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家陳丹燕的幾篇新作依然與上海這座城市有關，她再次進入那些塵封的房間，尋找那些房子和人的故事。她在文中寫到了作家柯靈的房間，寫到她正在參與的上海湖南路街道口述項目……她深入到上海這座城市的小支弄中，原來還有那么多故事。本文原題為《200031的琥珀》，據陳丹燕介紹，《200031的琥珀》及其他幾篇新作將收入到新版《上海的風花雪月》中。澎湃新聞經授權發表此文，略有刪節。

位于武康路淮海路路口的武康大樓。

        這是個上海地方歷史的幸運時代，上海自1840年后第一次如此珍視自己經歷過的滄海桑田，對自己一百多年來都會身世的羞恥感正在退潮。上海第一次有機會從容地尋找自己歷史的遺跡，擦洗干凈它們，并用它們打扮自己。它第一次切實地了解到記憶是一座城市的靈魂，保護自己的記憶，就是保護自己靈魂的自由度。

        于是上海漸漸出臺了一些地方法規，用于保護城市記憶。最重要的法規是劃分了上海十二個歷史風貌保護區，在保護區里不得隨意拆除或者新建建筑。后來又有了永不拓寬街道令，在保護區中劃定了六十四條永不得拓寬的街道，用于保護街道的歷史面貌，時間形成的富有上海特色的街道氣氛，保護街區完整的空間感受。

        郵政編碼為200031的街區，就是身處衡山路湖南路歷史風貌保護區內的歷史街區，其中有五條永不拓寬的街道。這五條街道中的武康路，作為修整歷史街道的樣板，逐漸實施了修復。它們在安靜的老街區里散發著琥珀般的光芒與氣味，成為200031的貴重裝飾。每年都有這個街區的志愿者們，在特定的日子帶領預先報名的游客走街串巷，到預先申請開放的老房子里參觀，并講解街區和建筑的往事。

        在武康路的修復過程中出現了新問題：武康路整潔了，富裕了，安靜了，世界小學恢復了，羅密歐的陽臺保住了，又新開了法國面包房和書店，但整個街道卻悲劇地呈現出一種類似話劇開演前的舞臺布景的干燥單薄，都是真實的街道，房子，陽臺與街燈，甚至房子里的人和廚房的氣味，但集合在一起，卻變得虛假，好象泡沫塑料搭的。

        在那里行走或停留，舞臺感漸漸代替了真實的內心感受。這種被追光燈強力照亮的感受漸漸蔓延到周圍的馬路上，永福路，五原路，復興中路，湖南路，高郵路，我小時候長大的街區，在比太平洋戰爭中被毀壞的城市面積大得多的改造中僥幸被保護下來，卻慢慢變得不真實，心里的感受真是古怪極了。

        負責規劃武康路修整的規劃師是個年輕的同濟大學教授，他說出了一個始終困擾他工作的問題：這條路為誰規劃？滿足誰的生活？大家都稱贊他的工作細致優美，但提起武康路，提起它周邊的那些歷史街區，他臉上油然升起的困惑便像烏云般，漸漸遮沒了一位教授臉上固有的自信與雄辯。

        只有安福路似乎僥幸逃脫了舞臺布景的命運，但這卻要歸功于常年荒置的褒德里遺跡，以及路尾文藝青年時常云集的話劇中心，以及自然生長起來的面包房，湘菜館，中式家具小店，以及便利店和鏡框鋪子。每到話劇中心有新戲上演，夜色里閃閃發光的，不光是那些燈火通明的小店，也是被玻璃窗內燈光照亮的，在馬路上晃過的文藝青年，中年和老年們斯文的身影。

復興西路的梧桐樹就像一條時光隧道，柯靈的家就在這里。

        就像命運總會在適當的時候安排一個轉機，令人看到通向前方的一條羊腸小道。對我來說，是對柯靈故居的探訪。復興西路上的柯靈故居在2014年完成了曠日持久的故居修整開放規劃，由湖南街道主持修整。于是我才有機會跟著清點小組去柯靈家，而柯靈夫婦已相繼辭世多年。

