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至今，人民行動黨始終是新加坡的執政黨，執政56年。盡管新加坡人很少公開表達對人民行動黨的不滿，但近年來人民行動黨面臨的執政壓力越來越大。

        記者曾前往新加坡探訪“新加坡模式”幕后及其挑戰，與新加坡執政黨和反對黨議員、媒體人、商界人士、NGO組織、基層社區負責人、社交網絡意見領袖及普通民眾進行了大量且深入的交流。

       “社會變化太快，人民的價值觀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2013年3月15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出席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第57屆董事會就職儀式說，該國不但是經濟進入轉型期，社會也到了關鍵的過渡時期，要在經濟與社會目標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點，將是一項復雜的挑戰。

        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至今，人民行動黨始終是新加坡唯一的執政黨，單獨執政已達56年之久，該黨的執政時間僅次于中國共產黨，位居世界第二。

        然而，盡管新加坡人很少公開表達對人民行動黨的不滿，但新加坡執政黨近年來面臨越來越大的執政壓力。

        2011年大選，人民行動黨雖仍獲勝，但總得票率卻是1965年新加坡建國以來最低的一次（60.14%），隨后在2012年后港補選和2013年榜鵝東補選中，人民行動黨又接連敗下陣來。

        2013年1月新加坡政府推出的“人口白皮書”，再次成為民怨的導火索，一些新加坡人將近年來工作機會減少、工資增長停滯等問題，歸罪于政府一些決策的失誤，就這樣民主與民生問題交織在了一起。

        面對日益政治覺醒的新加坡民眾，人民行動黨仰賴幾十年的“精英政治”模式不得不相應做出調整。

不快樂的夾心層        

        2013年3月新加坡《聯合早報》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過去數十年經濟的長足發展沒有讓社會各領域成員雨露均沾，近十幾年的發展，更進一步造成相當大部分的中產階級感覺處境不易，……靠著中下階級支持上臺的人民行動黨，沒有及時察覺這股呼聲的正當性與合理性，適時做出自我調整，終于導致今日陷入左右為難的窘境。”

        2012年底，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就“幸福感”對世界上14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調查，結果新加坡墊底成為“最不快樂國家”，盡管調查結果一出就被一些新加坡學者和媒體質疑可信度，但不爭的事實是，去年新加坡基尼系數（未計算政府課稅及福利轉移，以家庭成員計算）相比前年上升了0.005至0.478，在全球發達國家中排名第二。基尼系數在0至1之間，越接近1表明社會分配越不平等，經濟學界通常把0.4作為社會貧富差距的警戒線。

        據提供全球超級富豪信息的咨詢機構Wealth-X估計，在新加坡大約有1400人（不到該國總人口的0.026%）擁有超過16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9941億元）的財富，相當于2012年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2765.148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7萬億元）的57.86%。但另有統計表明，新加坡家庭人均收入在4000新元（約合人民幣19977元）以下者，占就業人口的80%。

        事實上，新加坡社會流動性在減弱，收入中位數在2000年至2010年這十年間只增加了11%，每年平均增長只有1.2%，201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報告顯示，盡管新加坡15.5%的家庭擁有100萬美元或以上流動資產，比例全球最高，但底層收入卻在21世紀頭十年全面停滯。201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表明全國超過60%家庭月收入低于國家平均工資水平。

        由于新加坡沒有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政府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又在不斷輸入外來廉價勞動力，使得技術偏低的社會底層收入不升反降。比如，清潔工起薪已從1995年的800新元（約合人民幣3995元）降至2005年的650新元（約合人民幣3246元）。新加坡《海峽時報》在2013年2月26日的二、三版上還報道了一宗極端案例，一位60歲的華人清潔工月入640新元（約合人民幣3197元），要艱難養活一家五口。

        不只是最底層，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就連新加坡本地的上層中產階級都發現，自己很難在新加坡某些地段買下住房，比如圣淘沙（新加坡知名度假小島）超過60%住房都被非新加坡人買走了。

