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重道、學、政相綰連，從而相信學術會最終地和內在地影響政治。因此王夫之論宋代政事而不滿于王安石，曾直謂之“以學術殺天下”。若由晚清以來的近代思想走向，以及這種思想走向牽引下的社會變遷和政治嬗蛻著眼，上溯清代二百六十年間的學術取向和流變，則其兩頭關聯的厘然可見，正說明古人留下的老生常譚里常常會有真知灼見。

        羅振玉作《本朝學術源流概略》，于末了一章論清學之“失”，首列“詳訓詁而略義理”為大弊。并引“顧氏炎武為本朝學者所服膺，而亭林在關中建朱文公祠，江氏永，王氏懋竑漢學甚深，而一注《近思錄》，一為《朱子年譜》，初未敢輕宋學也”與“后來諸儒悉貴漢而輕宋”相對比，以寫其風氣既成之后的沒有義理而眾流歸一。在他之后，陳寅恪說：“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他以史學不振為清代學術的大弊，又深而論之，舉史學的“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而“無從判決其當否”為學問的確定性，以反照經學“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并從這種與殘缺和寡少連在一起的不確定里抉出清學內含的兩種偏失：以“謹愿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以“夸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義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遂有如“圖畫鬼物，茍形態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狀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也”。前者的毛病在于由割裂而破碎，又因割裂破碎而“不能討論問題”；后者的毛病在于由鑿空而虛妄，又因鑿空虛妄而“奇詭悠謬”。而兩者之共趨同歸，則是“往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后書，以求速效”。以此為導向，便不能不是唐以后一千多年歷史在清人心中的輪廓模糊而細節漫漶。

        明代王學，末流已歸于“游談無根”。因此清學起而代謝，以實證為功夫，自有其內在的歷史合理性。然而“學術本以救偏，而跡之所寄，偏亦由生”。與這種代謝相伴而來的漢宋之間相為消長，最終使儒學的義理一面在久盛之后為考據所壓倒。其直接的結果便是從精神上改變了一代士人的貌相。劉師培曾大約而言之曰：“清代之學，迥與明異。明儒之學，用以應事；清儒之學，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譎。明儒尊而喬，清儒棄而濕。”而“智”、“譎”、“棄”、“濕”都會催化出士大夫群體中的“用世之念汩”和“廉恥道喪”。義理所提供的，是儒學對于天人之際的整體把握，以及儒學對于生命意義的終極詮說。整體和終極都是一種根本，有此根本，而后有個體對于這個世界在認知上的貫通穩定和個體自身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章太炎說“小學雖精，與人情無與”。指的正是與義理相比，考據訓詁都不能進入人的精神世界和影響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與宋明相比，清代二百六十年之間的學術之變已不能不自為染化而丕變士風，由此帶來的則是一種局促褊狹。與這種考據壓倒義理同時發生的考據壓倒史學，則以比類校勘為作史和讀史之大法，并以這種治學的方法消解了二千年來“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的一面。古時無政治學，而修史尤重“古人宗社之安危”和“古昔民情之利病”，注力于取前代之得失為后代鏡鑒之資，而后是歷史意識便派生和內含了政治意識。因此從司馬遷開始，史學不能不貫連前后以通古今之變；也不能不明立褒貶以存大是大非。但時當考據獨步天下之日，史學處四面裹挾之中，實際上已成為考據的附庸。乾隆朝王鳴盛窮累年之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而用心全在“校勘本文，補正訛脫，審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在這種述史和論史異化為考史的過程里，史學本義中的通古今之變和存大是大非無疑都已在“校”、“補”、“審”、“辨”的零分碎割中被抹掉了。《十七史商榷》是清學中的一代名著，因此具有足夠的典型性代表清代史學的風趨所歸。若舉明清之際王夫之作《讀通鑒論》《宋論》，黃宗羲作《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顧炎武作《天下郡國利病書》為比較，顯然是后來者的歷史著述里，歷史意識本身已變得非常稀薄。一則記載說光緒朝前期，京中有旗人而為翰林者對十多年前攪翻了南方的太平天國已一片茫然。然則歷史意識的稀薄，最終既會使人與前代事隔膜，也會使人與本朝事隔膜。人在隔膜之中，顯然同樣是一種局促褊狹。

