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幾個小時，法國總統馬克龍遭掌摑的尷尬畫面就傳遍了各大國際媒體。一國總統被如此公然羞辱的場面在現代歷史上都實屬罕見，而施暴者一句令大眾難以捉摸的口號也把法國政治的特殊語境以戲劇性的方式呈現出來。

“蒙茹瓦，圣德尼！（Montjoie, Saint Denis！），打倒馬克龍暴政！（A bas la Macronie！）”身著綠色短袖T恤，留著長發的襲擊者在攻擊馬克龍之前大喊。

28歲的襲擊者名叫達米安，他喊出的前半句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法國王室軍隊的戰斗口號，據一些歷史學家考證，1214年，在“蒙茹瓦，圣德尼！”的呼號聲中，法王直屬軍隊在布汶戰役中擊敗了神圣羅馬帝國軍隊。“蒙茹瓦（Montjoie）”本意為用于標記作用的石頭，后衍生出軍隊的標志物之意，而“圣德尼（Saint Denis）”則是巴黎的主保圣人（編者注：這是部分基督教宗派對圣人或天使使用的特定稱呼之一，通常用于教會所期望保護的某地區、某人、某職業、某團體或特項活動）。

事發4小時前，有法國媒體碰巧采訪了達米安和他的朋友，他們正在等候馬克龍到來。達米安不愿對媒體多說，但他的朋友面向鏡頭表示自己不滿“法國陷入了衰落”，指責馬克龍否認法國的文化傳統。不過，法國BFMTV電視臺援引事件調查知情人士的話稱，達米安在審訊期間否認有任何預謀，稱此舉不是計劃好的行動。

事后經過審訊，警方發現他們的計劃是由達米安出手襲擊馬克龍，另一人在旁拍攝，并上傳社交媒體。警方檢查了達米安的住所以及社交媒體賬戶，發現此人沉迷中世紀全甲格斗，且意識形態混亂，令人難以揣摩——他的房中掛著蘇聯國旗，同時又收藏了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斗》和一本關于委內瑞拉前總統查韋斯的書。

盡管目前的跡象顯示掌摑總統是一起孤立事件，但結合法國近來圍繞歷史問題的各種爭論，以及作為國家化身的公職人員頻繁遭襲，越來越多的公眾認為是法國的國家認同出了問題。

從圣女貞德到拿破侖，從阿爾及利亞戰爭到盧旺達大屠殺，這是一個對內對外都承載著沉重歷史遺產的國家，眼下距離法國總統選舉僅有一年，各個派別都試圖搶奪對某段特定歷史的解釋權，其中也包括馬克龍的共和國前進黨。

“野生極右”歷史學得好？

與第五共和國歷史上公然襲擊總統的人相比，達米安的身份和經歷有些過于非典型。在馬克龍之前，薩科齊、希拉克和戴高樂都曾遭到暴力攻擊，其中攻擊希拉克和戴高樂的極右分子還使用了槍械，且行動以刺殺為目標。

但像達米安一伙這樣在小眾圈子內形成一套歷史觀，以此套進當下現實，并萌生不滿采取象征性行動的十分少見。他們不是警方記錄在案的極端分子，也沒有成為任何右翼黨派的正式成員，只是在網絡上的亞文化圈子里“野蠻生長”，建立了一套“政見”。這些特點反倒與近幾年來發動“獨狼”式襲擊的一些宗教極端分子有些類似，因此法國警方和反恐部門無從預防達米安此類人，十分頭疼。

研究極右思潮的巴黎政治大學學者勒克爾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目前在年輕人比較活躍的社交網絡中出現了一種被稱為“法西斯場域”（fachosphere）的現象。在這些論壇、討論組和賬戶中，歷史成了一種工具，被重新解讀用于“佐證”極右主義的政治宣傳。

“這種‘法西斯場域’的影響力逐漸擴大，目標受眾也不僅僅是可能成為積極分子的潛在極右政黨黨員。傳統上的極右一般令人想到法西斯分子和保王黨，但這些人的本來身份可能只是喜歡中世紀騎士文化的‘歷史票友’而已。然而，一旦他們沉浸在亞文化圈的另類歷史敘事中，就可能在現實世界訴諸行動。”

“令人慶幸的是，掌摑馬克龍這類針對公職人員的行動還只是‘玩票’性質，達米安等人沒有組織和綱領，也不像戴高樂和希拉克的攻擊者那樣以殺死總統為目標。”勒克爾說，“然而其危險之處在于，他們掌摑國家最高領導人，并拍攝視頻取樂，這無疑嚴重消解了國家權力的嚴肅性和神圣性，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傷害了國體。對于這類人，無論情報機構多么訓練有素，都無能為力。”