        來自人民行動黨的新加坡國會議員楊木光指出，不能只盯著新加坡居高不下的基尼指數，“實際上有好幾個數字要去看的。現在的麻煩就是說，大家都去注意基尼指數，可你還要看收入中位數有沒有增長？過去5年新加坡是增長了17%，臺灣則是負增長，香港的增長也就在3%左右。這就表明我們（人民行動黨）在帶動社會，帶動國民團結，帶動經濟成長這方面，還是做得比較成功的。”

        楊木光說，人們忽略了最近15年來一個客觀因素——整個經濟周期縮短了，“1997年到2011年，實際上每三年，新加坡就面臨大的經濟周期轉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們把經濟弄上去了，但馬上就碰到了2001年的‘9·11事件’，對整個世界又是一個沖擊，2003年的SARS（非典），2006年至2007年氣候變化又造成糧食危機，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發生，也就是說整個經濟周期不只是變短了，而且每一次沖擊都是一波比一波強，必須進行結構性調整，才能做下去。因此回頭看，我們的政策都是正確的，因為不管面臨什么危機，我們都是第一個站起來的。”

        楊木光稱，每一個政策都會波及到一些人，民眾的情緒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響，“這就必須看我們的整體政策。我們的社會管理為什么值得外人稱贊？因為很多地方如果不斷面臨這樣的經濟沖擊，經濟實力可能就不在了，或者社會就開始動蕩了，以新加坡的情形講，我們所謂的大鍋飯是全民就業，還好我們政治先輩定下的目標是，我們給新加坡人最大福利就是每個人都有工作，一個全民就業的經濟，從失業率來講我們保持2%到3%的水平。”新加坡是世界上失業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過去十年間失業率從未超過4%，即便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達到高峰，失業率仍僅為3%，至2011年又回落到了1.9%。

好面子的執政黨        

        然而，新加坡民眾更在意的是貧富分化問題，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陳抗教授認為，新加坡貧富懸殊一直存在，“這比較容易理解，因為新加坡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有許多專業人才必須在世界市場里尋找，那么工資沒有吸引力，無法吸引到人才，勢必要給出更高的工資。在低端，新加坡在本地區又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所以這樣一來，貧富差距就會拉得很大。”

        楊木光認為，縮小新加坡貧富差距“要盡量考慮‘扶底不封頂’，可以劫富濟貧，但不可以抑富。縮小貧富差距的做法是把下面拉上去，而不是硬把上面拉下來，因為上面拉不動的。可惜中低收入的國人可能看不到這一點，就是說目前那些高層管理人才，他們其實已經沒有疆界，你如果封，他們可能就往外走了，他們薪金架構已經成了機會成本式的薪水機制，不是你能給他多少，而是誰會給他更多。”

        不過，去年新加坡國家工資理事會前主席林崇椰曾提出“休克療法”，以縮小該國貧富懸殊的問題，他主張“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凍薪”。今年年初，匯豐銀行發表報告顯示，新加坡人預計自己退休后能多活17年，但積蓄會在9年內因高生活費和醫療費用耗光。由于新加坡政府一直強調“自力更生”“不養懶人”，也因此一個新加坡人一生在住房、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支出都得依靠個人公積金（CPF）及其他儲蓄，有專家發現，新加坡醫療儲蓄制度（3Ms），只夠病人醫療總支出的15%，這被視為“貧窮個人化”（individualizing poverty）的社會政策。

        陳抗指出，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多年來一直奉行反福利政策，是因為“他們認為新加坡一定不能出現赤字，一旦出現赤字，沒有他國家會來救援，所以李光耀曾說，‘沒有人欠新加坡一口飯吃’。所以他們必須要保持財政盈余，不能把錢用來搞福利，所以社會安全網必須是以家庭為主體的社會體制，政府只是輔助，政府在這方面的作用是最小的。”

        陳抗說，由于新加坡過去一直是個儒家社會，加之老一輩移民面對的是英國殖民當局，所以他們出問題時不會指望政府會為他們做什么，他們困難時依靠的是家庭、親戚之間的互相幫助，要不然找同鄉會。所以這是一種文化，要自救，不找政府，新加坡老一輩還是根本不會想到找政府，“但隨著新加坡教育程度的提高，經濟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部長薪金的提高之后，帶來的問題是，新加坡新一代人不再這么看了，他們認為政府有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政府應該有一定的福利投入，來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所以新一代認為以前不對，效率是必須要有的，但也要兼顧公平。所以現在新加坡政府也在調整。”

