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天，是辛豐年先生去世一年的紀念日。我們在此刊發一篇辛豐年之子嚴鋒的舊文紀念這位老人。嚴鋒在文章里，講了父親，講了父親和他的朋友李章一段二十多年的友誼，也講了一個“無比豐富”的時代的側影。

        1991年3月，我從南通去復旦報考賈植芳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見到陳思和老師，他說真巧，王安憶和李章去南通看望你父親了。王安憶當時已名滿天下，我也已經做她粉絲多年，但她的先生李章還是第一次聽說。幾天后回到家中，聽父親講起他們夫婦的這次來訪，我問他對王安憶有什么印象，他幾乎說不上來，關于李章卻說了很多，看來他的注意力全放在李章身上了。

        這也難怪，父親對當代文學相當隔膜，音樂才是他更熟悉的語言。他愛了音樂一輩子，卻始終把自己定位為業余的門外漢，對門內的專業人士有特殊的敬佩。李章做過樂團指揮和作曲，屬于父親心目中的“專業人士”。后來又編輯大名鼎鼎的《音樂愛好者》雜志，在《讀書》雜志上看到父親的專欄，當即約他為《音樂愛好者》寫稿。

        對于一位名不見經傳、身居外省二線城市南通的民間愛樂者來說，自然有知遇提攜之恩。但是父親對李章，有著超越共同愛好和編輯作者的關系。他常對我說，李章是個好人。在父親的語匯中，好人是他對人的最高評價，非常難得。他自己也是好人，好人對好人，老實人對老實人，認真的人對認真的人，又有共同的愛好和話題，從此開啟二十多年的友誼。        

        對于這第一次見面，李章這樣寫：“辛豐年煥然一身新軍裝，早早地等在我入住的有斐飯店門前，濠河在他身后流淌，這畫面莊嚴鄭重，令我肅然。”我是在父親去世后看到李章的文章才知道這情景，父親對物質看得極淡，收入又都投到書籍和音樂上，對衣服食品都完全不講究。那套離休時發的新軍裝就是他最好的行頭，極少的場合才穿上，他真的是對李章的來訪看得很重了。二十二年后，李章去南通與他告別，也是一身黑色正裝。李章說，這就像奏鳴曲式的兩端，呈示與再現。        

        在整理父親遺物的時候，我發現了不少李章的來信，都非常長，有的還精心地貼著各種照片。這些信都放在父親寫字桌的抽屜里，在他最觸手可及的地方。這也令我吃驚，因為父親這些年來經過兩次令他痛苦不堪的搬家，已經把他的大多數個人物品都“處理掉”了。書和唱片都送給了我和他的朋友們，自己只留了約一百本，因為要和我弟弟、弟媳一起生活， 他不希望自己的東西占太多的空間。他就是這么個極端為別人考慮的人。        

        同樣，李章也保留著父親二十年間給他的幾乎所有信件。在這些信里，他們談稿子，談怎么辦好雜志，談音樂，談淘碟，也談自己周圍的事情。從這些信中能看出父親很多文章的緣起和修訂過程，看出他晚年愛樂的心路歷程，也能看出世事風尚的變遷。這些年，無論音樂還是其他東西，都變得太快了，但是父親和李章之間的相知相敬不變。        

        不變的還有父親對李章的稱呼：“李章同志”。今天的年輕人看到這稱呼會覺得很奇怪，至少不相信這是老朋友間熟稔的語氣。但我知道對父親來說，“同志”就是他親切而尊敬的用語，其意義超越世俗與時間。        

        不變的還有父親這些書信的文筆，平實、簡潔而有味，一如他的文章，只是更家常隨意，讀起來更放松。感謝李章的精心保存，我讀這些信的時候，差不多能比較完整地還原父親這幾十年寫讀的歷程。我所知的，可以參證；我不知的，可以補充。        

        父親給李章的第一封信是1990年6月4日發出的。這一段時間，他們主要談論的是《音樂愛好者》開專欄的事。據李章說，他給父親的第一封約稿信是寫給《讀書》編輯部，讓他們轉發的，不久就收到回信。當時《讀書》的君子之風，可見一斑。        

        有意思的是，父親也談了很多對雜志的設想和創意，從選題、欄目的設置，作者的推薦，到版式的改進，從一開始就提了許多建議。這種對雜志本身的關注，對上面文章的評點，一直延續了整整十年，直到李章離開《音樂愛好者》。我后來也參加辦過雜志，今天重讀這些信，換一個角度看，感覺他的編輯思想相當不俗。推薦的作者，比如徐遲、方平、鯤西、程博垕、何滿子等等，都非常對路。而且他好事做到底，往往連人家的地址電話都附在信中。

