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未來20年，中國經濟仍有保持8%GDP增速的潛力。”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提出的這個主要由“后發優勢”支撐的觀點，早已被人熟知。對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加的中國來說，這無疑是“中國好聲音”。

        林毅夫曾表示，外界認為他對中國經濟持“樂觀”態度，其本人卻認為他只是“客觀”。只不過在當下大多數人“悲觀”的情形下，他的“客觀”倒成了“樂觀”。

        在3月22日舉辦的2015中國宏觀經濟（上海）論壇暨北大國發院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上，林毅夫強調，技術引進、模仿創新，仍舊是中國的“后發優勢”。

        在這個“后發優勢”被中國用了36年之后，有些學者判斷中國已經超常利用了它。林毅夫則認為，判斷中國還具不具備“后發優勢”，不是看過去增長多快，而應該看現在的平均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大。

        然而，即使“樂觀”如林毅夫，在他眼里，當下的中國也存在著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正在影響中國經濟潛力的挖掘，有潛力并不代表必然能夠實現。

        林毅夫指出，第一個混淆是非的觀點是，把環境問題歸咎于經濟增長太快，經濟增長速度慢下來，經濟增長的質量就會提高，環境就會變好。他表示，中國還處在以制造業經濟為主的中等發展階段，制造業為主使得能源使用密度高。任何國家在這個階段環境壓力都很大，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無一例外。林毅夫表示，放緩GDP的增長，只是放緩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高等收入國家，從以制造業為主的階段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在這種情況下環境惡化的時間可能會變得更長。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現在的產能過剩是由投資太多造成的，因此中國必須改變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變成以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林毅夫指出，像鋼筋、水泥、電解鋁等建材行業，如果增加消費減少投資，就減少了對建材的需求，這樣產能就會更加過剩。林毅夫認為，對這些產能過剩的行業還應繼續投資，只不過需要“繼續進行創新、產業進行升級，不斷地從中低端到中高端升級”的投資。

        林毅夫反駁的第三個觀點是，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下，政府反周期的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率低下，政府不應該去做，并且政府的投資會抑制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林毅夫表示，現在國際上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改變了，認為經濟下行是政府“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最好的時候”。

        第四個林毅夫認為值得商榷的看法是，經濟增長慢可以倒逼改革。林毅夫認為，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但是如果經濟增長慢了，會出現“失業問題增加”、“企業破產”、“金融呆壞賬增加”等問題。屆時政府為穩定社會、穩定金融，不得不扮演起“救火隊”去不斷解決短期問題。改革反而不能推行下去，甚至已經做的改革又會被取消。

        以下是林毅夫的演講全文，澎湃新聞（www.thpaper.cn）略加整理：

        過去這一年來，“新常態”是在中國整個媒體的交流當中大家用的最多的一個詞，最早引起注意是去年5月份總書記到河南考察提出的一個判斷，就是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然后去年12月份的時候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幾個特征做了一個全面的闡述，現在國內“新常態”被用到了各個方面，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

        “新常態”這個詞最早其實出現在美國，2008年爆發了從三十年代以來世界最嚴重的一場金融經濟危機，在2009年的時候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家就使用了“新常態”這個詞。今天想跟各位談一談美國發達國家的“新常態”有什么特征、產生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跟我們國家的“新常態”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新常態”下我們經濟發展的態勢到底會怎么樣。

        美國在2009年開始用“新常態”這個詞的時候，講的是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可能會經歷一段時期，經濟增長率低、失業率高，而在金融市場上面的投資風險會非常大，平均的回報率也會相當的高。2009年華爾街的金融家做出了這個判斷以后，過去六年的時間，發達國家的表現也就是這種特征。

        從美國來看，2009年經濟增長率是接近負增長，到了2013年的時候經濟增長率達到了百分之一點九，低于百分之三的增長率，2014年的時候大家覺得美國經濟有所復蘇，年初的時候預計經濟增長率可以達到百分之二點八，尤其是美國第二第三季度的時候達到了百分之四點七，但是第四季度又掉到了百分之二點二，去年全年的經濟增長率只有百分之二點幾，要比年初預計的百分之二點八還是低了零點四個百分點。

        美國危機剛剛爆發的時候，失業率達到了百分之十一甚至更高，現在統計失業率降到了百分之五點七，恢復到了危機以前的水平。我們知道，這是統計失業率，因為在美國對失業的統計是這樣，如果一個勞動者失掉了就業，一個月不找工作，這樣就算退出勞動力市場。由于發生危機以后經濟增速不高，很多人失業以后就不去找工作，導致美國的就業人口勞動參與率和過去相比是少了差不多三個百分點，那些人不去找工作，所以實際上是失業的，如果把勞動參與率的降低也作為失業率的話，分母變成分子，美國的失業率還是將近百分之十，這也是低增長、高失業的狀態。

