詞典打了半輩子交道，您是如何來判定一本詞典的優劣？

        陸谷孫：與學院派不同，我頑固地認為，詞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沒有其他方面可以與之相提并論。任憑你把學術性、科學性、創新性說得天花亂墜，一旦多數詞條查不到，人們立刻對這本詞典失去信心。反過來，如果能在待查的10個詞語中找到八九個，那么讀者與編者雙方都會感到很滿足。

        我這樣說是回歸常識，而生活中有太多方面需要回歸常識。查得率是一個很低級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廣大讀者的需求。有人做過統計，我們過去編的《英漢大詞典》在“中國使用最多的書籍”中排名第24位，其中較有人緣的原因之一，我歸結于查得率高。當然釋義是否精準，例證是否豐瞻，也很重要。

        求學和治學這么多年，您對于其他漢英詞典的印象如何？

        陸谷孫：我在復旦求學的時候，曾在學校圖書館借閱傳教士馬禮遜編的字典，其中難免有誤譯的地方，斷句取例出問題，比較多一些，但已經相當不錯了。對于作者本人，我也非常欽佩，特別是那種信仰的力量和犧牲精神。

        今年我們出版《中華漢英大詞典》也算是給漢英字典在華編印200年的一種紀念。我以前用得比較多的是吳景榮主編的北外一本，后來的程鎮球《新時代漢英大詞典》和吳光華的《漢英大詞典》也都用過；此外，還有林語堂的《當代漢英詞典》，他的釋義拿捏得很準。至于梁實秋，后來臺灣遠東集團的浦老板還曾邀我修訂《遠東漢英大辭典》，出于多種原因，事情沒有做成。

       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周有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把馬修斯（1931）、林語堂（1972）、外研社（1978）以及夏威夷大學的德范克（1996）所編的四本漢英詞典稱為“四座里程碑”。

        想當初，《英漢大詞典》的編輯陣容可謂是臥虎藏龍，那么《中華漢英大詞典》呢？

        陸谷孫：《英漢大詞典》一開始聚集了108將，那時候剛剛打倒“四人幫”，“五七干校”還沒有取消，誰要是不愿去干校，就可來編字典。后來改革開放了，國家號召向科學進軍，于是慢慢都離開了。編到最后，也是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只剩下17個人，老弱病殘，苦撐苦度罷了。

        在籌備《中華漢英大詞典》時，很難再找人和我一起干到底。而我的愿望是有人精力旺盛，知識儲備勝于鄙人或大致相當，年紀小20歲，那樣的人即使只有個位數，詞典的水準就不用擔心了。這部漢英詞典，在摸索、試錯以后的若干年，直到本世紀才正式啟動編纂，而集中力量做事的話，大概也就是那么六七年的工夫。現在的這份參編人員名單凡51子，但是來來去去，而且個個都是兼職。

        《中華漢英大詞典》一定有它的獨到之處？

        陸谷孫：語詞部分主要參考《漢語大詞典》，百科以及準百科性的內容來自《辭海》，因此一大特點就是雜。古詞、新詞都有，前者甚至超過了約四分之一的份量。

        舉個例子，“般爾”是魯班（名公輸般）加王爾，意指能工巧匠，但我本人并不知道這個詞的意思，編寫就是學習。又比如“暗九”，一旦生日逢九的倍數，舊時的人往往要去廟里燒香，諸如此類的民俗還有很多。從中醫穴位到陰陽八卦，我們都有介紹，查閱詞典就是一個溫故而知新的過程。

        除了兼顧時間軸上的遠和近，我們還吸收了港澳臺地區以及海外華人的外來詞，使其成為漢語里面一個共核部分，借助英文翻譯讓大家培養認同感。何樂而不為呢？比如臺灣人說的“博愛椅”（priority seating，內地譯作“老弱病殘孕專座”），香港的“大聲公”（bullhorn，內地譯作“手提式擴音器”）。此外還有近年風靡起來的“待飲愛心咖啡”（suspended coffee），即多付一杯咖啡的錢，留待其他貧困人士享用（不知境外如何翻譯？），等等。