三封公開信背后

倘若梳理法國政壇近來動向，便可發現遠不止是“野生極右”歷史學得好，法國政府體制內一些傾向右翼的軍警人員也常常打“歷史文化牌”來挑戰最高權力。

眼下各黨各派都在緊張備戰明年的大選，但在今年4月到5月，接連三封來自部分右翼軍人和警察的公開信打亂了法國的政治日程，國防部長、內政部長等要員不得不為此連續發聲。

4月下旬，20位法國退役將領和上千名軍人在極右翼媒體《當代價值》（Valeurs actuelles）上聯署了一封公開信，直接以總統馬克龍為喊話對象，譴責法國社會中出現的“墮落”傾向。他們指責一些反歧視運動和“去殖民化”理論加重了不同社群之間的“仇恨”，警告稱馬克龍政府若不采取行動，可能“明天就會爆發內戰”。

公開信撰寫者認為，法國政府對具有極端色彩的薩拉菲主義（編者注：遜尼派穆斯林中的一種極端保守正統運動）作出了過多妥協，沒能保衛法國的國家文化。“反種族歧視主義正在法國制造仇恨，鄙視法國文化價值，攻擊法國歷史。而伊斯蘭極端主義和‘郊區刁民’正在分裂國家，試圖讓法國變成屈服于違憲教條的領土。警察被當作社會沖突的替罪羊，中學老師被斬首。” 撰寫者在信中寫道。

僅僅不到兩周之后的5月10日，又有一群匿名的法軍士兵和低級軍官聯署了第二封信，發表在同一份雜志上。假使說第一封由退役將領撰寫的信從國家命運的層面發出了“警報”，第二封由基層軍人發出的匿名信則試圖拉近與普通民眾的距離。寫信者自稱“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參與過‘哨兵行動’（編者注：Operation Sentinelle，這是法國政府在2015年巴黎接連發生多起恐襲事件后開始執行的國內安保行動），親眼目睹了那些被遺棄的郊區和社群對暴力犯罪視而不見。”

第三封由警察聯署的信函則把自己擺在了受害者位置上，談到了法國最近多起警察和公職人員遭襲事件，稱警察們“在城市的每一個街角都冒著生命危險”，為避免“內戰”，警方“無法允許武裝部隊明天就取代自己”。第三封公開信的93名發起者要求“在物質上、道德上和法律上重新武裝（警察）”。

根據法國民調機構Ifop在第一封公開信發出后進行的調查，有86%以上的受訪者贊同“一些城市的街區里共和國的法律已經失去效力”的說法，84%的人則認為法國國內的暴力活動有所增加，而同意“法國在不遠的將來可能會爆發內戰”的人數占比甚至達到了45%。

在第五共和國歷史上，軍人以公開信形式發聲點名批評總統是十分罕見的。公開信發出后，法國政壇和輿論大受震動，而國防部長激烈的反應也說明了此事的不同尋常和敏感性。國防部長帕利第一時間表態稱，這些公開信的發起者不代表整個軍人群體。不僅如此，借著5月8日紀念二戰勝利76周年的機會，帕利還和馬克龍政府的發言人一同親赴軍營穩定軍心，向一線士兵和軍官展示愛麗舍宮對軍隊建設的重視。

“在用于軍事現代化和提升士兵生活質量的預算問題上，政府與軍隊之間沒有分歧。”帕利表示，“（這封信）是徹頭徹尾的政治運作。”

帕利的說法有其論據支撐。自從馬克龍上臺以來，法國的國防開支投入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增長。據法國《回聲報》今年5月11日報道，從2017年開始，法國國防開支大幅增加，當年的軍事預算為324億歐元。在馬克龍政府制定的2019年至2025年軍事發展規劃下，到2019年，法國國防預算增長到了392億歐元。即便新冠疫情帶來了經濟沖擊，這一趨勢也沒有發生變化，法國的預算審計部門稱，在2020年下半年，馬克龍政府實現了預算承諾。另外，近年來法軍還入役了包括新型戰略核潛艇在內的多種先進裝備。

但無論如何，有跡象顯示，兩封公開信所代表的聲音在軍隊和執法系統范圍內確有回響。據《費加羅報》5月11日報道，在警察接連遇襲后，警察工會向總理卡斯泰和內政部長達爾馬南抱怨“司法系統已變得脆弱不堪”。他們認為，當前法國軍人和警察的社會地位正在下降，軍警隊伍內部開始產生對使命和職業認同的懷疑。

2015年的巴黎系列恐襲事件之后，在反恐使命和愛國主義情感的感召下，法國軍隊和警察系統的公共形象一度十分積極。然而，近年來隨著多起有關軍警的爭議事件發酵，軍隊和執法系統成員的士氣出現問題。

