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一篇題為《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費正清派 | 不必讀經典》在網絡上流傳并引發熱議。文章作者列出一系列在他眼中不必讀的經典，包括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費正清學派的中國現當代史系列，稱大師不必信、經典不必讀。

        今天我們如何看待這些“經典”？它們真的過時或被高估了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師張國旺認為，《不必讀經典》的作者窄化了阿倫特的問題意識，搞錯了這本書的重點所在。

        昨日，一位朋友的朋友轉來一篇文章，標題頗引人注目：《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費正清派：不必讀經典》（以下簡稱 《不讀》），暢談一些“經典”著作其實徒有虛名，以訛傳訛，不值一讀；馬克斯·韋伯、托爾維爾皆在其列，其中一篇直指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以下簡 稱《起源》）。

        作者這樣說道，“極權主義更多依靠軍事、組織、宣傳、控制等技術來建立和維系，而非憑借那么多哲學大道理”，“若對于了解極權主義有濃厚興趣，我覺得不該依靠一本宏大敘事的著作洋洋自得了”；此類評價不再一一枚舉，我只想簡單地指出一點，阿倫特真正要考察的是極權主義的“起源”，而不是單純的“極權主義”；她關心的不是“歷史”，而是西方歷史在現代斷裂時留在我們身上的影響；對此，阿倫特在該書的初版序言中已經著重強調。因此，如果就是要了解極權主義“體制”及其“組織”運作，阿倫特的書確實可以不讀。

        一本書列不列入經典，是不是所謂的必讀，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讀書的方式和靠得住的閱讀經驗就是用粗陋的人口比例證偽《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中的分析，那么，即便把韋伯所有的書都列入必讀經典又有什么意義呢？即便不是經典，而是一般意義上值得讀的書，同樣需要面臨類似的，甚至是相同的困難。哪怕是去電影院看一部商業大片，在網上圍觀一個公共事件，其實質過程都可以說是在“讀書”。

        我不止一次見過有些高中都沒畢業、也沒讀過多少書的人在理解人與事方面能夠像好的研究一樣，細致而深入，對此，得出的結論不應該是讀書毫無價值，而是他們如何能夠把周圍的人與事都當作“書”來讀。在這個意義上，讀書，讀經典文本，并不在它們本身多么重要，而在于它們能夠促動你的思考，帶來個體的自我成長。因此，如果我們在人生的某些時刻或某一階段選擇了讀書來達致自我成長，那就最好稍稍思考一下讀書的起點和其中的困難。下文以《起源》為例，拋磚引玉，寫幾點自己的閱讀感受：

        首先要理解的是，閱讀者與經典文本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或者說，當你面對一本值得讀的著作，這個“面對”本身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必須承認，經典之為經典，在于作者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更深、更廣也更豐富的世界，一個僅憑個人日常經驗可能永遠也無法看到和把握的世界。但悖論的是，我們作為讀者，又只能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來理解這個高出我們的東西，在這一點上，學者和一般人是平等的。一方是個體的“意見”，一方是作者呈現出的“文本”，這之間的張力構成了所有閱讀的起點。就像面對《起源》，你一定在讀之前就有著自己對何為極權主義的特定“意見”，不管這個意見是望文生義而來，還是從其他研究文獻得來，本質上是一樣的，但《起源》所要展現的一定是不同于上述“意見”的東西。不過，好的著作會包含著豐富的層次和脈絡，因而，個體的“意見”可以隨著離自己最近的那些層次，一步步邁上去。

        其次，“意見”有極其頑固的一面，因而，閱讀的過程就是疑惑不斷產生的過程，同時伴隨著“被冒犯”和“被激擾”的感覺。就像閱讀《起源》，你就會不自覺地困惑，為什么極權主義和你想的不一樣，為什么在極權主義之前要論述反猶主義和帝國主義，為什么里面包含著大量的有關小說的分析，比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這和極權主義之間有什么關系？當你提出這些問題的時候，就意味著你自身的意見正在慢慢產生裂痕，意味著你開始審視和反思自己原有的“意見”。按照蘇格拉底的看法，這恰恰是自我成長的起點。但裂痕包含著痛苦，因而也可能是終點：如果一個人此時選擇固守，那么，他就會用自己的意見讓自己成為最終的法官，對《起源》做出如下審判：“它說的不對，極權主義根本不是這樣的”。

        第三，“意見”也有極其脆弱的一面，如果一個人懂得自身相對于一個復雜文本（遑論經典文本）是多么渺小的話。誠然，單薄的“意見”不會自動提升，變成一種更豐富的理性意義上的理解。但至少，借助于“疑惑”和“困惑”所帶來的光照，我們可以放下身段、懸擱自身已經微微動搖的“意見”，把目光朝向文本的作者及其整體意圖，問一問，為什么阿倫特要用反猶主義作為鋪墊，她的理由是什么；為什么她要分析康拉德的小說，她是在什么樣的問題意識下分析《黑暗之心》的，哪怕阿倫特沒有給出直接的答案，作為讀者，理解的任務難道不就是要像做一項研究一樣，“替”作者在文本之間找到解釋的可能和線索嗎？上述問題都隱藏著理解《起源》的重要線索。僅就康拉德和普魯斯特而言，相關分析就直接指向阿倫特在最后一章所做的總結：“人們的共同生存中，什么樣的基本經驗滲透進了一種政府形式，它的本質是恐怖，它的行動原則是意識形態的邏輯性……在一切政體中，即使是這種最具“原創性”的政體也是由人發明的，多少回應了人的需要”。換句話說，阿倫特要追查的是極權主義在人心意義上的“起源”，而《黑暗之心》和《追憶似水年華》恰恰展現了特定歷史時刻現代個體的內心形態及其可能走向的危險。

        如果“困惑”帶來的光亮已經引領著我們進入文本本身，思考特定文本所展現的問題和線索，那么，在自我的意義上，我們就是在用理性的方式把“異己”的經驗納入自身，構成一個更豐富、更有秩序感的自己。但是，事情還遠遠沒有結束。具體到《起源》，我們還要從這些文中的線索及其相互之間的緊張來進一步追問，阿倫特對該書的整體設想是什么，她想通過此書指向的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如果依然有許多困惑，勢必需要看看相關的研究文獻，看看其他研究者的解釋；在此基礎上，我們還可以思考，《起源》并不是最早的作品，它和更早的《愛與奧古斯丁》、《法恩哈根：一個猶太女人的一生》是什么關系，有沒有一以貫之的主題，它和此后的著作又有什么關系。或許，我們可以慢慢發現，“極權主義”是她始終都試圖解釋的一個噩夢，在這個夢里，有兩種“惡”是她的切入點，一是《起源》中的“極端的惡”，一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平庸的惡”；而它們的起源怎么可能僅僅局限于極權主義的體制和組織形式呢？

        讀者和經典文本之間的對話，就像蘇格拉底的那些“學生”一樣，必須面對內在的疼痛、歧路和困難；但如果保持謙謹的姿態，我們就有可能見證理性思考如何讓一個人的力量不斷強大和豐沛，進而品嘗到一個“講道理的人”所可能有的愉快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