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普數據表明，中國有14.1178億人口，居住在鄉村仍有約5.1億人，占36.11%；全國老齡化程度是18.7%，而鄉村的老齡化比例是23.81%。中國的農村養老問題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因經濟社會環境不同，中西部農村養老問題尤為突出。近期，筆者在江西B村調查發現，農村養老已經出現分化。一部分老人隨子女進城養老，一部分老人身體健康仍然可以種地自養，最讓人擔心的是失去了自養能力而子女又供養不足的老人。 

一個村莊互助養老的實踐

江西B村有4個自然村，7個小組。新居自然村包括2個小組，共700多人，180戶，60歲以上老人有150余人，其中28人參與互助養老，一日三餐在養老之家吃飯，最遠的走路耗時約10分鐘。28位老人中，男女各有一半，年齡均在65歲以上，70%的老人是75歲以上。除了4對夫妻外，其余20人均為喪偶老人。這些老人大多有一些老年病，如高血壓、糖尿病、慢性支氣管炎、視力退化等，缺乏自我日常照料的能力。28位老人都是留守老人，子女均外出務工并且市場能力不強，收入勉強孩子教育和自己的必要生活開支，其中貧困戶4人，低保戶3人。有兩位老人已無法走到互助點就餐，一位由丈夫將飯帶回去吃，一位由管理人員義務送餐。

養老點是兩層樓房，一樓是廚房、餐廳、衛生間等設施，二樓有圖書室和2間休息室。房屋建在自然村公用地上，先前由村民捐錢建的，現在直接將其改建為互助養老點，上級民政撥款2萬元，將空調、生活用品和小電器等配齊。總體而言，硬件設備雖然相對簡單，但可以保障養老點基本運轉。

B村養老點的負責人說，互助養老最大的問題是資金問題。先來看支出情況，每月所需費用由以下部分構成：28位老人的生活（米油菜等）支出底線標準是每人每月400元，一天三餐，兩菜一湯；水電費200元；炊事員工資1800元，工作內容包括買菜、做飯、打掃衛生等；煤氣3罐，計300元。以上各項加總，每月支出約13500元。再來看收入情況：每位老人每月交生活費200元，28人，計5600元；村集體每月補貼7500元，資金來源主要是向鎮政府爭取臨時性資金和村集體辦小型磚廠、水泥預制廠以及種植臍橙等的收入；兩個小組在外工作的公職人員、開小型工廠等鄉賢捐款約6000元，適時補助虧空。兩相對比來看，入不抵出現象比較嚴重。按一年計，除了老人交的67200元外，B村新居互助養老點每年還需要8萬元的運作經費。

B村互助養老點之所以能夠開辦與維持，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村支書個人推動。一方面，村支書想為村里做點好事，互助養老既可以為外出務工人員減輕返鄉照料老人產生的負擔，也可以提高老人的生活質量；另一方面，村支書的父親以前也是孤寡老人，兩個兒子在外務工無暇顧及，吃了上頓沒下頓，村支書至今為沒能盡孝耿耿于懷。總之，村支書推己及人，有強烈動力為村民和老人做點實事。B村互助養老點，雖然辦得有些捉襟見肘，但是在全縣都很有名氣，曾經在此召開過全縣互助養老的現場會。

綜上可見，江西B村新居互助養老點的實踐反映出中西部農村養老問題具有如下特點：首先，約有五分之一的農村老人急需外部提供養老服務。這些老人具有高齡、喪偶、貧窮、患病、孤獨等問題，家庭養老供給不足，個體也無法自養，生活質量很差。其次，由家庭外部提供養老服務具有偶然性。國家和地方均沒有形成正式的互助養老政策性措施，主要由村莊內部個別能人推動，更多的屬于社會性行為。最后，集體養老存在資金困境。大多數老人無法承擔自己的全部養老費用，家庭、村莊、社會和政府等主體還沒有形成養老的剛性開支結構，互助養老難以為繼。 

農村互助養老的結構性困境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發展，中國城鄉關系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在廣大中西部農村，以農民家庭為單位，形成“半工半耕”的勞動力分配和收入來源格局，是中西部大多數農民從溫飽到小康進而實現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但是有些農民家庭因生病、主勞去世、婚變等，在城鎮化潮流中落后了，無法應對家庭的現代性變局。家庭的總體收入在供給孩子教育、養老和正常生活開支中顯得嚴重不足，最后老人的養老需求往往容易被忽視。

江西B村新居互助養老點28名老人全部都是子代沒有足夠的市場能力，每月家庭只能供給老人200元的底線生活費用。互助養老點負責人說，當時是做過調查后，才決定每位老人每月交200元的生活費用。200元是一位老人一個月柴米油鹽等維持基本生存開支的最低數字，因此成為老人決定加入互助養老的標準線。交200元錢，付出與自己保命式養老相同的錢，而享受了更多的服務。這是28位老人加入互助養老的“小算盤”。如果讓老人出更多的錢，絕大部分老人會退出互助養老。顯然，農民家庭收支結構限制了互助養老的發展。