        父親外表冷峻嚴肅，其實骨子里極熱心，尤其是對他感興趣的人和事。另一方面，父親當過多年福州軍區軍報《解放前線》的副主編，對辦刊業務是熟悉的。有時候我也會想：假如“文革”前也有《音樂愛好者》，假如我父親不是編軍報，而是編音樂雜志，會更加人盡其用吧。想到這里的時候，我就忍不住又要感激李章，是他激活了父親心中早被埋葬的許多熱情和夢想，讓他后來的人生得以彌補許多缺憾！        

        這些信就像父親的為人，完全沒有廢話，毫不矯飾。一切人事，喜歡的就是喜歡，不喜歡的就是不喜歡，直抒胸臆。正在看的書，正在聽的音樂，他會熱情地推薦（或不推薦）：        

        這一期全閱過。趙曉生的文章我很欣賞。你們應該盯住他多寫一些。可憾《鋼琴之道》至今看不到！（1991）        

        《天下風云一報人》《費正清對華回憶錄》都很值得一看，《紅樓啟示錄》就絕妙！此公真是“學者化”了，了不起！（1991）        

        陳丹青文寫得好，中國畫人多能文，樂人似不如。（1993）        

        《燕樂探微》。才看了一部分，覺得既有見解，又有文采，很吸引人讀下去。（1993）        

        不知注意到《布拉格》沒有？我現在才發現，這是他最美妙的交響曲之一。尤其是第一章，那復調性與交響性真是太好聽了！（1996）        

        前幾天把莫扎特《布拉格》又聽了一遍，享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歡悅，幾乎是ecstasy（狂喜）的感覺！我有兩張，一是拿索斯的，一是DG中價片，是伯姆指揮維也納，后一張更精彩。前些時函購（廣州）到比切姆指揮的戴留斯選集，Decca雙片，這也是我最陶醉的音樂，前年無意中發現，中文中的“惆悵”一詞，在英文中似乎找不到對應之詞，為此還特意去買了一部《林語堂漢英詞典》，仍無結果。現在又發現，戴留斯的音樂即是“惆悵”一詞的好注解！不過真正中國味的“惆悵”還須到黃自的《玫瑰三愿》《春思》，以及陳田鶴的《江城子》中去找。（1996）      

        ……        

        但父親不僅是熱心的推薦者，也是謙卑的學習者和聆聽者。這些書信也可以看出父親幾十年求知的足跡。他是個特別不愿麻煩別人的人，但是一涉及想看的書和音樂，這些自律仿佛土崩瓦解。他不斷請李章幫他找書，找碟。1994年，他終于咬牙買了個索尼的CD隨身聽，碟片也成為他倆重要的話題。父親退休金微薄，無力負擔太多昂貴的正版碟，連盜版碟也只能省著買，所以這方面信息的交換就格外重要。但是，若遇到真正心儀之物，他會毫不考慮價格的問題：“今昂貴若此，只好等等再說，但假如有莫扎特鋼琴協奏曲全集，則愿以千元購之。不知有沒有？拜托留心！”        

        信中提到的一個人名，特別讓我感慨。1991年，我父親應我中學班主任楊老師的邀請，義務為他們中學設計音樂欣賞課程，推薦曲目。父親并隨楊老師赴上海挑選唱片。在延安中路537號中圖進出口上海分公司，父親見到一位也是義務在那里幫忙的程博垕老師，兩人相談甚歡，并留下地址通信聯系。

        這位程老師，是上海愛樂者中鼎鼎大名的人物，對唱片熟得不得了。父親向他請教了許多問題。我后來去中圖也幾次與程老師攀談，受益匪淺。說到程老師，我就想起我最佩服的上海愛樂者兼音響制作者，一位自稱“勃總”的網友。勃總身懷絕藝，睥睨天下，罵遍網絡，真個是誰都不放在眼里。后來我專程去虬江路音響市場拜訪勃總，他說音樂界他最佩服兩個人，一位是程老師，另一位就是辛豐年。勃總的真名叫嚴峰。        

        父親常贊李章的信內容豐富，很有看頭。父親這生最大的遺憾就是幾乎沒有機會聽現場音樂會（當然在“文革”前很多作品他連唱片也沒有條件聽到，只能通過讀譜來感受），“文革”后，開始有世界頂級的樂團來訪，但一則路途遙遠，資費壓力大，另一方面父親也日漸年邁，無力遠行，連吳祖強先生邀他去北京聽世界四大樂團的演出也只能忍痛謝絕。而李章這方面的活動很多，每聽必向父親詳細描述現場情景，使他感同身受，過過干癮。

        這些年父親對音樂界的活動的了解，很多都是從李章那里來。父親也會把自己的理解與李章的現場報告結合起來。比如李章聽了圣彼得堡國立交響樂團的音樂會后，他們對里姆斯基-科薩科夫的《西班牙隨想曲》進行交流：        