        還是在1992年，我陪伴一位臺灣人在附近的街區閑逛過。這次漫步促成了《上海的風花雪月》中第一篇文章的寫作。那天從烏魯木齊中路拐向復興西路，向武康路走過去，我們路過一排梧桐樹后黃墻斑駁的老公寓。我們望著污跡斑斑的紅鋼磚樓梯，它通向一扇同樣污跡斑斑的半圓形木門，它舊有的精致和曲線優美的門把手在久未擦洗的雨痕和積塵里，有種因為頹唐破敗而驚心動魄的美。

        那里就是作家柯靈的家，對臺灣人來說，他的身份是張愛玲的舊相識，文化人知道得略多一點，所以還知道柯靈是四十年代上海雜志《萬象》的編輯，他編輯過張愛玲的小說。《萬象》雜志在臺北的舊香居舊書店里有過收藏和流轉，算得上是中華文脈。

        2000年冬天，為探訪舊電影明星上官云珠故居，我走進過這棟建筑，那時我在寫《上海的紅顏遺事》，上海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它的樓道里有成縷的積塵從灰白色的天花板上掛下來，隨風飄拂。那一年我路過二樓柯靈家大門時，柯靈去世不久，柯靈太太陳國容希望將來柯靈故居可以向社會開放，此時她已不移動丈夫書房里的東西，直到自己去世。

        在那個寒潮滾滾的下午，也許年邁的柯靈太太移動著她沉重的身體，在廚房里為自己做了一杯加奶的熱茶，她端著茶杯慢慢走過家中擁擠的書柜和茶幾，來到面向復興西路的客廳窗前。她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未遂，但從此腿腳不便，人的性情容貌也大變，她走路總拖著雙腿，發出踢踢踏踏的聲響。冬天去過柯靈家的人都說那里徹骨的寒冷，老人們在家里也穿著呢大衣。

        這次，房子還是原來黃墻斑駁的老公寓，只不過如今它是歷史街區的歷史保護建筑。紅鋼磚還在原處的樓梯上，它們還是那樣污跡斑斑地通向那扇門洞，門洞處的積塵仍沒人好好擦洗過，每次我去，在敞開著的樓梯窗那里，總能見到一束長長的竹竿穿窗而出，擱在半空中。那是上海人晾曬衣物的工具，只是通常大家都放在自家陽臺上，不侵占公共空間，更不用說帶有造型優渥的橢圓樓梯窗，現在它們還在原處，仍舊頹唐而粗魯。這次我們帶著柯靈家的大門鑰匙。我們打開了它。

柯靈家久未打開的書房窗子被底樓的植物密密封住。

        這時，時光養大了園子里貼墻生長的青藤，它們爬上二樓，爬滿了柯靈書房的小陽臺，拉扯著從墻體里突出去的小陽臺搖搖欲墜，并且封死了久未打開的長窗。又向四周蔓延，封死了隔壁浴室的窗子。在浴室里只看到喝飽了雨水粗壯的枝蔓緊緊扒在玻璃上，蜘蛛網似的密密麻麻糾纏著枯葉，天光艱難而無辜地穿越重重腐殖敗葉，帶來隱約的藍天，這就是柯靈幽暗的書房，公寓里最初保留下來的房間。放在書櫥頂上的白色毛澤東石膏胸像高高俯視著這間房間，只是后來屋角失修漏雨，天花板陰濕發霉，如今白色的石膏像上落滿了褐灰色的水漬。

柯靈書房中的毛澤東像。

        在柯靈書桌的玻璃板下端端正正壓著一張娟秀小楷抄寫的賀卡。這是1992年錢鐘書夫婦寄來的新年禮物。他們夫婦是四十年代柯靈的作者，與張愛玲一樣。柯靈從四十年代用起的美式墨鏡也還在臺燈旁邊放著，他當年是否就戴著一副時髦的眼鏡，見到參加文化界大會的張愛玲，現在不得而知。想來，柯靈是個愛惜作者的編輯，直到八十年代，他還為錢鐘書的小說《圍城》寫文章，希望文學界不要忘記這部質地精致的長篇小說。也為在大陸剛剛被人想起的張愛玲寫了《遙寄張愛玲》，向當年只是一知半解的張迷介紹這個他的舊作者。