再看村莊社會困境。江西B村新居互助養老點，一年需要8萬元的外部資金投入才可以運轉，主要由村集體開辦磚廠和種植果園的收入補貼。村集體有收益，適當投入當然可解燃眉之急，但是背后問題卻很堅銳：一方面，8萬元的村集體資金不算小數目，筆者在全國各地調查，中西部農村村集體年收達到8萬元的不多，并且開源困難；另一方面，8萬元投入只是服務了7個小組中2個小組五分之一的老人，在資源分配方面造成了不公平現象。再說村莊社會捐助，江西B村走出去的公職人員、經商辦廠者以及務工村民，捐款6000元作為備用資金。江西、湖南屬于華南宗族型地區，村莊仍有向心力，捐款相對容易，但是年年捐款是否可以持續也是一個有待檢驗的問題。湖北、四川、貴州等原子化地區，村莊沒有價值生產能力，村民面向村外而生活，捐款很難持續。

政府已經發現了農村養老存在的問題，鼓勵地方建設互助養老示范點。江西B村所在的縣正在各鎮建設互助養老示范點，要求今年每個鄉鎮要建5至6個互助養老點，到明年要求每個自然村都要有養老互助點，并逐步推開。也就是說，從政策上已經為農村互助養老探索打開了缺口，允許也要求地方積極摸索，但是在資金上卻存在限制，縣民政局給每個示范點一年2萬元的項目經費，不足部分由各村自己想辦法。以江西B村（7個組，目前是2個組建一個養老點）計算，全村需要建3個半養老互助點，每年需要外部輸入資金就是28萬元，國家給7萬元，其余21萬元由村里想辦法。顯然，村級無法完成這個重任。

在當前的農村互助養老實踐中，農民家庭、村莊社會和國家等都存在支持困境，并且形成了中西部農村養老的結構性困境。 

農村養老結構再造

關于養老，中國是反哺式，西方為接力式。幾千年以來，在中國的家庭內部，父母撫育子女，子女長大后再贍養父母，是一種雙向循環養老模式，但是在西方家庭中，父母撫育子女，子女繼續撫育后代，老人由社會撫養，是一種單向循環養老模式。隨著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中國的養老模式可能會出現分化，但是短期內不可能如西方一樣完全由社會撫養。當前最為緊要的就是中西部農村應該依據當地經濟社會條件，適當調整養老結構，為家庭養老困難的老人提供必要的服務。

首先，要繼續強化家庭的反哺式養老功能。反哺式養老在中國不僅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還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是大多數人的價值感和存在感的重要來源，不能輕易丟棄。江西B村村委委員介紹，有些子女給錢讓老人到互助養老點就餐，但老人不愿意來。表面原因是可以在家種小菜，吃菜不用花錢，實際上是子女收入有限，不忍心給子女增添負擔。事實上，如果每位老人每月能夠出300元費用，與原來相比，一年多出1200元，就會很大程度上減輕互助養老的壓力。所以在互助養老中，還要更細致地做好老人和子女雙方的工作，讓子女增加一點養老投入，讓老人愿意參加互助養老。

接著，村莊社會進一步做好相應組織工作。除了江西B村用村集體收入兜底缺額、向村民募捐等以外，村莊還可以將市場與社會結合起來做一些組織工作，比如組織還有點勞動能力的老人種菜，收成計入上繳費用中；組織義工，為不能到互助養老點就餐的老人送餐；將互助養老服務作為村兩委的日常性工作，而不靠市場化管理；等等。村莊是熟人社會，比較準確地掌握著老人的需求和村莊資源的分布，可以將兩者細致地結合起來，進一步做好養老服務。

最后，國家和地方政府要增強為農村養老兜底的意識，加大資金投入。當前繼續保持農民“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計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既可為國家提供廉價勞動力，又可以將農民收入保持在適當水平。如果農民為父母的養老而返鄉務農，可能會致貧，也可能會抬高低端勞動力市場價格。所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應該根據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適當增加資金投入，在每年出資2萬元的基礎上，每年再逐步增加一點。此外，還可以將農村的公益性崗位與互助養老結合起來。

總之，在當前經濟社會條件下，中西部農村養老中，家庭、村莊社會和國家及地政府等主體結構表現出相對穩定性，但是在不改變大格局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加強互動，調整各主體的具體做法，從而再造農村養老結構。就當前發展程度來看，在多方主體共同作用下，為一個互助養老點解決8萬元的運作經費缺額，還是有可能性的。為中西部農村最弱勢老人解決養老問題，是對能否滿足農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考驗，也是對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的考驗。 

（作者賀海波系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新時代基層治理現代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