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率先，德法意跟進，歐盟四大國力排干擾，聯袂加入亞投行(AIIB)，這個決策對世界格局將產生深遠的影響，遠遠超出經濟層面的意義?？梢哉f，惟美國馬首是瞻的全球治理的時代已經過去。

        美國《赫芬頓郵報》認為，“英國決定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就是這樣的一個事件?；蛟S,它預示著美國世紀的結束和亞洲世紀的到來。這位最忠實的盟友已經認定歷史歷經了新的轉折。美國再也不能主宰世界歷史。一股新的力量已登上國際舞臺。跟其他大多數中等強國一樣，英國決定給自己留條退路，在中美之間兩面下注?！?/p>

        《赫芬頓郵報》只說對了一半，對中國亞歐新戰略為何成功，它到底理解不透。歐亞戰略合作和經濟融合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而要理解這一點，我們應當回到2003年這樣一個不尋常的年份。

        2003年，美國和英國制造種種借口，對伊拉克發動戰爭。歐亞大陸第一次出現了東西方聯手的反戰集團，即中法德俄的反戰外交同盟（此處“集團”“同盟”均為廣泛指稱，而非嚴格法理意義上的用法）,對美英主導的伊戰同盟進行了公開質疑，挫敗了他們挾持聯合國安理會，獲取開戰國際合法性的企圖。 四國外交同盟的出現基于國際關系體系的深刻變化。歐盟主要國家認為，冷戰以后，美國的一支獨秀的單極世界已經不符和國際關系多極化的大趨勢。

        伊拉克戰爭的現實對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的聲譽是致命打擊。2009年，痛定思痛的英國政府開始考慮向多極世界的轉型。工黨外相米利班德發布《對華戰略框架文件》，提出了英中關系是重中之重的戰略設想，并第一次使用了中國“復興（re-emergence）”的提法，而不是西方政府和媒體習慣上的“崛起(rise)”概念。

        近代以來，英國人甚少針對某個國家公布“戰略框架”。美國外交總有搶占道德制高點的企圖，常被冠以“某主義”；而英國外交務實，因為保持的靈活性不需要任何固定的框架。英國人不常以意識形態為基礎進行外交決策，他們也毫不諱言其大幅度提升對華戰略關系是出于英國國家核心利益的考量，絕無美國的那種以“普世價值”包裝的“利他主義”。這次牽頭加入亞投行，再一次展示了英國外交傳統上把握世界格局重大變化的能力。

        一直以來，英國總能在中國發生巨變的關頭做出因時制宜的決策。1928年以“打倒列強和軍閥”為口號的北伐軍定鼎南京，英國是列強中第一個承認國民政府的。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不顧美國的強烈反對，英國堅持承認中共政權的實際合法地位。

        2009年“米利班德文件”出爐后，筆者曾評價說，“近代以來的英國外交的主線可以被描述為‘三環外交’，即以英國利益為核心，以有效地操控三對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帝國關系，英美特殊關系和同歐洲大陸的關系）為基礎。而就這份外交文件來看，筆者認為它反映了舊“三環外交”的終結，代之而起的是“英美特殊關系”的下降，“帝國關系”的消失和“英中關系”大幅度上升的“新三環外交”的思路。在這一思路下，‘英美特殊關系’將受到重大影響”?，F在看來，這個評價絕不過分。

        德法意三大國決定跟進的理由也十分充分。中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已成為世界體系至關重要的的一極。同時，亞太地區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而更重要的是，歐盟四大國對美國的全球治理的方式不愿茍同。

        美國在冷戰后繼續倚重軍事優勢的全球戰略已經得不到歐洲盟國的呼應。具體而言，在亞洲，奧巴馬政府以“戰略再平衡”為說辭，重塑對華遏制戰略，以致太平洋頗不不太平。同時，他大力炮制“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定”（TTIP），試圖在經濟上孤立中國。在歐洲，美國則通過烏克蘭危機重振在北大西洋安全體系的主導地位，不顧歐盟國家的實際利益，與俄羅斯開打新冷戰。 歐盟國家雖然對俄羅斯兼并克里米亞頗有微詞，但也不愿在歐洲和平與安全的大是大非問題上被美國牽著鼻子走。去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筆者曾在《南華早報》刊文，認為這個危機有可能重新啟動歐亞大國的外交合作。果不其然。歐洲四國加入亞投行的決策，突破了美國的既定部署。

        回過頭，2003年也應當說是中國外交向大國外交轉型的開始。大國外交，顧名思義，就是全局在胸的外交謀略。中國和歐洲大國的關系走到 今天這一步，并非偶然。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自認世界新秩序的惟一領袖，而推行西式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義經濟乃昭昭天命，“歷史終結論”盛行一時。伊戰大辯論之后，“歷史”卷土重來。中國領導人審時度勢，把握了當時國際格局的兩個重大特點：一是西方世界開始一分為二——一邊是窮兵黷武的新羅馬（美國），以打贏反恐戰爭和遏制潛在競爭對手為目的；另一邊是堅持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新歐洲（歐盟），以國際合作和雙贏為目標。二是曾經戰亂頻仍的歐亞大陸第一次出現沒有重大戰略對抗的良好局面。中國需要國際和平的大環境，歐亞大陸則提供了最理想的國際舞臺。

        在這樣的背景下，2003年后，歐亞大陸出現以機制建設為先導，以戰略伙伴關系為框架，全方位推進的戰略協調與合作——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在歷史上絕無僅有，上合組織的迅猛發展對中亞地區的穩定和繁榮功不可沒，中德新近提升的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在中西關系史上更屬首次。

        總之，中國需要一個面向歐亞大陸的新戰略， 破除長期以來以中美關系為“重中之重”的思路的外交導向——與其沉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無謂辯論，不如把握和平與發展的主旋律，轉頭瞭望廣闊的歐亞大陸。

        2003年底，筆者在倫敦發表長文，首次提出中國新亞歐戰略的設想，遭到不少歐美學人，包括國內主流學人的撻伐。在2003年及此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他們對歐洲的重要性并不看好。而現在看來，這個戰略已經開始開花結果，歐洲四大國加入亞投行不是偶然，而是水到渠成——12年以來，歐亞大陸的戰略伙伴關系網的建立徹底改變了政治、文化、貿易和投資的大環境。在全球治理中，歐亞各方合作日益緊密，戰略協調的勢頭不可阻擋，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呼之欲出，以歐亞為中心的地緣政治格局正在改變國際體系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