        美國是這樣，歐洲大家也很清楚，歐洲國家在2009年的時候是負增長，在2010年的時候恢復到正增長，但是2012年的時候又是負增長百分之零點六。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希臘、西班牙的失業率超過了二十五個百分點，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率達到了五十個百分點。

        日本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以后一直非常疲軟，也有“逝去的二十年”這樣的說法，它出臺了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希望能夠給結構改革創造空間。安倍在2012年底上來以后，日本經濟2013年的增長率是百分之一點五，2014年初預計是一點三個百分點的增長，經濟增長率只有百分之零點二，還是在衰退當中。和歐美國家相比，日本只有百分之五點多的失業率，但是日本長期的失業率是只有一個百分點，（歐美國家）和日本相比是非常高的失業率，這也是新常態里面的低增長高失業。

        失業率高的時候，發達國家有比較好的社會保障，所以政府社會保障金就多了。與此同時，經濟增長慢的時候，政府的財政稅收是減少的。以日本為例，在1991年的時候，日本經歷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當時是百分之六十，在OECD（經合組織）國家屬于最低水平，現在日本政府積累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二百四十，在世界各國當中是最高的。

        發達國家現在的政府財政赤字普遍超過百分之一百，如果持續下去會步日本的后塵，為了降低政府還本付息的成本，就把利率壓得很低，日本從九十年代中期到現在基本是零利率，發達國家基本也都是接近零利率。

        零利率怎么維持呢？那就是要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包括非常規的寬松貨幣政策。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就有非常多的流動性，到處是錢，但是在經濟增長緩慢的狀況之下，發達國家不容易找到好的實體經濟的投資機會，就會有這些金融家們開始做短期的投機，把這些錢投到股票市場當中。

        就以美國的道瓊斯指數為例，在危機前最高的是2007年一萬三千多點，當時大家都知道美國的股票市場是有泡沫的，危機爆發了，現在美國實體經濟還沒有恢復。表面上看，現在美國企業的利潤在增加，因為資金不需要成本，增加的利潤其實是資金成本下降造成的，倒并不是效率提高。在這種情況下，現在美國股票市場指數從一萬三千點變成一萬八千點，代表了泡沫更大，只不過不知道什么時候破滅，因此通常情況下，任何信息的風吹草動都可能造成股票市場價格大漲大跌，平均回報率其實是低的。

        這是發達國家的新常態，我們國家的新常態又是什么呢？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當中講了九大特征，這里包括消費結構變化。以前我們有三大件的說法，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后來變成手機，每個新產品出來就帶來了一個消費高潮，現在中國已經變成了中等收入國家，新的增長熱點不像過去那么容易找到了。原來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是我們的比較優勢，大量的擴張把農村勞動力往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那些產業逐漸失掉了比較優勢。

        還有人口老齡化、環境承載力的問題、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些問題確實讓我們告別了從改革開放以來到現在的三十多年，平均每年百分之九點七的增長，從過去基本上是兩位數的增長往下調，但是調到什么樣的點我們才會進入一個相對來講可以支撐的、能夠長期維持的增長率？我們從2007年發生一個季度又一個季度的經濟增長下滑，去年最后一個季度的增長只有百分之七點三，今年前兩個季度下滑的壓力還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判斷中國在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速度？

        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增長應該從兩個角度判斷：一個是經濟增長的潛力有多大，另一個是挖掘潛力變成實際增長率的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

        經濟增長的內涵是什么？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靠的是什么？就是我們平均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為什么可以不斷提高？靠的是技術不斷創新，一個產業里面的產品生產效率可以更高，或者是同一個產業的產品可能更好，除了這個之外，還要不斷出現一些附加價值比現在的產業附加價值更高的產品，所以，可以把勞動力、土地資本的資源從現有的產業往附加價值更高的新產業轉移，這樣做的話，勞動效率的水平就會不斷居高，經濟就可以不斷增長。

        這個道理不管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的，發達國家要維持長期的收入增長，也同樣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技術需要不斷創新、產業需要不斷升級，這個道理是一樣的，發展中國家是這樣，發達國家也是一樣，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的話有一點不同，發達國家的技術跟產業都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技術創新必須自己發明的技術，它的產業升級也必須自己發明新的產業。我們知道發明有一個特性，如果用一句成語形容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如果去當兵你能當上將軍的話揚名立萬有地位有財富，但是成就一個將軍可能要死掉一萬個士兵。

