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65年是西歐地區一體化進程剛剛起步的階段。在這一時期，美國的態度對于一體化進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用馬歇爾計劃支持西歐經濟一體化

        一方面，西歐國家自身面臨著二戰所造成的嚴重破壞，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國內政治也動蕩不安；另一方面，西歐國家之間、尤其是法德之間的仇恨、戒心由來已久，戰爭才剛剛結束，這些情緒仍然十分強烈。這兩方面的障礙因素，只是在美國作為霸權國、而且積極支持西歐地區一體化進程的情況下，才幸運地被克服。

        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提供了200億美元的援助，但是美國政府明確要求對資金進行協調適用，并且是通過一個具有地區經濟一體化組織雛形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來進行協調的。

        由美國援助所推動的自助和互助行動，是把西歐國家串起來的紅線；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使得西歐國家對安全有了信心。

        從1945年到1965年的這二十年中，西歐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還得益于美國所采取的自由貿易政策。在這一時期，即使是在安全領域這樣一個十分敏感的方面，美國政府在堅持北約中心角色的前提下，也支持西歐國家進行一定的地區軍事一體化。

        言不由衷的支持起于1965年

        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到了1965年，法國、德國和英國等實現了經濟的復興，與美國的差距有了顯著的縮小。作為一個整體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已經在一些指標方面超過了美國。例如，在出口貿易方面，1970年，歐共體六國占世界的份額為27.6％，美國是13.7％。

        西歐的經濟崛起使得美國政府越來越不愿意像以前那樣寬宏大量。相反，主張公平貿易而不是無條件自由貿易的呼聲開始出現，并且變得越來越強烈。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和歐共體之間出現了大量的貿易爭端、報復與反報復。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傾向于利用關貿總協定（GATT）機制來抵制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消極效應。美國的貿易官員們經常談論所謂的“堡壘歐洲”，試圖把有關的爭端遞交全球性的國際制度解決。

        美國的北約一體化戰略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期受到了一些挫折。1966年，法國總統戴高樂從北約的軍事一體化指揮機構中撤出了法國的武裝部隊，并制定自己的核防御計劃。所有非法國的北約部隊不得不離開在法國的北約軍事基地，這導致1967年10月北約的總部被迫從法國的巴黎遷往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雖然這一挫折并未改變北約作為大多數西歐國家安全首要提供者的角色，但的確給北約造成了不大不小的麻煩。

        美國對歐共體的政治統一雖然仍然表示支持，但卻開始公開提到這種統一對美國的影響。基辛格曾說，他和尼克松總統“對歐洲一體化給美國以及大西洋盟友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系帶來的問題表示關注”。對于歐洲要求的政治獨立和大西洋平等關系，這在某種程度上客觀沖擊了二戰后的霸權制度體系，美國政府雖然不能明確反對，但其支持可以說是言不由衷。

        用北美自貿區對西歐一體化施壓

        從1985年開始，美國和歐共體圍繞著鋼鐵產品、高技術產品和農產品的出口貿易摩擦不斷。美國貿易代表（USTR）希望為美國的商品和投資贏得更多的開放市場。除了繼續通過關貿總協定框架來處理和歐洲的貿易爭端，美國推行了另外一個戰略——北美經濟一體化，首先是美國和加拿大的經濟一體化——來減輕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壓力。

        通過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進行經濟一體化，美國希望在同崛起的歐共體進行談判時能多一些籌碼，推動陷入僵局的烏拉圭談判回合。

        與西歐地區一體化進程的目標不同，美國在北美地區所推動的一體化進程，主要是在于給歐共體和日本施加壓力，而不是自己要建立一個類似的地區集團。對于美國來說，通過全球性的國際自由貿易制度體系始終是最重要、最有利的選擇，因為它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為美國企業開辟全球市場，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個地區。

        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繼續運用GATT機制和北美經濟合作來抵制西歐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消極效應。美國還提出了跨大西洋經濟一體化的新倡議，試圖建立一個跨大西洋共同市場。

        不容歐洲質疑北約地位

        一些歐洲國家試圖建立獨立于美國和北約的地區防務力量，而美國則堅持北約是歐洲軍事一體化的核心，美國不能被排斥出去。盡管歐洲的獨立防御水平還遠不能挑戰美國的霸權實力地位，這一傾向已經招來了美國政府的公開反對。美歐的政治沖突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前達到了頂峰。這一沖突導致了美國國防部長所謂“新歐洲”“舊歐洲”的區分。

        隨著西歐地區一體化進程的加深和成員范圍的不斷擴大，美國的戰略也在發生一些變化。從表面上來看，美國政府時常聲稱它是歐洲地區一體化的堅定支持者，但是涉及到具體到貿易、軍事和政治議題時，情況卻并非如此。

        一方面，美國對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所必然具有一些的歧視性措施感到不滿，尤其是當西歐國家經濟實力恢復以后，美國希望在全球自由貿易的制度體系和跨大西洋共同體中化掉“堡壘歐洲”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美國對北約的首要地位持不容懷疑的態度，在國際事務中并不把歐盟完全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

        小結

        從1945年到1965年，美國和西歐國家以及地區整體的實力關系和制度關系都處于一種緩和的狀態，不僅如此，由于蘇聯在結構層面和制度層面都構成了美國和西歐的戰略對手，因此美歐之家的制度關系還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因此，在這一時期，美國方面基本上對與歐洲一體化進程持積極支持的態度，甚至在北約建立之前還積極支持西歐的安全合作。

        由于美國的西方盟國在20世紀70年代獲得了經濟大國地位，而它們有的經濟實力已經超過了蘇聯。對美國的霸權實力地位來說，當時蘇聯是最危險的軍事敵人，而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日本則是最主要的經濟威脅。

        蘇聯解體以后，歐盟繼續擴大、整體實力進一步增強。歐洲人傾向于堅持一些美國所不能主導的多邊國際制度——例如聯合國大會——的重要性，強調單極秩序的負面效應。實力關系和制度關系都趨向緊張，因此，美國對西歐的地區一體化所采取的打壓力度也不斷加大。但是雙方軍事力量的差距仍然明顯，同時制度意識形態的一致性仍然較強，因此至少在表面上美國仍然支持歐盟的一體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