        李：“可能我正受到您《兼聽則明，冷暖自知》文稿的影響，跟同時演出的里姆斯基-科薩科夫一比，《西班牙》就是華麗，別的就沒剩下什么了。而我以前是多要聽《西班牙》呀！總譜也曾背過的，當時我特別迷里面的小提琴Solo。其實他們演奏得最‘原本’，一開始全奏就出我意料，主要是齊。齊，其實很不容易。還有銅管的和弦短促有力，刀切一般，又有彈性。短，其實也不容易，尤其發音遲滯的長號、圓號等，我們的樂隊就是做不好。”        

        辛：“你說《西班牙》只有外在效果，我倒覺得它比《天方夜譚》耐聽，有熱力，有較真的意境，可能因為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對西班牙的樂與舞感受深于‘東方’的？‘偽西班牙’勝于‘偽東方’。此作之配器當然是很有聽頭的，可惜總譜上有的東西，唱片上聽不見。例如弦樂的泛音，這次你聽出沒有？（如總譜[人音版]P.75）我筆記上有兩條，可以奉告……”        

        這樣隔空的音樂對話，還有不少。盛年風景，相知樂事，是任何文章中難以見到的。        

        信中經常可以看到父親說自己這也不懂，那也不懂。這不是矯情，確實是他的真實想法。父親是把自己看得很低的，有個出版社出了本集子，收錄了文人談樂的文章，中國的收了他和李皖及另外一人，其他都是蕭伯納、茨威格等外國作家，父親就很生氣，覺得不應該把他與那些文豪并列，中國部分應該選更好的代表。李皖曾經在《讀書》寫過一篇論父親的文章，對他頗有批評，大意是他那種風格過時了，不太適合現在的愛樂者。當時朋友們讀到這篇文章后都十分生氣。但父親卻說他批評得有道理，在給李章的信中對李皖相當贊譽，并建議把李皖批評他的文章收到將要出的集子中，讓讀者可以更好地選擇。        

        父親的另一遺憾，是他覺得難以走進西方現代音樂的門檻：“來信使我為之震動又茫然自失的是那句話：20世紀將逝，而我們對它的音樂知之甚少。我痛感到自己對現代音樂之無知，但要補救似已無及，很有可能我自身也將隨20世紀而去。可能還等不及。即便19世紀18世紀的，我所知也不多。要爭取補課的話，補哪一頭？我真是兩頭不著實了！”        

        與遺憾相隨的，是信中無所不在的緊迫感。越積越多的書，越買越多的唱片，越來越抖的手，越來越無力的雙腿，越來越弱的視力，各種來不及完成的寫作心愿……從第一封信到最后一封信，我看到父親的衰老，無奈和不甘。他不怕死，真的不怕死，但是他怕愚蠢而無知地死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盡量做一個明白人。他知道自己的限度，但一直不放棄求知的努力。        

        在后期給李章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        

        李章同志：        

        這個夏天，我才發現自己真是已經老了，而且老得厲害，這是前所未有的。癥狀是：走五百米以上，兩腿就疲軟，買米超過十二斤，拎起來就吃力得很，看書二十分鐘，不休息一下就看不清楚了。尤其可怕的是早上爬起來，白天坐久了站起，頭里便一陣黑，頭昏眼花，不扶什么便站不穩。平時我經常不午睡，現在是終日老想睡，昏昏然。今年病倒過幾次，雖過幾天又起來，始終沒能完全恢復過來。        

        這是自然法則，無法抗拒的。經過“史無前例”能幸存至今，又看了那么多好書，聽到了那么多過去做夢也想不到的音樂，這就該感謝上蒼了。所以我并不頹喪，泰然處之，照舊讀書不輟。只是家務多（特別是要照顧小孩），空閑太少，眼又壞了，看書很慢，買來的好書積壓未看或未細看的不少，使人著急，有負債乃至負罪感。        

        熟悉父親的人都知道，他這個人太好，但命運對他太不公，這輩子過得太苦，磨難冤屈之深重，沒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難以想象。但是父親說得也對，上蒼另一方面待他也不薄，給了他音樂和書，還有李章這樣的知音摯友，其道不孤，確是苦難人生中的難得的快樂。        

        還給了他覺悟：“早死晚死我不在乎，不死于浩劫，反而茍延殘喘性命至今（81歲了！）真沒想到。可慶幸者，‘若使當年身便死’，我就成了個糊涂鬼。一個愚蠢的拜神者。如今則不必為此自慚了。”        

        對一個劫后余生者，還有比這更好的安慰嗎？

        本文發表于2014年7月1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