        一代學術之能夠自立，全在于各有自己的長短得失，以此與前人相區分，也以此與后人相區分，所以學術又總是在自我糾偏中代相傳承的。然而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西潮撲來，由拍岸而灌入，則以一種自外而起的沖擊打斷了中國學術內里的這個過程。隨后是清學既在積久之后別成風氣，則晚清士人以三千年中國歷史文化回應外來沖擊之日，二百年清代學術化育的文化品格一定會深深地融入其中。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交沖由形而下開始，又在一路逼拶里走向形而上。這個過程越來越深入地鍥入文化，而隨此牽動和攪動而來的，便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中西交沖，已越來越明白地顯示出清代學術的局促褊狹一面對于近代中國思想走向的影響。

        羅家倫后來曾以“知識的責任”為理由責備當日的知識人，而其間列為不可思議，并被一路上溯追究的要目之一，則是近代以來的中國人太“容易接受思想”。他說：“中國人向來相信天圓地方，‘氣之輕清，上浮為天，氣之重濁，下凝為地’。但是西洋的地動學說一傳到中國，中國人立刻就說地是圓的，馬上接受。”又說：“中國人本來相信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但“進化論一傳進來，也就立刻說起天演和物競天擇和人類是猴子變來的。”比之“西洋科學與宗教戰爭史”里“新思想”的產生和傳播常常要以“流血”、“苦斗”和“犧牲生命”為代價，中國人與新思想結緣之容易不能不算是異乎尋常。但究其底里，則太過容易實際上便是非常輕易。

        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中國人先后經歷了中英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與這個過程同時發生而且互對應的，是中國人看泰西，由四十年代的“逆夷性同犬羊”，一變而為六十年代的“效西法以圖自強”，再變而為九十年代“譯書實為改革第一急務”的引彼邦學理以大變中國。這也是一個過程。但就因果而言，后一個過程是由前一個過程促生的，所以，后一個過程所體現的中國人對西方世界認識上的深化，又會因民族戰爭的逼扼而既不由自主也不由常軌，很容易在強弱之比的定勢之下，即以強弱之比為自己守定的視野，越來越急迫地走向單面擇取和單面認知。迨庚子與辛丑之后，強弱之比的定勢益甚，中國人看西方的單面擇取和單面認知也益甚。于是而有二十世紀初年開始的“海波沸騰，宇內士夫，痛時事之日亟，以為中國之變，古未有其變，中國之學，誠不足以救中國”，遂“醉心歐化，舉一事革一弊，至于風俗習慣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東西之學說是依”。更極端一點的，還有“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羅家倫所說的時人之太過“容易接受思想”，正是與此同途俱來的一種精神現象。而以十九世紀中葉的“逆夷性同犬羊”為比，則數十年之間的一變再變，“容易接受思想”的內在一面，其實正是容易改變思想。因此康有為自身前后多變，又說梁啟超“流質易變”。當日兩者并稱而為天下開風氣，隨后是繼起者與之桴鼓相應，多變和易變遂非常顯目地成了其間的常態和慣態，以至于外國歷史學家敘述這一段中國歷史，曾直捷地以“不論哪一個人，都沒有始終一貫的立場”為概括群體之詞。

        多變、易變和“沒有始終一貫的立場”，指的都是內里缺乏可以立為根本而能夠守得住的東西。章太炎后來說：“明之末世，與滿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悅禪觀之士，即姚江學派之徒。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王學標張的是義理。所以由前者引申，是守舊需要義理；由后者引申，是開新需要義理。而以此作為反襯，則四十年代的“逆夷性同犬羊”只能算是懵懂的守舊，而九十年代之后的“靡不惟東西之學說是依”只能是懵懂的開新。

