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美國歷史學者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做客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圍繞“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這一主題進行學術演講。周錫瑞在演講中出示了歷史檔案中著名的開羅會議“三巨頭”合照。鏡頭中，蔣介石與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并肩而坐。

        “抗戰之前，人們不能想象蔣介石能和羅斯福、丘吉爾平起平坐，可是從開羅會議開始，中國被定位為‘強國’。” 周錫瑞如是介紹。在他看來，1943年是國民政府的一大轉折點。同時，通常認為，1943年前后，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外交上成就突出，并對之后的抗戰勝利產生影響。

        周錫瑞是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專注于19和20世紀的社會發展和政治運動研究，迄今已出版多種著作，其中《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曾獲費正清獎（1987）和列文森獎（1989）。

        今年是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3月18日，周錫瑞就“1943年國民政府外交”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

        澎湃新聞：3月13日，您在分析“1943年的中國”時重點提及了蔣介石在開羅會議的著名照片。您是否認為1943年是國民政府在外交上頗有成就的一年？

        周錫瑞：翻閱蔣介石日記，你會發現他一直在強調抗日、建國、自強。所以抗戰始末，蔣介石在外交上的政策、意圖、愿望其實沒有很大的變化。不過論及外交成就，1943年可以稱得上達到一種“質變”。當然，歷史是一條流淌的河，不能說1943年的外交就是獨立的，和1942年、1944年其實都有聯系。

        澎湃新聞：除了開羅會議，從時間上說，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1943年還有哪些外交成就？

        周錫瑞：收復新疆其實也是蔣介石一直強調的外交成就。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到1942年，基本可以說，新疆成為蘇聯的“殖民地”。比如那里的人不用法幣（中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發行的貨幣），而用盧布；在貿易上，新疆和內陸地區的貿易往來很少，和蘇聯的貿易很多。

        我看過不少有關中國上個世紀30年代的報道，尤其是外媒報道，是講新疆到底將來屬于誰，就有聲音說會屬于蘇聯。中國國內當然會有“中國固有領土”這一套講法，但我們國外對“中國固有領土”這種講法不大承認，新疆也是類似的。可以說，蔣介石收復新疆是他在1942-1943年外交上一個很大的勝利。

        再接著就是在1943年很轟動的“廢除不平等條約”。1943年1月，中國國民政府在華盛頓和重慶分別與美英簽訂了《中美新約》和《中英新約》，宣布美英兩國放棄治外法權及相關特權、交還租界等。這是愛國主義思想下，中國人一直的愿望。當然，你也可以說這個時候“放棄”“交還”都是名義上的，因為租借區（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都還在日本人手里。英美兩國為了顧及中國國內士氣，還是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也是比較大的一個外交成就。

        澎湃新聞：那時國民政府說“廢除不平等條約”解決了國人力圖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百年之痛”。但其實“百年之痛”沒有徹底解決，比如中國提出九龍租借地問題，英國還是政府表示“現未準備對此問題加以討論”，九龍租借地還是懸而未決？

        周錫瑞：對，其實中英談判特別難，差一點就沒有成功，而且汪偽政權和日、德、意等國已經搶在他們前面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這讓蔣介石非常生氣。他原本是想在1943年元旦就能簽訂這個新約。而中英沒能談妥的主要問題出在香港。英國不肯放棄香港。宋子文和其他外交官為此在華盛頓、倫敦花了很大力氣，結果還是沒有談成。所以盡管1943年1月11日簽訂了《中英新約》，這里圍繞香港問題，還是有點遺憾。

        不過蔣介石寫《中國之命運》，就是為了慶祝簽署新約。當然，他也想把這個看成國民政府在外交上一個大成就、大勝利來慶祝。

        澎湃新聞：在“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一事件里，英美兩國和蔣介石分別是怎樣的角色？

        周錫瑞：我個人認為，1943年“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動權還在國外，是由英美先提出的。在當時時局下，他們認為關鍵是要提起中國人的士氣。尤其是美國。羅斯福從全球戰略出發，為鼓勵中國積極對日作戰，積極扶植中國；而英國，一方面覺得不平等條約難以在戰后延續下去，另一方面在軍事上也依賴美國；蔣介石自己，他其實對美國沒有迷信，也在日記中不斷批評美國，他心中清楚英、美的“善舉”都是從自身利益考慮。蔣介石非常明白，英美是不可能因為“善意”而放棄不平等條約的。

        澎湃新聞：除了《中美新約》《中英新約》，其實1943年，中國駐蘇大使代表中國政府，還與美英蘇三國外長一起簽約了《莫斯科宣言》。為了這份簽約，蔣介石做了哪些努力？

        周錫瑞：《莫斯科宣言》主要意義在于它比較正式地宣布中國是“四強”之一。但這里頭，蘇聯一直看不起中國。蘇聯覺得他們自身和德國打仗，打了好幾年，打得比較成功，犧牲也挺大。相比之下中國貢獻少，一直后退防守，沒有主動的攻勢。斯大林覺得中國不會是大國，英、美、蘇才是大國。不過另一方面，蘇聯也不反對中國成為“四強”之一，因為它知道中國反正不會站在英國那邊。我自己覺得，當時斯大林沒有意識到中國將來會由中共領導，但無論如何中國的立場肯定是反帝。