        楊木光說，新加坡政府認識到，“最低階層的一些工作，無論怎么改造，受全球化的影響，他們的收入是上不去的。所以我們現在推出了工作福利補貼（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WIS），就是說我們的福利制度，不能只幫助那些已經找不到工作的那些人。"

        實際上，多年來信奉弗里德曼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人民行動黨，已不僅僅只強調機會公平，也開始講求部分結果公平，最近兩年財政預算案中對于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補貼，也從打入公積金賬戶變為直接打入工資賬戶。        

        但問題在于，一些學者認為，新加坡政府仍在固守著某些建國理念，即“維護經濟增長優于個人自由和個人福利的長期政策。”

        從事印刷業的新加坡私營企業主沈文慶說，人民行動黨的大佬們“太要面子了”，“新加坡人已經接受了人民行動黨不要過度福利的理論。問題是現在執政黨口頭上不說福利制度，但卻做了很多，因為工人黨的攻擊，他們變相推出了很多福利政策。這些政策在做卻不講出來，他們的運作方程式就是這樣子，死要面子。做就做得光明磊落，否則會讓人覺得沒有真心誠意。比如最低工資制，現在在預算案里面說要政府津貼，不就是變相最低工資嗎？干脆就說最低工資好了。”

        沈文慶對新加坡政府2013財政預算案中，有關對低薪者收入每增加100新元，其中的40%即40新元由政府補貼的政策，感到費解。“到時候執行難題很大，因為雇主與雇員的合同有傭金制、最低薪水制等不同的薪水給付機制，我覺得人民行動黨已經脫離民眾了，不懂得薪金的計算方法，這會造成很多灰色地帶，讓一些人人有心取小，但這不是政府真正目的，它是想提高工人薪水，干脆就說最低工資制就好了。可人民行動黨之前很強調不設最低工資，這是他們的理念，但現在其實已經打他們耳光了。”

兩面為難的政策        

        脫離新加坡普通老百姓的感受，這是部分新加坡民眾對于人民行動黨最直接的批評。今年1月底，新加坡推出的“人口政策白皮書”，更是引發了新加坡政治史上最激烈的爭辯。

        從新加坡政府的角度看，這份白皮書是基于新加坡人口的現狀做出的必要調整。2011年的政府統計顯示，新加坡常住人口518萬人，其中325萬人（63%）屬于本國公民，其他屬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 PR）或外籍勞工，永久居民約50萬人。而問題的關鍵就在于，2012年，新加坡總和生育率估計為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為0.78名嬰兒，遠低于人口置換線的2.1名水準。

        按照這份白皮書的說法，新加坡長期出生率低，人口老齡化日趨惡化，人口萎縮將危及國家經濟發展。白皮書建議要保持人口增長與競爭力，未來17年內增加30%人口，目標在2020年將國家人口提升至600萬，并于2030年達到650萬至690萬，期間每年將輸入1.5萬至2.5萬名新公民（new citizens）、3萬名永久居民，依此比例外來人口將在2030年上升至將近50%，而本地人口則會從目前的62%下降至55%。

        從新加坡企業主的角度來看，這份白皮書是得到廣泛認同的，剛剛卸任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第56屆總商會會長、新加坡國會官委議員、新加坡太平船務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張松聲指出，新加坡是外向型經濟，也一直是移民國家，人力資源是保持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當人口老齡化問題凸顯時，為保持競爭力，必須避免人力資源短缺，不要重蹈日本因人口結構轉變而經歷經濟衰退的覆轍。

