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遭逢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伴隨著西力東侵而來的，乃是大規模的西學東漸。在世變與學變之下，西方古典學開始廣泛地進入中國人的視野。這是一門對古希臘羅馬語言、文學、歷史、哲學進行系統研究的學問，在整個西方學術世界里有著重要位置，并與西方思想之變遷演進息息相關。

        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蘇曼殊、鄧實、周作人、吳宓、向達、湯用彤……這些近代中國響當當的知識分子都對西方古典學頗為關注，而且有不少譯介作品。

        比如立志于尋找救國之道的康有為，當時雖未踏出國門一步，但卻在沿海城市廣泛購買各種譯為中文的西籍，對于西方新知，積極吸取。在以授課講義筆記形式出版的《萬木草堂口說》一書中，他向學生們說道：“希臘自虞舜六年嬰齊氏始立國，亞齊至今猶是無數小國。”“希臘之七賢，波斯之阼樂阿士杯，印度之九十六外道，皆在周時，與周秦諸子同。”“周時希臘巴固它拉始言地動，嘉靖五年，哥白尼大詳之。”在康有為看來，凡此種種，與先秦諸子、兩漢經學、宋明理學一樣，皆屬于“學術源流”之列，理應值得重視。由此例子，可以窺見西方古典學在當時中國人眼中的位置。

        這門學問在中國的引進，事實上自明清之際的西洋傳教士始便已造其端。近代以來，西洋傳教士在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之下再次踏上禹域，其地位與聲勢較之先前已大不相同。當時不少傳教士以及與之合作的中國人，開始翻譯一些介紹西方歷史與文明的書籍，其中便有關于希臘羅馬歷史與學術的內容，這在那一時期具有一定影響。

        至于真正將西方古典學在近代中國廣泛傳播者，依筆者愚見，還應該從康有為的大弟子梁啟超說起。

梁啟超引介西方文明，為何言必稱希臘羅馬？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后，避秦東瀛，其間廣泛閱讀各類日本出版的西學典籍，其思想見解因之發生變化，不再恪守乃師康有為的“公羊改制”之說，而是轉向將他所接觸與理解的西方學說介紹到中國。當時他主編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在中國內地洛陽紙貴，喜談新學者幾乎人手一編，梁啟超的文章，影響了一代中國人。

        在《東籍月旦》中，梁啟超特別標出了日本學者浮田和民所著的《西洋上古史》與坪內雄藏所著的《上古史》。梁氏評價道：“二書皆佳。而浮田氏之作，尤為宏博。僅敘上古，而其卷帙之浩繁，舉諸家全史之著，無有能及之者。而其敘事非好漫為冗長，蓋于民族之變遷，社會之情狀，政治之異同得失，必如是乃能言之詳盡焉。希臘羅馬之文明，為近世全世界文明所自出，學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國之大原，固不可不注意于此。”在這里，可以看到梁啟超對希臘羅馬文明的重視程度，認為后者為“近世全世界文明所自出”。本此見解，梁氏遂寫出了大量介紹希臘羅馬歷史與文化的文章。

        這其中包括了《亞里斯多德之政治學說》、《論希臘古代學術》、《斯巴達小志》、《雅典小史》等專門論述希臘羅馬歷史文化的文章。此外，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格致學沿革考略》、《生計學說沿革小史》等敘述各類專門學術的論著中也有對希臘羅馬學說的介紹。總之，仿佛說起中國文化必先從上古三代講起，梁啟超對西方文明的引介，也時常言必稱希臘羅馬。

        梁啟超對希臘羅馬歷史文化的介紹，雖然所敘述者為泰西數千年前史事，但心中念念在茲的，依然為當時處于“過渡時代”中的中國。

        如他介紹亞里斯多德對政體進行分類的學說，指出：“中國通行舊譯，有所謂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者，其名號稍悖于理論。”所以“今日而言政體，當刪出亞氏所列貴族一項，惟存君主民主二者，而君主之中，復區為專制立憲兩子目焉，斯為得矣。”可見他對亞里斯多德政治思想的評價，是以對當時政體之爭甚為激烈的中國是否有參考借鑒為主要標準。