        技術升級也是同樣的道理，你要發明一個新技術需要大量地研發，大部分的研發都是失敗的，即使申請來了專利，真正有價值的也沒有幾個。當然了，如果你發明了一個新技術、創造了一個新產業，這個東西有市場機制的話它的回報率就非常高，為了得到新技術、新產品和新產業需要大量投資沒有這種回報的東西，所以這樣的話，從實踐的經驗來看，固然新的技術、新的產品到今天為止絕大多數都是發達國家的，但是發達國家過去一百多年來即使是有新的技術、新的產品，增長率也就是百分之三。

        我們發展中國家同樣有技術創新，同樣有產業升級，但我們是在國際的技術前沿、產業前沿上進行內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什么是創新？就是過程當中可以有很多消化吸收借鑒模仿的空間，這樣做的話創新的成本就低了，風險也就小了，升級的成本就低了。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這個和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差距，給你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上面的便利，也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高于發達國家兩到三倍。改革開放以后，取得平均三十六年每年百分之九點七的增長，哪項技術真正是我們研發的？我不敢說沒有，但是非常少，為什么我們增長的速度可以是美國的四倍？靠的就是這個后發優勢。

        問題是后發優勢已經用了三十六年，還有多少？這是我們對于未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判斷。

        有的學者認為我們的后發優勢已經弄了三十六年，世界上真正利用這個后發優勢取得快速增長的過程不多，主要是亞洲四小龍而已，他們通常利用這種后發優勢二十年以后，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放緩了，降到了百分之七以下，所以國內就有判斷說既然我們已經超常地利用了后發優勢，我們現在已經是三十六年了，會降到百分之七以下。我個人對這個看法不完全贊同。

        看后發優勢不是看過去的增長多快，而是現在平均的產業、平均的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大。

        怎樣判斷我們現在平均技術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最好的指標是看人均GDP的選擇差距，平均的勞動生產率就代表了平均的技術和平均產業的附加價值。我們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去年的人均收入是七千五百美元，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我們是美國的百分之十三左右，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直到去年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美國，我們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代表我們平均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只有美國的差不多四分之一。

        真正利用發達國家的后發優勢實現快速經濟增長的經濟體，人均收入在（美國的）百分之二十幾的時候，日本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新加坡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韓國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利用后發優勢實現了二十年左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增長。這個后發優勢如果他們能夠實現，就代表我們有這個潛力。我們應該還有二十年左右時間百分之八增長潛力的可能。

        但有潛力并不代表必然能夠實現。

        現在我們還有很多混淆是非的觀點，很可能會影響到我們潛力的發揮。我們改革開放這些年經濟快速增長，但同時出現了很多環境污染和霧霾，（有人認為環境污染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增長太快，經常會有一種觀點是（降低增長速度則）增長的質量會提高，環境會好，我想這個觀點在社會上非常普遍，不能說我們經濟增長和環境壓力沒關系，但我認為并不是經濟增長慢（環境就自然會好）的問題。

        就拿一個最好的比較，就是中國和印度。1979年的時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們高，現在印度的人均GDP不到我們的四分之一，過去三十六年平均每年的增長是百分之九點七，印度的平均增長不到百分之六，比我們低了將近四個百分點，但是從世界上權威的研究來看，根據2012年發布的研究，印度霧霾環境惡化的情形比我們還嚴重。為什么印度的問題這么嚴重我們也這么嚴重？

        我覺得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個方面是和發展階段有關，我們都還在中等發展階段，擺脫了工業經濟進入了制造業為主的經濟，但是還沒有達到發達國家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這是中等經濟共同的特性。這個時候以制造業為主的能源使用密度高，環境相對農業經濟與服務業經濟為主來講壓力更大，中國就在這個階段，印度也在這個階段，任何國家在這個階段的時候環境壓力都是很大的，英國的首都倫敦被稱為霧都就是因為問題太大，法國、美國在這個階段的時候環境都差不多，日本和韓國在我們這個階段環境也都非常差，因為既然以制造業為主，能源使用密度必然更高。

        中國和印度還有雪上加霜的問題，我們都是以煤炭為能源的主要來源，煤炭比天然氣和石油污染的程度更高。制造業階段，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改變，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放緩了GDP的增長，除了把工廠都關掉，這個也是不可接受的，要不然的話放緩GDP的增長只是放緩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從以制造業為主的階段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主的階段，在這種情況下環境惡化的時候可能會變得更長。

