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辭世終結了一個時代。這是民族主義和社會革命的時代，也是亞洲經濟起飛和走向現代化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李光耀審時度勢，在大國環伺之下，保證了新加坡的國家獨立和尊嚴，并利用新加坡獨特的戰略位置，最大可能地發揮了自己在太平洋政治中的影響力。這也使他成為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政治家之一。

        “二戰”后獨立的新興國家領導人一般都是職業革命家，他們經歷過長期的革命斗爭或民族斗爭的考驗，具有強烈的革命斗爭意志，品質剛強。但他們大都缺乏專業背景和開放意識。李光耀不同，由于新加坡的民族運動相對平和，因而他缺乏激烈的革命斗爭歷練，但他在英國的留學經歷和以律師這一專業身份領導革命運動的歷練，使他具有現代意識和開放意識。這兩種意識在以后他領導國家建設的過程中大派用場。

        在歷史關頭，李光耀的選擇是高度實用主義的。他在上臺執政之初就鎮壓了黨內的激進派，確立了發展市場經濟的路線，并讓新加坡向世界開放，成為全世界經濟上最自由的國家。推行開放政策，讓技術、管理與市場進入新加坡。同時他還大力推廣英語，使新加坡成為一個英語國家，這一點使新加坡很快與國際接軌。這些都是新加坡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這在當時的新興國家中非常難能可貴。

        李光耀主導了新加坡的威權市場經濟。在領導民族運動推翻英國的殖民統治后，李光耀刻意保留了英國的行政和法律制度。他說：“英國人給我們留下了很好的民事服務系統和法律體系，它們已經扎根于新加坡社會，我們要保留并運用它。”這也是它能建立起高效而廉潔的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均GDP是衡量經濟制度成敗的主要指標。新加坡的成功是顯而易見的。她的人均GDP從建國之初的100美元，發展到今天的55000美元，并躋身世界上很少幾個人均GDP超過5萬美元的最富裕國家之一。因為經濟發達、政府高效、法制嚴明，新加坡一度被許多亞洲國家奉為模范。這大大提升了李光耀的個人影響力。

        反過來說，李光耀的選擇則提升了新加坡的國家影響力。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新加坡資本即開始大量對華投資、建立新中蘇州工業園和天津生態園等，為新加坡找到了甚至大于本國領域面積的直接運營的市場。但當世界驚奇于“中國崛起”之時，李光耀呼吁美國回歸亞太，以平衡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影響。根據美國和新加坡達成的協議，新加坡為美國航母提供停靠、補給和維修保證。這大大提升了新加坡的戰略重要性。

        新加坡的成功在于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的選擇中包含的現代意識。許多后發國家試圖復制新加坡的成功，卻要么不愿直面新加坡的英國遺產，要么沒有新加坡的特殊位置。盯著“新加坡模式”，容易忽略日本、韓國等國家或者地區在政治進程上的努力。

        一直不乏從意識形態上解釋新加坡模式的努力，儒家資本主義是其中最有影響的一種。但這種粉飾未能成功，因為這種說法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歷史潮流。李光耀的身體和精神日漸衰弱的時候，新加坡政治分歧日益突出。而這些分歧不會因為他的去世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