        惟其懵懂，所以守舊易變，開新也易變。二十世紀初年，士議曾由世風追論學術，從學術“托于治經”，而“箋注蟲魚，分門立戶”，其弊至于“支離破碎，毫無心得”講起，次及咸同之間士大夫“專言時務，而為諸子文飾之，學派又為之一變”；再及康梁“崇尚異學”致“浮薄之士靡然從風”，遂匯為“不效西人，舉不得為士”的一時共趨。在由此構成的流變里，漢學是知識之學；時務是事功之學；“異學”是泰西之學，三者次第成為一世之顯學，而彼伏此起之間，又各自都與中國文化中的義理一面因無從勾連而常在脫節之中。這種顯學大都不尚義理的過程積之二百數十年之久，而后是學術的取向直接影響了思想的走向，從這個過程里走出來的開新之士便既會因疏離了義理而疏離了“自尊無畏”，又會因疏離了“自尊無畏”而在直面西學之際難以提撕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時人說其間的來龍去脈曰：“我國學者大病在專務考證。前清之際，更流瑣碎，逮西學東漸，制造繁興，于是易其法古人者，專法外人。”因此，與“容易接受思想”和容易改變思想相表里的，常常是在輕信引導下的跟著走。

        于是而有經學家皮錫瑞引西人之說釋經，力申“《儀禮》有父子平等，母子平等之義”。更離奇的，還有汪康年筆下的“天津楊柳青有王某者，初但閉門作八股而已，逮庚子聯軍入京，乃矍然醒，遂極信仰新說，于西人言尤深信不疑。庚戌，哈利彗星現，天文家頗謂，如彗之尾與地球遇，則地球立即消滅。某以為大戚，不忍睹世界消滅”，遂“吞鴉片煙膏死”。這個故事說明，以缺乏主體意識的人對不成片斷的新知，正足以造成一種新的蒙昧。而事后“北京學堂中頗有聞之而哭者，而女學生尤甚”，則寫照了與西學的彌漫相對應的人心混沌。1917年毛澤東在一封信里評議時流，以“無內省之明，無外觀之識”作統而論之。并申說曰：“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既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并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圯。”然后以“大本大源”為尺度，直言“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時當西潮灌入已久，他所說的“今人無學”顯然指的不會是今人沒有知識，而是今人沒有義理。因為沒有義理，所以沒有“本源”。作為對比，則是近代中國匯接中西的人物群里，曾國藩曾少有地保持了終身守護義理的自覺，并因之而能夠成為世人眼中以學問立本源，而后以學問成事功的人。所以民國初年的毛澤東仍然要追想晚清中期的曾國藩。

        中國人與西方的民族戰爭開始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也開始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然而從先覺者的《海國圖志》到后來人的“靡不惟東西之學說是依”，其間的一路變遷又說明：六十年之間，中國人的困而知之和學而知之，其實是一個審視和認知日益亟迫地與取法連在一起的過程。取法成為不竭的動力，催逼著中國人不斷地去了解西方，并在實際上越來越了解西方。西人描述民國初年中國社會的聯省自治之爭，說是“人們引1815年的德意志聯邦、瑞士聯邦、美利堅合眾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為例，并對當時幾個省份草擬或頒布的憲法大加評論。而所有這些都僅僅是從一種技術的、法理的角度進行的，并未從中國的現實出發”。這段文字以政制為例，使人明白地看到了取法西方的中國人對西方世界累積而得的了解程度。但其末了的結論，同樣又使人明白地看到了：越來越了解西方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越來越缺乏了解的程度。兩者之間所構成的無疑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在這種矛盾的背后，則是盤曲的歷史因果。