留在書房寫字桌玻璃臺板下的錢鐘書抄錄的小楷和柯靈的眼鏡。

        桌上還留下半瓶的美國產深海魚油丸，二十年前這種保健品曾是從美國回來送老人體面的禮物。雖然早已過了保質期，塑料瓶里的丸藥看上去卻安然無恙。

        柯靈用的寫字桌是柯靈太太從娘家帶過來的鐵寫字桌，原來是銀行里用的，非常沉重堅固。柯靈從四十年代開始，一直用到去世。那些堅固的抽屜里放滿了他的信件，便條和筆記，以及文匯報從前用的方格稿紙和紅藍鉛筆。現在除了稿紙受潮后生出些細小的褐色霉斑，一切都按照柯靈的習慣擺放著，仍舊散發著一個經歷坎坷的文化人細膩敏感的私密空間氣息。

        書架里的書，有許多關于上海歷史和地理的，上百本之多，這大概就是柯靈晚年為寫上海百年史詩準備的資料。他在七十歲后一直想寫一部上海百年風云錄，但未得以完成，只在1994年的《收獲》雜志上發表了《十里洋場》。那時正是上海出發去尋找自己城市的記憶的前夜，經歷了多年小心翼翼的生活，柯靈仍舊保留了敏銳的感覺。

        柯靈晚年的散文令人印象深刻，九十年代時，上海重新發現了張愛玲。柯靈為《文匯報》撰寫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張愛玲評價。他的老友陳西禾去世后，他也撰寫了長篇散文痛切地評述陳西禾越來越局促沉默的人生。柯靈晚年的散文平實而優雅，經歷許多政治風雨，他的用詞已被磨練成平靜準確而且內涵豐厚，為讀者愛戴。他出版的散文集曾取名為《昨夜西風》，想來是來自“昨夜西風凋碧樹”的詩句，現在想來，這也是晚年時他對自己一生經歷的評價。他已經年邁羸弱了的體力，和他久被禁錮的創造力都無法承擔他文學理想的沉重，甚至他閱人閱世久經洗練的眼界。

柯靈夫婦的遺照。

        柯靈太太為他保留了柯靈精神世界的完整模樣。比起柯靈對自己的期待，陳國容更有勇氣，更執著，更堅貞。她心中似乎一直想要證明自己六十年代自殺前，寫在遺書上的那句話：“親愛的，我們是無罪的。”她在柯靈去世后又多活了七年，最后，不光留下了書房，也留下了整個家。她使它們成為一塊像柯靈這樣的上海知識分子生命的化石，她相信有一天她家里留下的一切會被人理解。

        柯靈的遺言提到了她，說她是他家庭的支柱。

        從柯靈書房出來，與之相連的浴室天花板幾乎受潮坍塌，但浴缸上方的木頭十字衣架上還晾著一條上海產的絲光毛巾，面盆架的刷牙杯子里還插著一副用過的牙刷和牙膏。我想這是柯靈太太被送往醫院的前一晚用過的，那是夏天，所以她的床上還罩著毛巾毯，她的矮柜上還放著一疊公共事業費用的賬單。

        在廚房碗櫥里，我看到裝在花生醬玻璃瓶里的，是早已結塊了的散裝白砂糖。碗櫥深處放著工廠技校食堂用的白色藍邊洋鐵碗，“文革”后，上海的許多人家都有這種工廠食堂里帶回來的鐵碗，七八十年代時，人們都喜歡用它直接在煤氣上熱剩菜，或者煮沸鮮牛奶。即使是柯靈這樣大半輩子住在上海的左翼文人，那時也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沾染上工人階級的生活細節。