        從事IT軟件業的新加坡企業主柯金章也認為，新加坡政府執行任何政策不可能照顧所有人，只能讓大多數人滿意。“我覺得人口政策，政府是兩面為難。比如我是做企業的，我就是需要外來人才，我在本地就是招不到本地人才，我想政府是知道這一點的，可是現在選民反對政府的政策。控制外來人才進入，讓更多本地人找到工作，是正確的，可是現在重要的是速度，根據白皮書，長遠的要慢下來，可反對的說太慢了，好比工人黨說應該馬上就停下來，我覺得這樣太極端了。這對企業來說是破壞性的，很多企業可能被迫到外國發展了。從長遠來看，政府關于人口政策的做法是對的。”

        柯金章認為，人民行動黨雖然強硬，“但它的做法有它的理由，如果照選民的做法，就變成軟弱的政府了。比如引入外來人才是為了讓新加坡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可是一些選民因為地鐵太擠了就反對外來人才，這是以個人利益來做判斷。”

        但民間卻并不認同這份白皮書的說法。部分新加坡人認為，政府出臺的政策過于偏向企業了。

        有人在博客上引用新加坡政府的統計數據，指出過去20年外來人口數字上升，但生產力反而下降了，前政府高官嚴崇濤也認為，新加坡雇主依賴低成本、低技能和低工資的外勞，是過去新加坡經濟發展的敗筆，政府不能再被雇主威脅。

        曾先后參加過工人黨和國民團結黨的新加坡知名反對黨人士吳明盛分析，由于新加坡沒有腹地，人口偏少，內需不足，經濟受國際影響比較大，該國經濟界與決策層多年來一直在尋找一種抵抗外來沖擊的解決方案，六七百萬人口的香港經濟體，成為新加坡政商兩界部分人士學習的榜樣，“這是很少數人在討論的事，是學經濟的人在說的。他們也許討論了十幾年，但現在，普通人切實感受到了地鐵的擁擠，所以，當政府還在推進690萬計劃時，人們一定會反感的。”

        在吳明盛看來，新加坡政府推出的人口政策白皮書，“顯示人民行動黨與社會大環境變化是完全脫節的，他們沒有坐地鐵的經驗。之前我就寫博客邀請（李顯龍）總理到我朋友家客房住上一個星期，每天搭地鐵，再來談人口政策，因為只有親身體會環境，體會500萬人帶來的不便、壓迫感，才會去思考要不要再引進更多的外來人口。”

如何與民溝通        

        面對公眾的批評聲浪，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放低身段，白皮書中的“人口政策”字眼被刪除，取而代之的是“人口預測”，李顯龍在國會討論人口問題時，公開承認政府此前缺乏清晰遠見，諸如公交交通在內的配套措施未能追趕上人口增長的步伐。

        來自人民行動黨的新加坡國會議員馬炎慶說，“（李顯龍）總理承認，在人口白皮書議題上，溝通是一個問題。”楊木光也以人口白皮書為例，認為新加坡政府現在要“盡量尋找各種可能渠道和平臺來做宣導”。

        在楊木光看來，部分新加坡民眾并沒有理解政府出臺應對人口老化的白皮書的苦衷，“他們現在感到的緊張和煩惱是目前的問題，這些問題是前5年美國金融危機、歐洲貨幣危機幾個客觀因素同時造成經濟社會壓力跟一些政策上預測的偏差所造成的，實際上，從2012年到2013年，我們（政府）是已經宣布應對這些問題的政策，新加坡2012預算案就提出，我們會在未來兩年內建5萬套公共住房，來協助我們年青一代擁有房子。”

       “而且白皮書出臺前兩周，政府就提出了促進生育和家庭生活的政策報告，希望增加新加坡人的整體生育率，但這些報告都沒被注意到。推出白皮書時，大家都想到這個問題，但大家要知道，這需要時間解決，但隨著過去15年經濟周期的縮短，客觀條件變化的加快，我們必須在短期政策設計的同時，盡快和長期政策接軌，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我們必須要告訴大家，在2020年和2030年時，我們會面對什么樣的壓力，我們必須做出什么樣的政策調整，這些政策調整在2015年之后，或者現在就要落實。”