        由于清代史學不振，因此，與近代中國人認識西方的過程相伴隨的，便常會是稀薄的歷史意識和歷史知識。章太炎說“近來人把拿破侖、華盛頓都舉得出來了，李斯、范增倒有舉不出來的。曉得歐洲詩人、文豪的名字，卻不曉得中國近二百年來，文章誰是最高。曉得歐洲古代都卷發，卻不曉得中國漢朝是怎么樣的衣冠”。而后是“留學歐洲者，不知中國情形，輒以歐美相擬，亦猶留學日本者，不知中國情形，輒以日本相擬耳”。其引來的學理文不對題，正如“十六字心傳無異”。后來又更明白地謂之“今人之病根在不讀史”。同樣的意思，孫中山說是歐美、日本留學生“不研究中國歷史風俗民情，奉歐美為至上。他日引歐美以亂中國，其此輩賤中國書之人也”。就個人的文化構成而言，兩者其實相去甚遠，但他們都和取法西學的中國人里這些位居前鋒的健者離得很近，并因之而能夠切知其偏失所在。而在這種偏失所到的地方，則多見事理的七顛八倒：清末以來中國尚民族主義，然而沒有歷史意識和歷史知識，又會使當日身列民族主義的新人物很難讓人親近。民初的記述說：“唐少川者，念公譏其不識字，所行政事多有洋行風，此尚可恕。乃聞其對人語曰：識中國字至二千以上者，皆當以巨艦載至海中，沉之濁流。嗚呼！此又非牛仙客所敢言也。”更多的人不會說這樣的話，但他們既因相信西學而引來西學，則在其意中，以西學之理闡釋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自應比真實的中國歷史和現實更真實。因此，西人說中國“野蠻”，梁啟超持之以為繩尺，作《中國積弱溯源論》，從歷史的中國里搜尋爬梳，翻出“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弱”、“無動”等等切割支離之詞，用來說當時中國的“病源”。論其字義，這些詞匯雖各示詆抑，而相互之間其實并無一定的聯結。以數千年中國的漫長和復雜作對照，它們被梁啟超大而化之地編連為一體，顯然并不全是出自中國歷史本身和真能統括中國歷史全體。但從二十世紀初年的思想背景求因果，則梁啟超之所以選定這些詞匯，正在于由此編成的大而化之鮮明觸目，能夠一一對應地描繪出時人心目中西方文明的反面，以此為“野蠻”作佐證。然而歷史的中國既可以操弄，真實的中國也因此而成了一種越來越遠的東西了。梁啟超是一個善于自我糾錯的人，所以后來半途知返，并力為闡揚中國歷史中的光明一面。但引西學以評判中國的風氣既已大開，繼起者正絡繹不絕而來。迨《新青年》大行于天下之日，陳獨秀和胡適為中國診病，用的仍然是梁啟超當年的這一套路數。所以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學人追論新文化運動，說的是“惜乎當時沒有一個歷史學家作主干，以致哲學蹈于空虛，文學流于浮薄”。

        百年之間，中國人對西方由陌生到熟識，并且越來越熟識。然而這個過程中歷史意識和歷史知識的稀薄，又使這種熟識因缺乏彼我之比而不能分殊相和共相，并無法由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隨后是這種沒有歷經過消化的熟知便不能不成為識其一不識其二的獨面接受。而西人所描述的中國人持“德意志聯邦、瑞士聯邦、美利堅合眾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為例”作互相紛爭，正非常傳神地刻畫了這種獨面接受的熟識里，中國人獲得的西學雖然日益細密詳備，但細密詳備里并沒有一種能夠串結紛雜異同的本根和通則，從而片斷背后常常見不到大體。因此二十世紀中葉梁漱溟總論“過去六、七十年，我們不斷采取西洋之長，建設文明的新文化”，而歸之于“其失敗是慘重的”：

        此其故，一面是在不了解西洋文化本末系統，枝枝節節而為之；一面則更不明白自己。不明白自己，所以取舍之間莫得其宜。不明白自己，所以莫得入手之方。

        而綜貫始末，在這段話的背后和深處，其實還有他說過的另一段話：“近處看，政治的力量極大，象是能支配一切；而其實政治還為學術思想所左右。”

        （本文原載于《文匯學人》2015年3月20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