        又如他在介紹斯巴達的歷史時，發出這樣的感慨：“吾更不解乎有人民四千百倍于斯巴達，土地兩千百倍于斯巴達之一國，而乃不列于公法，不儕于人道，演說家引為腐敗之例證，報紙上借為笑談之詞柄。舉數千年來上下古今之歷史，無此奇丑殊辱。”所言者便是當時國勢衰微的中國。他稱贊斯巴達的政治體制與教育方法，強調其與“軍國民主義”甚為相合，能夠在亂世當中鼓舞民氣，驅除外患，這其實是在借他邦歷史，澆自己心中塊壘，希望中國也能夠發憤圖強，立足于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在當時對西學的引進，很多都是參考日本學者的相關論述，有些甚至是將其原著徑直改寫。所以他所敘述的希臘羅馬歷史文化，很大程度上都是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心得。在他身上，體現了“中學”、“東學”與“西學”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步武文藝復興之跡，振興“國學”

        近代中國遭遇巨大危機，不少人痛定思痛，將罪魁禍首直指中國歷代思想學說，不是認為其落后愚昧，就是斥其淪為專制帝王之幫兇，反傳統之聲漸漸塵囂直上。流風所及，不少中國人“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對于西學崇拜有加。黃節、鄧實、馬敘倫等人正是有感于這種情形，遂于1905年創辦《國粹學報》，希望借此鼓吹“國學”，從而振衰起微，表彰舊學，同時激勵民氣，鼓吹民族主義。

        然晚清國粹派振興國學的思路，很大程度上是借鑒西方文藝復興的歷史。在他們看來，后者正是重新闡揚了古代希臘羅馬之學，所以致使文明煥然一新。因此“古學復興”一詞，遂為他們時常道及。

        鄧實在《古學復興論》一文里談到：“夫周秦諸子之出世，適當希臘學派興盛之時。繩繩星球，一東一西，后先相映，如銅山崩而洛鐘應，斯亦奇矣。”他認為，既然歐洲文藝復興是通過重新抬出希臘羅馬哲學來闡釋新的時代精神，那么居今日而提倡中國的國粹，便應該將地位久被忽視貶低的先秦諸子重新挖掘，以此作為中國真正的“國學”。這就像文藝復興時期學者借希臘羅馬學說對抗教會統治一樣，重拾諸子遺言，同樣可以借之批判當時的滿清統治。

        在這里，希臘羅馬學說被晚清國粹派諸人看作是可與先秦諸子相媲美之物，他們在一系列文章中論述前者，使得治中國傳統學術之人得以了解西方古典學，后來不少力言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者，多習慣于引用希臘羅馬哲人之語，以示東海西海，心同理同。

        這番“古學復興”思潮，甚至被時人認為是推動了排滿革命之成功。章太炎在民國建立之后追憶到：“近觀羅馬隕祀，國人復求上世文學數百歲，然后意大利興。諸夏覆亦三百歲，自顧炎武、王夫之、全祖望、戴望、孫詒讓之倫，先后述作，迄于余，然后得返舊物。”在他看來，推翻滿清統治，乃是“光復”漢族河山，而清代以來治漢學者對中國古代學術之研究，就好比中世紀佛羅倫薩等地學人對希臘羅馬文學的鉤沉，直接促使國民心生感懷舊物，批判當下之志。

        所以當時與章太炎熟識的蘇曼殊，便十分欣賞拜倫的《哀希臘》一詩，將后者對希臘撫今追昔之情，引為自己感嘆大好河山淪為“異族”統治之恨，異代相逢，宛若知音。而章氏的學生魯迅，同樣對希臘羅馬歷史與文學極其關注。他曾撰寫《斯巴達之魂》一文，慷慨激昂地歌頌斯巴達軍隊于溫泉門抵御波斯入侵之戰。后來他在《文化偏至論》與《破惡聲論》等文章中，援引尼采《悲劇的誕生》等著作中的觀點，對源自于希臘的“酒神文化”，強調個人自立、沖決網羅的浪漫主義思潮多有闡揚。