        然而，從當下呈現的結果看，人民行動黨并未在人口白皮書問題上取得公關成果，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吳新迪說：“可能從人民行動黨那邊來看，會覺得他們已經做出了很大的改變，但這只是從他們自身的角度來判斷的。比方說，人口政策白皮書，其實之前他們就已經讓一個智庫不只一次去搞研討會，我們報紙也做了報道，但當時他們做出的設想，可能出現的一些情況，因為沒有具體的數字，所以人民也沒有給予足夠大的關注。”

        吳新迪分析，因此，當實際的數字出來之后，對新加坡人民來說，他們是毫無準備的。“但對政府來說，‘我其實已經給你們暗示了，但是你們卻捕捉不到我的暗示’，所以這里面就有一個落差。就如我剛才說的那樣，政府已經做了很大的改變，但是對人民來說，政府所作出的改變，可能還不夠好，不夠及時，也不夠徹底。”

        那么，人民行動黨是否考慮聘請政府公關公司來改善其與民眾的溝通方式？對此，馬炎慶表示：“我覺得目前黨沒有這樣的意愿。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只是一個包裝、公關的做法，現在不適合。而且如果公眾知道，政府的所作所為都是包裝出來的，是為了贏得選票，這將成為一個隱憂。”

        楊木光表示，人民行動黨要更用心，“以前我們是在效果上用足了心，現在也要在感受上用足心。首先我們要注意到社會觀感是怎樣的，更多從對方角度看問題。做事用心的基本原則不能放棄，要全心全意做事不能放棄，在努力辦事的同時，感受到真正的情緒。還要很用心地去溝通，在溝通上多花點心思。這就像一個家庭一樣，以前人們會說，我愛你就愛你了，為什么要我講出那三個字。我們會說愛難道感覺不到嗎，現在可能真的是愛感覺不到了。以前外來的感染沒有那么大，訊息量沒有那么大，你的感受不會受到那么大的影響，但現在這個社會，變成要說清楚，然后才能做得更好。”

        吳新迪認為，人民行動黨在2011年大選之后已有所改變，“過去人民行動黨一直認為，他們只要把自己的政策講好、執行好，那么他們作為一個政府的責任就完了。而在過去，民眾也不會做出太多的質疑。但是現在他們已經意識到了，把政策想周全，只是工作的第一步，之后如何把政策好好地向人民解釋、說服人民，所以現在政府了解到，現在不只是要把政策做好，還要做好如何與國民進行溝通，解釋政策的動機，它對新加坡長遠的好處是什么，等等這些，政府需要好好去想，怎樣才能把政策呈現出來，這是過去人民行動黨政府過去不太重視的，但是他們現在很重視了。如何把政策呈現出來，媒體就顯得很重要了，這不只包括傳統媒體，政府也了解到，他們需要通過新媒體進行宣傳，部長本身就通過新媒體、社交媒體，親自來跟人民溝通，此外還有‘與國民對話會’（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等。”

        與國民對話會是李顯龍于2012年8月9日新加坡國慶日致辭上宣布的，隨后成立的26人委員會中，除了7名政府高官外，還包括一位出租車司機、一位大學生、一位藝術家以及一位電視臺主持人。

        與國民對話會一經推出，就被新加坡主流媒體加以廣泛的正面報道，不過《海峽時報》2012年12月的一篇報道令人玩味，該報道稱“參與對話的國民未被允許討論有關他們當前的工作及對勞工政策（的看法）”。

        新加坡政府民情聯系組的承恩說，“很多新加坡人覺得第一輪與國民對話會有蠻多敏感問題沒有談，比如有一部分人不贊成的賭場問題，還有政治自由、政治開放問題，覺得政府控制太多。一些民眾認為，你只采訪了一萬人，新加坡有那么多人口，這些意見夠嗎，而且這些人很多是基層領袖，當然有些基層領袖也有對政府不滿的，他們當中有說要投反對票，讓人民行動黨醒過來，所以他們提出的意見可能還是建設性的，不代表一定會支持政府的意見。有種說法是，政府設定好了一個目標，然后讓大家來討論如何實現這個目標。所以導致的結果是與國民對話會沒有什么效果。”

        （ 編后注：新加坡政府的人口問題在這兩年中仍不斷發酵。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人士不斷強化使用社交網站與民眾溝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