        不過，在毗鄰著廚房的客廳里，我看到一套四十年代風行于上海中產階級家庭的ART DECO客廳家具。還有一套帶木頭書箱的四庫全書，這是許多知識分子家都不再保存的古籍，聽說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初，文匯報的造反派查封了柯靈家的客廳，它們才僥幸得以保留。

        甚至空氣也保留下來了。那天雖然打開了門窗，但我仍能聞到房間里老人居所特有的陳宿氣味，這讓我想到固定在琥珀里的那些氣泡，那本是古老的空氣，早已無處可尋的空氣。

柯靈家的客廳。

        站在柯靈家敞開的廚房窗前，隔著一個四十年代的洗碗池，和靠在水龍頭旁邊的一只細竹絲編成的淘米籮，我望到樓下梧桐深深的復興西路，街對面有家新開的紅酒館，幾個金發的洋人在桌前望著外面，桌上放了一本藍色襯底的孤星旅行書和耐克的防水背包。

        現在來上海旅行的外人也懂得去過外灘和豫園后，在歷史風貌保護區里花更多的時間，尋找自己獨特的上海體驗。人們來這里吃飯，漫步，喝酒。而我覺得自己是站在琥珀中心的小蟲子的角度，向他們張望。我相信他們慢慢在不尋常地大敞的窗戶里望到了我，他們好奇而平靜地望向我。于是我們互相張望著。我相信他們看到了琥珀難以復制的時光之美，而我看到的是琥珀沉淀并永恒的悲欣。        

        在柯靈故居，我，街道主任李侃和主持故居修復的前區文化局長宋浩杰。我們都束手站著，不敢輕易翻動那些化石般完美的存在，大家都知道這才是湖南街道真正的寶藏，它甚至比一座淮海中路最精華地段的老房子寶貴得多。我相信我臉上也會有他們兩個人此刻的表情，那是一種恍惚，不知道自己能否擔當已經意識到的責任。

        試想一下那些通常都安靜關著玻璃窗的房子，在湖南路上曾是周佛海故居，汪精衛故居，陳毅故居，鄧小平故居，賀子珍故居的湖南別墅，在武康路上的唐紹儀故居，旁邊的巴金故居，在五原路上的張樂平故居，在淮海中路上的盛宣懷故居，旁邊的張元濟故居，高安路上的榮德生故居，桃江路上的宋慶齡故居，安福路上的吳國楨故居，這些由時代與命運造就的琥珀如果一旦都能閃閃發光，一百年的湖南街道將會如何的令人傾心。

        在歷史街區細細尋找歷史留下的芳香晶瑩之物，似乎是在這個幸運時代可以接下去做的考古。對一個富有歷史感的街區，最開始人們看到的是它古老的大樹，上個時代窄小的人行道與空間感受，還有建立于各個時期，帶著各種時代與地理印記的保護建筑，然后，人們才能看到住在里面的人，看到他們的書房，他們的廚房，他們留在桌上的半瓶魚油膠囊，他們用過的牙刷。

        當然，他們用過的本子，他們留下的傳說，他們曾經的愛與怕，堅持與放棄，這些構成精神世界的東西終究會浮上街區記憶的深淵。時至于此，在永不拓寬的街道里留下永不淹沒的居民記憶就成了抵御內在空洞的出路。挖掘出一個歷史風貌保護街區玻璃窗后的琥珀，使它不光是地方法規里永不可拓寬的街道，也是擁有永不可磨滅歷史記憶的街道。        

        為已有百年歷史的湖南街道做居民個人口述史的想法就是這樣成熟起來的。不光是重要居民的故居和舊居要保護，還有類似柯靈故居廚房碗櫥里的那半瓶散裝白糖那樣微小而真實的細節，那是在街道生活過的普通居民個人生活史。我希望能在由黃興故居改造成的武康路游客中心里，專門做一個湖南街道居民個人口述史的聲音博物館，向游客開放。對街區歷史和建筑股市有興趣的人，用身份證換耳機，就能在聲音閱覽室里聽到某弄某號某家人在此居住時留下的記憶。如果有開放的居民故居，口述史的聲音還可以在故居里循環播放，在聽覺上還原建筑內部和街道的生命史。