如何闡釋希臘羅馬？宣揚個性還是強調傳統？

        進入民國以后，出于對動蕩時局強烈不滿，各種文化思潮紛紛面世，通過對中西思想的反思與引進，以此解答每個人心中對時代的困惑。當其時，以北京大學為大本營的新文化派與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為大本營的學衡派，便在思想文化上針鋒相對。而他們論述的主題當中，便包含了西方古典學。

        在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認為僅僅是提倡白話文，并不能打倒他眼中腐朽落后的傳統文化，更應當進行“思想革命”，在文學領域提倡“人的文學”，即借文學表達人的個性，展現人的喜怒，敘寫人的生活。 

        在《歐洲文學史》一書里，周作人認為：“言歐洲文學變遷，必溯源于希臘。雖種族時地，各有等差，情思發見，亦自殊別，唯人性本元，初無二致，希臘思想為世間法之代表。”所以“希臘尚美，以人體之美，歸之于神。又重現世，故復以人生之樂歸之。其言天地諸神，飲食起居，不殊于人，愛恨爭斗，亦復無異。”

        基于這樣的認識，周作人在當時介紹了不少希臘的詩歌。特別是對女詩人薩福，周作人頗為欣賞。因此他考證其生平，翻譯其詩作，認為薩福身為女流而能賦詩寫作，不但文辭甚曼妙，而且體現對個性的追求。此外，周作人還介紹希臘的“哀歌”，翻譯希臘的“情詩”，凡此種種，皆顯示出他的文學志向，即通過對希臘文學的譯介，強調文學作品應展現人之性情。順帶一提，到了1949年以后，周作人大量翻譯希臘文學作品，其譯文質量得到許多人認可。

        早在美國留學期間，吳宓就對胡適等人大為不滿，認為后者提倡白話，批判傳統，罪莫大焉。他甫歸國不久，便與志同道合者創辦《學衡》雜志，扛起“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大旗，對抗北方的新文化派。

        吳宓雖然強調“昌明國粹”，但他在美國留學期間卻是主修西洋文學，而對于中國傳統學術，他的根底著實有限，因此經常陷于提倡有心而實行無力。所以他對中西文化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乃師白璧德的觀點。白氏深不滿于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思想，強調回到千年以前中印西諸大哲著作里，從中尋找解決現代文明弊病之道。

        因此學衡派也提倡西學，尤其是西方古典時代的學說。白璧德認為希臘羅馬思想多能洞明規矩中節之道，因此值得表彰。與之相應，畢業于南京高師的繆鳳林在《學衡》雜志上發表《希臘之精神》一文，論述希臘諸哲學說，認為其具有入世、諧和、中節、理智等特點，對比汲汲言利、日趨極端的現代人，堪稱今日根治人心囂嚷之“清涼散”。

        與之相似，《學衡》雜志中刊登了不少關于希臘文化的文章。如吳宓翻譯《希臘文學史》、景昌極與郭斌和翻譯《柏拉圖對話錄》，向達與湯用彤等人譯介亞里士多德《倫理學》。他們希望借此向中國人介紹“真正”的西學，進而認識到中西古代哲人皆有令人尊敬之處，使人們不再沉醉于胡適等人提倡的盧梭、杜威等晚近西洋“淺學”。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西方古典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中國。不論是反躬自省，借彼邦之燭，照此土之幽，抑或是借酒澆愁，述六合之外，嘆神州之衰，中國學人在對之介紹表彰之時，可以說真正難以忘情的，都是中國近代自己的文化發展。

        述往事，思來者，如何將西方學術思想研究與本國具體文化情境結合，既不要變成孤芳自賞式的顧盼自雄，也不要淪為逃避現實的新式清談，竊以為還有許多值得人們深思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