        兼收并蓄不等于來者不拒吧？

        陸谷孫：在收詞方面，我們的范圍比《漢語大詞典》廣，門檻相對要低，容忍度則高一點。比如方言里講的“打八刀”（把“分”字上下拆開），就是離婚的意思；一些臺灣人說的“貝戈戈”，其實是“賤”的繁體字左右拆分。俗的詞條也是有尺度的。語言不可能全都是干干凈凈表達正能量的，里面肯定有所謂的渣滓。

        最近我就加了一條“閉上你的臭嘴”（按字母讀出syfu，即shut your f—k up），但是這種例子極少，那幾個四字母詞，能不出來就不出來。不可能編一本《五十度灰》那樣的詞典吧？《中華漢英大詞典》盡管收入了“自慰器”這個詞條，但白描式的色情、吸毒是堅決不碰的，我們自覺地給自己拉了兩根警戒線。

        您在前言提到了美國的一個中文詞庫，稱其為原初的始發點。

        陸谷孫：這個說來話長。在“乒乓外交”以前，美國人要了解中國的情況，包括文字語言方面。華盛頓的一些美籍華人與教中文的美國人組成過一個叫做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Assistance的團隊，專門收集中文報刊的詞語，還包括日本和臺灣的中文字典，形成了一個電子檔案。

        中美建交后，他們覺得用處不大，就聯系了我們，希望從里面挑一些有用的詞語，編一本詞典。后來對方未能促成此事，就把這份檔案送給了我們。實際上這是一份原始的素材匯集，意義不是特別大。我們還參考了香港的Livac語料庫，在比照、核對兩岸三地漢語用詞時獲得了大量權威性的數據。

        編漢英詞典的先決條件是英語過硬，這種本事是否就體現在釋義和例證？

        陸谷孫：釋義最難做到的是，一方面保留漢語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尊重譯入語的表達習慣。在兩者之中尋找一個最佳折沖平衡點。

        有時做到了等值，“殺豬一樣地叫起來”（squeal like a stuck pig）；有時或多數時間卻不行，這就要求我們在翻譯時盡可能地追求準確和精細，或曰考究，比如“吹胡子，瞪眼睛”，能直譯嗎？只能譯作“with foaming ire”之類。又如“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錢”，我們有好幾個譯法，譬如stupid hilarious response to duplicity，我喜歡這個翻譯。

        《中華漢英大詞典》的例證主要是短語，但冷不丁會冒出一個長句，這些都是編者讀書摘來的。還有一種特殊的情況，即英語的語言現象和語言事實在先，把它翻譯成漢語后再加入到這本詞典中，形成了英語的釋義。比如我們翻譯的“鳧空”一詞，大家在電視上都見過這項極限運動，但說起“skydiving”往往在中文里“夾心”，因為找不到對應的漢語。

        記得在編《英漢大詞典》時也進行過類似的“造詞”試驗，我想把“pizza”翻譯成“皮雜餅”，讀音和字義雙雙接近，因為上面什么都有，土豆、香腸、芝士……多形象啊，可惜沒有人聽我的。就算行不通，我還是想去試試。

        釋義如何精益求精，您的說法是“超越等值”與“漾溢”。

        陸谷孫：在我看來，英漢、漢英詞典的翻譯，其要點不是搭橋，建橋是定點（from pointto point）的，而翻譯宜像直升機一樣，飛過文化障礙后，尋找一個地貌與出發地基本相符的目的地再降落。簡言之：飛越，抵達。

        比如我翻譯的“小蔣在許多方面繼承了老子的衣缽”，“衣缽”直譯就是mantle，不過我想到的是“JiangtheJr ishisfather’ssonin manyways”,這就是我所向往的“目的地”。在沒有上下文語境的詞典中引入“漾溢”與“超越等值”的概念，無非是給自己增加難度，但是做到了會很開心。（有興趣的讀者可讀這部詞典的前言。）