專攻公共輿論和民粹主義研究的巴黎政治大學教授多米尼克·雷尼對法國電視5臺分析稱，不得不承認法國社會中確有很多人明里暗里對公開信的發出者抱有同情態度，不過這不代表他們支持信中的具體觀點。

“一種典型看法是，現在就連一向被視為‘非政治的’、受命維護公共秩序的軍警也無法保障自己的安全，那是不是說明哪里出了問題呢？”雷尼直言。

軍方的“右翼幽靈”

盡管不少分析者第一時間指出不應過高估計公開信的代表性和影響力，因為聯署的將領已經退役，無法代表現役軍隊立場。然而，該信的論點、行文風格及其“開出的藥方”顯示出了右翼思想對法國部分軍界人士的滲透。過往的歷史也表明，所謂法國軍隊保持“非政治”狀態更多是一種應然要求，而非實然存在。

挑頭刊發公開信的20人都是50歲以上的白人退役將領，根據法國媒體Franceinfo的調查，他們大多受到了極右翼歷史觀和所謂“大置換”理論的影響，這是一種法國極右翼近來年鼓吹的陰謀論式觀點，認為大量涌入的穆斯林背景移民及其后代正在替換法國的白人人口，逐漸改變人口結構，并會使法國逐步喪失其傳統和文明。

這20人中，至少有3人經常參加“大置換”理論鼓吹者雷諾·加繆組織的活動，有5人常常與極右翼媒體NTD等合作，還有一些人則是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組織的成員。

前法軍將領克里斯蒂安·皮克馬爾是聯署人之一，他私下與雷諾·加繆十分親近，積極支持后者提出的“大置換”理論。早在2016年2月，他就因為積極參與反對加萊非法移民和“歐洲伊斯蘭化”的抗議活動而被注銷了軍籍。

同時，這些懷念昔日法蘭西帝國武力征服歷史的將領們還十分不滿馬克龍政府一些重新審視法國殖民歷史的舉動，包括承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和盧旺達大屠殺中的責任。

皮克馬爾曾發表公開信批評馬克龍，稱后者承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犯下了反人類罪行“不過是為了在法國國內打‘多元性’的牌，獲得這部分靠家庭團聚政策和出生地原則取得法國國籍的人口的支持。這是一個危險的游戲。”

另一名聯署人羅蘭·杜布瓦將軍的觀點則與當下的選舉政治更加相關：“屬于‘后68一代’（編者注：指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后出生的一代人）的馬克龍僅僅是一個不成熟的王子。他將把法國帶進墳墓，因此我們必須盡快擺脫他。我希望身份認同、安全和移民成為明年大選中壓倒一切的議題，與它們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

47歲的弗雷德里克在諾曼底大區做過多年地方議員，并曾在陸軍服役至上校軍銜。他觀察到，軍人群體在總體上傾向于將選票投給共和黨（Les republicains）等傳統右翼黨派，然而近年來，極右翼思潮在軍隊中的影響力相比以往又有所擴大。

“這種所謂‘公開信’的手法當然并不新鮮，其中一些‘論據’也已被證實來源于假新聞。但從中可以感受到部分軍人對現狀的焦慮。”弗雷德里克告訴澎湃新聞，“假使你是一個接受過精英教育的職業軍人，那么你在過去兩三年內目睹的事情——法國政府承認阿爾及利亞戰爭罪行、推倒雕像運動和社會上針對軍警的非議等等——都會使你產生身份認同危機。”

幾乎就在軍警公開信發表的同時，還發生了一件關乎法國人如何審視自身歷史的公共事件，這次被爭議圍繞的人物便是與軍人群體擁有莫大淵源的拿破侖。

法蘭西“軍神”，還是劊子手？

在業余時間里，29歲的紀堯姆醉心于制作科普法國歷史的視頻。近兩年前，他和朋友在Youtube上開設了一個名為“法蘭西戰役”的頻道，通過制圖、剪輯歷史向游戲與電影片段、挖掘數據來向公眾介紹法國近現代歷史，目前該頻道已有4萬多粉絲。“太陽王”路易十四、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戰爭等都是紀堯姆團隊關注的選題。

今年是拿破侖在圣赫勒拿島去世200周年，故法國社會一時間重新掀起了一股談論和紀念拿破侖的熱潮。但同時，隨著起始于美國的反種族主義抗議浪潮席卷歐陸，有關拿破侖的爭議也未能停歇，很多人指責他恢復了法國大革命時曾一度被取消的奴隸制度，并且窮兵黷武，是個“劊子手”。

5月5日，法國總統馬克龍親赴榮軍院瞻仰拿破侖墓，但彼時他小心翼翼地選擇自己的措辭，不愿刺激爭論的任何一方。傳統上，拿破侖被視為法國的“軍神”，在軍人群體中享有崇高地位，但左翼人士往往會聚焦他落后和反動的一面。為避免引發分裂，前總統希拉克曾經避免出席拿破侖的紀念活動，如何對待拿破侖顯然對歷任法國總統來說都是一道難題。