        另一個就是投資在經濟過程當中的作用。進入經濟新常態以后確實看到了不少產業有產能過剩的情形，有人認為中國現在的產能過剩是因為投資太多造成的，因此一種觀點就是中國必須改變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變成以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中國必須改變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變成以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然后談到投資，投資就會產能過剩。

        我們確實有很多產能過剩的行業，比如鋼筋水泥電解鋁，這些都是建材，如果我們減少投資增加消費，老百姓能夠把鋼材水泥拿來吃嗎？而且如果增加消費減少投資就減少了對于建材的需求，這樣產能就會更加過剩。

        我們現在是繼續投資那些產能過剩的行業產能，當然就會更加過剩，可是我們作為一個中等發展階段，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談到我們現在所在的產業是中低端的產業，如果我們繼續進行創新、產業進行升級，不斷地從中低端到中高端升級的話，要投資，那些投資都是新的，怎么會產能過剩？

        還有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是，我們現在經濟下行壓力非常大，也有我們新常態的原因。實際上，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還沒有完全從2008年以來的政府危機當中復蘇，所以造成了我們外部的出口環境不好，出口是三駕馬車之一，出口環境不好的話增長速度就慢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平均每年都要出口增長百分之十六，去年我們對外貿易增長年初的目標是百分之七，年末的時候只有百分之三點四，下行壓力當中有外部的沖擊和周期性的原因，政府該不該采取一些反周期的經濟措施？一種是失業救濟，一種是基礎設施，到底哪一種比較好？失業救濟當然比較好，如果做基礎設施的投資，投資是需求，也能創造就業，所以從長期的發展來看，其實是做基礎設施的投資要比發失業救濟有效。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來了以后我們做了很多基礎設施投資，在這段時間里面投資的回報率下降，有人說政府做的投資回報率下降所以政府不應該去做，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完全正確，需要建設好幾年才形成生產力，不像一般企業投資回收馬上形成生產力。基礎設施回報本身有很多外部性，比如改善交通基礎設施，外部性是在什么地方？對于企業來講，基礎設施完善了以后就不用說交通擁堵。

        再則，既然要政府來做，尤其是這些基礎設施必然由政府來做，那就要問，到底是經濟發展好的時候再來投資基礎設施，還是經濟下行的時候投資基礎設施？如果經濟發展好了企業投資回報率很高，再去投資基礎設施不就是投資過熱了嗎？經濟下行的時候民營經濟的投資積極性很高，政府投資基礎設施的時候成本低又可以創造就業又可以補貼經濟，其實是最好的選擇。我在世界銀行當經濟學家的時候就開始提出了這個觀點，當時在國際上沒有引起多少反思，現在國際上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改變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去年10月初的世界經濟展望里面，專門提出經濟下行的時候是政府做基礎設施最好的時候，國際上的一些知名學者比如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的校長也當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也說美國經濟可能會進入一個長期經濟疲軟，他也認為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最好的時候。

        國內還有一種看法是經濟增長慢可以倒逼改革，這個看法也值得商榷，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如果經濟增長慢了，失業問題可能會增加，經濟增長慢了，企業盈利狀況差了，很多可能就會出現破產的危險，金融呆壞賬也會增加，如果這種情景出現的話，為了穩定社會、穩定金融，政府就會像救火隊一樣不斷地解決這些短期的問題，實際上改革反而不能推行下去，甚至已經做的改革反而又會被取消，繼續用政府相應的方式。

        在這種情況下，還是要維持一個比較穩定的、中高速的增長，我們要有百分之七八的增長潛力。即使在外部環境不好的狀況之下，我們政府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全世界處于最低的水平，只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利用好這點，政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民間的儲蓄也高——將近百分之五十，可以用政府的錢來撬動民間的錢，再加上有四萬億的外匯儲備，達到百分之七的經濟增長基本沒有問題。不僅是2015年，整個“十三五規劃”期間我們都可以達到。

        現在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三，2010年的基礎上翻了一番，如果能夠實現百分之七高一點的增長，到了2020年的時候我們的人均GDP也可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2010年我們的人均GDP是四千四百美元，翻一番是八千八百美元。如果發達國家的經濟是新常態相對疲軟，我們保持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長的話，是高增長，那么人民幣還會繼續升值，如果加上人民幣升值，我們現在的人民幣幣值和2010年相比已經升值了百分之四十，未來幾年再升值不到百分之十的話，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達到一萬兩千六百一十美元。按照現在世界銀行的統計指標，這代表我們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那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