       這是上海第一個百年街區居民口述史的采集項目，我有幸參與它的發起，目睹它成形的過程里多少波折，最后在一張舊桌子上確定各種細節，也確定了項目名稱。200031是湖南街道的郵政編碼，所以，我們這個街區口述史的項目名稱，就叫200031。

        從初夏時分去柯靈故居，到確定口述史項目，已是隆冬季節了。我們組織了一個志同道合者組成的工作小組，建筑史家，社會學家，新聞記者，地方官員，作家以及歷史地理專家，我們試圖確定一些經歷豐富的居民來做第一批講述者，我們已經有個湖南街道的街區發展史當經線，居民的個人史和家族史成為緯線，將兩者結合起來，街區口述史就會有深度。

        在此之前，我們比較了臺灣九十年代開始的社區營造運動，在社區營造運動的過程中他們也做了不少個人口述史，臺灣人用社區營造運動來喚醒人民對土地和家鄉的感情，而我們想通過個人口述史來建立對歷史社區的多元化認同，在巨變的時代留下個體對時代的目擊證詞。自

        五四以來，中國的變化只是峻急激烈，將一代代中國人裹挾向前。如今我們要從一個歷史街區開始，安靜深耕埋藏于房子里窗子后那些層層疊疊無聲的個人記憶，留下他們的表情，留下他們的聲音，留下作為一個人的感受，豐富歷史街區的文化細節。從此得到身份的認同。

        湖南街道早先是法租界越界筑路形成的高級住宅區，最早的居民是富裕的買辦家族，醫生與律師以及大學教授們，還有大量的下野或者正當紅的政治家，包括民國總理唐紹儀，以及同盟會的女將陳璧君，而同盟會的黃興在此去世。

        日本占領上海期間，這里是大漢奸藏身之處，因此也發生了許多次暗殺。太平洋戰爭結束后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們開始住進這里來，隨后，是共產黨政府大量的高級干部住在這里，第一任市長陳毅在這里收到了國民黨威嚇的子彈，毛澤東的前妻賀子珍在這里深居簡出許多年，四人幫中的張春橋的家小，在此一直住到他在北京被抓。

        這個街區里誕生了上海最好的話劇院以及青年話劇院，著名的上海電影導演江海洋在這里長大，話劇院小小的舞臺是他藝術啟蒙的地方。在現在話劇中心門口，有一尊導演黃佐臨的青銅像，他奠定了上海話劇藝術的西方傳統。說起來，黃家對導演的愛真是生生不息，導演黃蜀芹也是跟著父親黃佐臨，在劇院后臺長大起來的孩子，而她的獨子鄭大圣走回與外公一樣求學西方的老路以后，也成為一名優秀的電影導演。

        說起來，湖南街道也是中國第一家音樂學院誕生之處。上海交響樂團已在這里幾十年之久，只離開它的排練廳一個街口，就是法文翻譯家周克希的住所，他本是數學教授，卻翻譯了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似水年華》中的幾卷。正在排練廳里指揮樂團排練的，是作曲家丁善德的外孫余隆。他指揮的樂團是成立于1922年的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亞洲最悠久的西洋樂團。

        這樣的居民和他們的故事真是說不盡的。如此有趣，如此背景深厚，如此充滿故事性。他們不光聯系得到半部上海近代政治演進史，也聯系得到半部上海近代文化發展史。

        這里是暮色四合的永福路，一條與復興中路相交，與武康路平行的小馬路，天光暗下來了，玻璃外面街燈在光禿禿的梧桐樹之間一盞盞亮了起來，就好像那些期待著發出自己聲音的個體記憶，明亮的，無聲的，隔著玻璃的，帶著悲哀而溫柔的感情的，總是高懸于樹梢旁，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卻又是真實存在的，照穿夜色的，令人難忘卻不奇崛的，這是200031，它正在努力越過舞臺布景的空洞，勇敢地展現自己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