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日本的昭和時代無比光明，明治時代一片黑暗，那么大正時代，則是風云激蕩、多姿絢爛。《大正時代：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就按照“1910-1930年代”的劃分法，講述了這一現代化高速發展時期的日本文化，講了“日本制造”的由來。顯然，在消費社會形成階段的日本，“日本制造”的定義遠不同于今天。

        大戰期間是鐵路特別繁榮昌盛的時期。二等車、臥鋪車的需求年年增加，是小暴發戶漸增、人們經濟情況好轉的證明。夏天，避暑游客更是明顯增多了。

        人們的購買能力不斷攀升，所有商店都呈現出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商人當中陸續出現了夢想一?千金的人，業界充滿了“老實人就是笨蛋”的氣氛。

        山本為三郎在《上方的今昔》一書中寫到，大阪商人以大陸、朝鮮為對象，做起過一天算一天、錢不留手的生意來，曾象征著船場生意的沉靜平穩的心境，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

        國內外的訂貨通過電報、電話不斷涌來，商品供不應求，工廠老板們把信用拋到次要位置，開始發狠粗制濫造。在做出口的人當中，有的墊厚紙板當鞋底，有的往扣子涂漿糊粘到襯衫上，還有的做出了沒有芯的鉛筆，這些都貼上了“Made in Japan”的標簽發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全世界都知道“Made in Japan”就是便宜貨，其源頭就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出口商品的粗制濫造。

        人人心里沖塞著拜金主義、剎那主義、享樂主義，堅守義理的行為被罵作老頑固。少年搶劫、盜竊只增不減，東京市內甚至因三味線用皮不足而出現了盜狗賊。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十月二十九日的《萬朝報》，把義理人情消失的原因歸于暴發戶的出現，刊登了《暴發戶亡國論》。

        文字來源：《大正文化》，【日】竹村民郎著，上海三聯出版社，201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