“這是一次紀念，而不是一場慶祝。“馬克龍在最后一刻才宣布了自己的計劃，試圖在要求抵制紀念活動和準備大舉慶祝的兩群人中間找到騰挪的空隙。

作為法國總統，馬克龍碰上拿破侖相關議題要左右為難尚可理解，但對紀堯姆這樣的Youtube頻道主而言，他未曾想到居然有一天會面對與馬克龍類似的煩惱。盡管個人頻道上“拿破侖戰爭”系列一直在更新，自己對拿破侖也很感興趣，但紀堯姆還是擔心此時專門制作一期紀念拿破侖的視頻會引發與朋友的爭論，且題材“難以駕馭”。

“經過了多少次共和國與君主制的更替，200年前的人物還可在當下引起如此的分裂，在法國之外這樣的例子怕是不多。”紀堯姆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或許像希拉克曾經描述戴高樂的那樣，拿破侖離開了我們，我們卻還沒有離開拿破侖。”

思來想去，最終紀堯姆沒有為這位法國皇帝制作專門的紀念視頻，只是具體介紹了一兩場拿破侖時期的經典戰役。“只談軍事戰術，不談歷史功過。”紀堯姆笑著說，“沒辦法，法國各黨各派的歷史都學得太好了，（我們）言多必失。”

馬克龍的文化戰爭

馬克龍在歷史問題上被夾在了左右兩派中間。來自左邊的聲音要求以英美式的進步主義視角看待歷史人物和事件，特別是應大力批判那些有殖民、蓄奴等污點的歷史名人，這與英美去年以來的各種“推倒雕像”運動相呼應；而來自右翼的呼聲則指責當政者“背叛”了文化遺產，失去了“法國性”，因此他們會高調爭奪圣女貞德、拿破侖等歷史名人的“解釋權”，放大他們代表法國傳統的一面。

馬克龍政府則左右開弓，對上述兩派都進行某種程度的抵抗。對于右翼，他低調紀念拿破侖、作為總統首次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盧旺達大屠殺等歷史公案上代表法國發聲擔責，這是一種明確的姿態展示。但對于左派，馬克龍的回應和對策則顯得頗為隱晦。

由于將左派重新看待歷史的呼聲視為英美思潮在法國的回響，再加上法國與英美理念在政教分離問題上的摩擦，法國政府正低調“清理”法國大學中美國社科理論的影響力。據《紐約時報》今年2月18日報道，法國教育部將開始調查學術研究中“同情伊斯蘭主義的左翼思潮”（Islamo-gauchisme），教育部相信，法國國內的這種思潮多受到了美國大學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該行動是法國教育部門對馬克龍2月10日講話的直接回應。馬克龍當時在談論宗教極端主義威脅時稱，“法國大學中使用的一些人文社科理論幾乎完全從美國移植而來。”他還警告稱倘若在這種理念影響下各界過多地“使用種族視角來看待社會問題”，可能會導致國家分裂。

馬克龍的教育部長對此解釋稱，法國有關種族、性別、后殖民主義的研究幾乎完全照搬自美國學術機構。這已“腐蝕”了法國社會，對國家認同和文化傳統造成了傷害，因此“需要同眾多美國社科思潮進行一場斗爭。”

盡管在美國“軟實力”漸顯疲軟的當下，英美媒體對此沒有過多注意，僅有少數報道批評了馬克龍對美國社科理念的“文化戰爭”。但在法國社會內部，這場關于外來思潮的討論逐漸吸引了政客、記者和知識分子的加入。

《費加羅報》此前報道稱，一些中右傾向的議員驚訝于“美式認同政治和社科理論（在法國）的滲透之深”，他們因此呼吁國民議會對大學中的“過激意識形態”進行調查，甚至還在推特上點名那些被認為受美式思潮影響過多的學者。

持批評態度的巴黎-楠泰爾大學的美國研究專家庫塞對美國媒體表示，馬克龍政府在歷史和認同問題上變得焦慮，顯示出某種對自身價值觀的不自信，“這是一個標志，象征著法國正衰落為一個充滿驚恐、逐漸被邊緣化的共和國。不過與此同時，她依然相信自己擁有某種普世使命，因此必須尋得外來因素來解釋這種衰落。”

但同時，也有來自法國國內的聲音表示了對馬克龍反擊“美國學術滲透”的支持。2月中旬，《世界報》首席記者米歇爾·蓋蘭援引多位法國歷史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學者觀點評論稱，來自美國的批評沒有看到的是，法國反對的是這些學術理念的過度濫用，而非它們本身。社科研究不應搞一家獨大，也不能動不動就把自己擺到道德的高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