        您常說編詞典是遺憾的藝術，《中華漢英大詞典》能避免嗎？

        陸谷孫：不能。手頭的《征求意見本》我看了150頁，發現問題還不少，比如在commmon sense、Great Britain前面加上“the”就是硬傷。從第一稿開始，每次都是想辦法改一點、再改一點。慶幸的是，我們還有時間修改。如果問我編這本詞典有什么遺憾的話，龐雜可能會成為未來讀者找茬的一個handle（把柄）。

        有好多詞條是重復的，我們往往是有聞即錄。比如“白日見鬼”與“白晝見鬼”、“百孔千瘡”與“千瘡百孔”，這樣一來，詞條就會泛濫，統計數字也會增加，全書臃腫，希望第二版想個瘦身的辦法。其次，中國讀者可能對我們的排列法感到不習慣——先是拉丁字母的音素，然后是漢字的聲調，這實際上是二元法，導致形狀一樣的漢字分散在詞典的不同角落。于外國讀者而言卻有好處。外國人學漢語，主要的問題是四聲不分，非北京人學普通話（譬如鄙人）也會碰到相同的問題。

        上月舉行的第33屆巴黎語言博覽會，來自法國里昂第三大學的一個文學博士是中國通，就為四聲撓頭，其原話是：“就我個人來說，困難的可能是聲調，最大的困難到現在也還是兩個三聲的中文字連讀，就變成了二聲和三聲。”

        有學者表示，上海話中的“囡”，注音應該是“nuan”，而非現在默認的“nan”。

        陸谷孫：其實“nuan”音也非忠實描記滬音。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方言詞條的注音與當地讀音有相當大的距離，怎么辦？方言學家也許有辦法。我們是黔驢技窮，只能暫從普通話，先把方塊字對付完再說。更何況“十里不同音”，漢語方言太復雜了。

        也有人提出，叫《中華漢英大辭典》更加貼切。

        陸谷孫：可能是一種命名的慣性。其實我也覺得“辭典”要比“詞典”好，因為它包括了字、詞、語，還有百科性質的內容。我還希望封面設計弄得好看一點，別動不動就是大紅底版加金龍。就我個人而論，《英漢大詞典》第二版的封面是我最滿意的。

        我看到您在校樣的左上角寫了一句“對不起”，這是為什么？

        陸谷孫：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與遺憾，總歸還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但畢竟參與的人多，直到第三、四次，修改還是密密麻麻。這讓我有點不好意思，老是改來改去，原編者覺我討厭，更給排版公司添麻煩了。

        “文革”期間，我編《新英漢詞典》的時候還是鉛字排印，我因為修改校樣太多而遭到了工宣隊的訓斥。可是不改的話，縱容錯漏等于把詞典扔到了歷史的垃圾堆。后來他們讓我去端鉛字字盤，在寶興路的商務廠，體會一下勞動的艱辛。話說回來，要不是這樣無休止的改和加，《新英漢》后來能累計售出一千萬冊嗎？書編成之后，重要的是復旦出版社得找個強大的海外發行伙伴，漢文部分簡體改繁體時，別出“尼克松”變成“尼克鬆”、“皇后”變成“皇後”之類的笑話，銷售做得更給力些。

        最后一個問題，編詞典算是學術研究嗎？

        陸谷孫：這一點我也很困惑，似乎受眾面太廣的都不是學術。通俗地講，就是大多數人看不懂的，少數專家就懂，而越是小眾，往往越容易進入高精尖、高大上的排外式俱樂部，接地氣的就不行。

        編纂詞典不能作為科研成果，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參與編寫的人員不能藉此評職稱，但是寫一篇譬如關于詞典查得率的論文，出個所謂的田野調查問卷（我一直反對“田野調查”的譯法），列些數據，大概反倒可以視為學術成果了。殊不知，編纂詞典同樣涉及理論問題，而受益者又多得多。搞學術研究的本身，可能無時無刻不在查詞典吧，否則哪會把“斧正”寫作“扶正”呢？

        本文發表于2015年3月27日的《文匯報》“文匯學人”，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文匯學人”的微信公眾號是“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