        應該說，主要是美國一直強調把中國納入“四強”之一，美國人費了不少唇舌才說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讓中國排在美、英、蘇之后簽字。因為美國希望多一個反帝的國家，這樣英國就被孤立了。

        同時，英國也有擔心。他們擔心中國和美國綁在一起，戰后美國就可以利用中國辦事。總而言之，對于中國成為“四強”，美國支持、蘇聯中立、英國反對。主要是這些國家在起作用。

        澎湃新聞：當時國民政府除了召開有關國際會議，簽訂國際條約，也派出不少政府要員或社會名流擔任外交使節。比如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齡歷時七個月的北美之旅。

        周錫瑞：對。宋美齡訪美，一方面出于私人求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外交考慮。一直以來，即便在中國，宋美齡也和美國記者、外交官、傳教士、慈善企業保持聯系。她英文特別好，人長得又漂亮，特別討人喜歡。

        宋美齡訪美的時候，美國輿論界正有以下這么幾種聲音：首先，是剛剛出現的一種批評中國的聲音：“不好好打仗，就等著美國人幫忙去打敗日本”；再就是美國對國民政府的腐敗也有所議論；同時，美國媒體強調，美國作為盟國做出了很多貢獻。但另一方面，其實美國在二戰的時候，99%援助是給了英國、法國、蘇聯，只有1%給了中國。當然，這讓蔣介石、宋美齡非常不滿。

        盡管美國明顯的、公開的政策還是“歐洲第一”，但其實，美國國內也有一部分人覺得，反正攻打美國的敵人是日本，所以美國政策應該是“亞洲第一”。說白了，應該先打日本。宋美齡當時也有點想利用美國國內的這種爭論，她在美國所有的公開發言，都是這樣的調子。

        澎湃新聞：其實宋美齡在訪美期間就催促羅斯福盡快召集“四強”首腦會議，討論戰后問題，換言之為蔣介石于1943年11月參加開羅會議做了一個鋪墊。您如何評價這場會議？

        周錫瑞：開羅會議前，蔣介石其實意識到不能把“申請援助”作為開羅會議的目的，因為那樣就意味著會議是不平等的，不是平起平坐。但是結果，緬甸戰場的結果不是蔣介石想要的。蔣介石最后就和羅斯福說，那你就給我資金援助。蔣介石要這個錢也不是沒有道理，是為了解決通貨膨脹，穩定法幣。問題就是，蔣介石一直沒有提出要怎么用這個錢。要是能比較明確地提出措施，也可能好一點。總之，最后開羅會議還是違背了蔣介石的初衷，談判沒有達到想象的結果。

        當時（開羅會議），羅斯福最關心的是中國還能否繼續抗戰，因為如果中國沒有抗日，美國的戰場就打得更困難。盡管如此，美國對中國的資源援助還是有限。那能給中國什么？就是面子，所以有了形式上的會議，說白了開羅會議就是為了“三巨頭”合照開的。比如，美方對開羅會議的會議記錄，都是從中國記錄翻譯而來。又比如，開羅會議期間，羅斯福便對兒子坦言：“蔣盡管缺點很多，我們還得靠他。” 丘吉爾更看不起蔣介石，他只關心歐洲戰場。

        澎湃新聞：對于開羅會議，蔣介石有怎樣的自我評價？

        周錫瑞：可以說，蔣介石是比較滿意的。一方面，他最關注的是戰后的情況。開羅會議之前，他就列了一系列要求，有關戰后臺灣、東北的回歸。結果《開羅宣言》確實宣告：“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這是特別大的成功。而且蔣介石有了那張照片（開羅會議“三巨頭”合照），特別高興。

        不過，蔣介石也不是完全滿意。緬甸戰場是開羅會議的分歧點。蔣介石主張歐洲和太平洋戰場抽調海軍力量，配合陸軍進攻在緬甸的日軍，但丘吉爾對緬甸戰場毫無興趣，不肯派出海軍力量。蔣介石在緬甸戰場的計劃沒有得到美英的支持，這是遺憾的。

        澎湃新聞：您覺得從抗戰初期到1943年，蔣介石的外交策略有變化嗎？

        周錫瑞：我覺得戰略上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因為具體情況不斷變化，戰術方面倒有些變化。總的來說，世界大戰之類的全球性戰場都有同盟。同盟國這邊主要是英、美、蘇、中，軸心國主要是德國、日本、意大利。在戰爭中，盡管有同盟，各國的基本原則都是希望同盟打得多，進攻多，犧牲多，那么自己就打得少。所有的外交會議其實都圍繞這個基本原則展開。

        澎湃新聞：您本人如何評價1943年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對之后中國抗戰勝利的作用？

        周錫瑞：我認為確實是有積極作用的，包括獲取援助。我想各國在外交上都沒有什么“善意”，都是考慮自身利益。不過各國的利益不見得都是對立的。外交談判的成功就在于找出兩方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