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七年，康熙皇帝派一群少年假作摔跤，撲倒鰲拜；這其中是否借了韋小寶韋爵爺之力，我們不清楚；妙在鰲拜剛倒，朝廷立刻整理出鰲拜三十條大罪來。大到引用奸黨，小到勒令他人遷墳，事無巨細，都在一起了。前一天還功高權重威風八面的鰲中堂，一眨眼就罪名彌天，夠得上誅滅全族了。這里便有個問題：當鰲中堂跨進宮門，還沒有被康熙擒住時，他有沒有罪呢？一種合理的解釋是：如果康熙爺沒捉住他，那他就沒罪；如果康熙爺捉住了他，那他就有罪——這叫做薛定諤的貓，鰲拜的罪。

        雍正二年，年羹堯平定青海回朝，雍正親迎，升任一等公，榮寵一時無人可比。一年后，年羹堯開始得罪了：先是將成語“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雍正說他仗恃功勞，顯露不敬。咱哪怕高考語文考試寫個錯別字，頂了天扣兩分，擱年羹堯這兒就得革職。年羹堯封完一等公不到一年，雍正朝臣，硬生生給他整理出九十二款大罪。年羹堯也真了得：一年時間啊，平均每四天就能犯一款大罪，這得多勤勞才這么無惡不作、惡貫滿盈啊！

        編罪名是個大學問。

        嘉靖年間，徐階主持之下，終于扳倒了大奸臣嚴嵩與嚴世蕃父子。嚴世蕃雖說是傳說里一年能跟女人亂來九百次的猛男，還是收藏《清明上河圖》的花花公子，但畢竟是廷議奏對的能手，心計極工，在獄中自然得死中求活。他的套路是，放出風聲去，說：“別的事情咱不怕，但如給我安罪名，說我害死沈煉與楊繼盛二人，我父子啊，那就難逃一死。”三法司正愁沒合適罪名呢，聽了這話，妙哉，自己招了，就定這罪名吧！

        可是徐階何等人物？當初為了討好嚴嵩，可是把孫女兒許配給嚴世藩之子的，對親家知根知底。先前嚴嵩還全家人跪拜過徐階，徐階也不心軟。他看了審案卷宗，明白了：

        “這道奏章一上去，嚴公子就無罪釋放了。”三法司不明白了，徐階解釋了理由：當初殺沈煉與楊繼盛二人的旨意，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倘若說嚴世藩殺沈楊二人有罪，那便是指責嘉靖皇帝的不是，那自然不成，反過來，這罪名一旦不成，嚴世藩就無罪釋放了！三法司恍然大悟，立刻改了罪名，“私通倭寇”，就把嚴世蕃殺了——本來嘛，私通倭寇，您總不能把皇上拉出來背黑鍋了吧？徐階聽說嚴世藩死了，連帶自己的孫女也作為嚴世藩的兒媳一起殉了，“囅然頷之”，那就是開懷點頭。

        給奸臣編罪名的大師，也得聰明狡詐、心狠手辣才是。

        哪位說了：有清白無辜、安不了罪名的嗎？恐怕沒有。

        岳飛的罪名是莫須有，天下皆知。比他更滑稽的，是漢太尉周亞夫，是韓信。當日周亞夫跟漢景帝吃飯，漢景帝不給他坐席，不給他筷子。周亞夫不過是抬頭看了看天子的桌案，走的時候又看上去有些不開心，漢景帝就覺得此人不安全，需要對付一下子。之后，周亞夫的兒子買了五百具盔甲，打算給周亞夫陪葬。漢景帝把這事兒認了真，派廷尉以謀反罪審這案子。但是發生了經典對話。

        廷尉：“您老想要造反么？”

        周亞夫：“咱所買的軍用品，是陪葬用的器具，怎么說是造反呢？”

        廷尉：“喲，陪葬的，這說明您生前不造反，也打算死后在地下造反！”

        好了，周亞夫絕食死了，漢景帝滿意了。

        韓信的事兒更好笑：天下定了，他封了楚王，楚國舊將、他的朋友鐘離昧逃亡到他那里，劉邦就用陳平計策，來游云夢了。韓信逼鐘離昧自盡，拿了首級，去跟劉邦自證清白，被劉邦當即捉了，綁在自家車上。當時韓信跟劉邦對白如下：

        韓信：“是啊！天下已定！我就該被油鍋烹了！”

        劉邦：“你別做聲！你造反的事兒很明顯了！”

        劉邦這一嗓子，是天下編罪名君王們的寫照。他們怕的就是嚷出來，怕的就是正經對簿公堂。

        所以，編罪名就這么可怕。前腳還是綠窗朱戶，下一秒雨翻風變。但如果跟你說，有人愿意給自己背個罪名，你相信么？

        林沖雪夜上梁山，不巧遇到王倫。讀書人做山大王，腸子都比好漢們多些彎。口口聲聲，“不知心腹”。只好請您去隨意取個人頭，納個投名狀來，那時才來拜兄弟，談交情，親密無間，赴湯蹈火。為什么呢？因為你殺過人了，有罪名了。大家都不干凈，這才能讓人信賴。

        當始皇帝給王翦老頭兒六十萬傾國之軍，出征伐楚時，王翦便聰明地向始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索要田產。因為老軍人知道：“大王以傾國之兵授予我，如果我清高自許，只會招致疑忌。顯得我貪財，陛下才相信我。”同樣的故事，幾十年后又來一次：劉邦遠征在外，連番派人賞賜首守京城的相國蕭何。聰明如召平，就會去向蕭何說：“相國過于高潔，已經讓陛下疑慮。應該給自己找點不光彩的勾當，污蔑下自己的聲名。”岳飛這方面就不夠聰明：當時中興四將，劉光世和張俊貪財好色，宋高宗反而讓他們善終；就岳飛一個人剛正不阿，每天“文官不貪財，武將不怕死”，不近女色，不貪財賄，怎么不招人恨呢？

        所以了，為什么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希望有一個透明的法治社會，就在于此。在一個人治社會里，罪名是可以隨意安插現編的，我們只能指望青天大老爺的存在。法治會比較僵硬，還容易被人鉆空子，說不定還有許多人行為合法但道德有虧，但至少，我們犯事兒時，能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而不是憑空而來、虛構所致、一年就多了九十二款大罪的事兒，更不必戰戰兢兢，怕自己太清白了，處不好人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