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大象公會發表《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費正清派 | 不必讀經典》一文，引發熱議。作者段宇宏列出一系列在他眼中不必讀的經典，包括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費正清學派的中國現當代史系列，稱大師不必信、經典不必讀。

        在復旦大學開設《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導讀課程的哲學學院學者郁喆雋投書澎湃新聞，認為《不必讀經典》作者對韋伯文本的誤讀令人驚訝，對其逐段進行了商榷。

        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在《以學術為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中提到一種現象：學術的業余人士（dilettante，也可譯為“票友”）與專業人士最大的不同在于，由于他缺乏一套確切可靠的方法，因此無法對直覺加以評估。 此話雖然講在一百多年前，但對現今依然適用。當今附庸風雅的文化人經常會產生兩種錯覺：一是以為聽到過一本書就等于讀過了；二是以為讀過一本書就等于讀懂了。生活在這兩種錯覺中，久而久之容易生出些許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膽氣來，自戀地難以自拔。

        近日有人在微博上轉給我一篇《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費正清派 | 不必讀經典》（以下簡稱《不》）的文章。我認真拜讀了一下，其中第一篇“不必讀”的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下簡稱《新》）。但是，我很快發現，《不》中對文本解讀之淺、對韋伯誤讀之深，令人驚訝。本人在復旦大學開設此書的導讀課程已有幾年，深感一個本科生但凡能靜下心來從頭到尾翻一遍這本書，也不至于會形成那些謬見。因此感覺有必要來澄清一下，以正視聽。本人學力和時間都有限，對《不》文中提到的其余經典無法進行點評，以下僅就關于《新》的內容做些評論。

        《不》第一段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觀點”總結如下：“歐洲在宗教改革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有一種因果關系，對于發展重心從天主教國家轉移到西歐和北美新教國家有著決定性作用，很多成功的商界人士都是新教徒。”首先，請大家翻開書來查看，韋伯真的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嗎？韋伯用的是“選擇親和性”（Wahlverwandtschaft/elective affinity，或“內在親和性”）一詞。他苦心孤詣選取這個來自當時化學理論的概念，就是為了避免造成因果關系的誤讀。可惜，《不》文的作者在總結韋伯“觀點”時居然用錯了核心概念。其次，韋伯將本杰明·富蘭克林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代表，但其用意并不在于證明“成功的商界人士都是新教徒”，而是用“理想型”（Idealtyp）的方法來說明倫理（ethos）的意涵。只要回到文本本身，稍稍閱讀一下上下文，并不難發現這一點。

        《不》的作者在文章第二段引用了一種對韋伯觀點的引申：“一個民族如果不皈依新教，自然不可能鋪筑起通往政治和經濟現代化之路”。因為沒有標明出處，本人真的不清楚這種觀點是從哪里來的。就算有這樣的說法，與韋伯又有什么關系？本來好好地在談論《新》，怎么就突然引申了起來。事實上，韋伯本人說他自己對宗教“無感”（religioes unmusikalisch），而且明確將宗教信徒的主觀意圖和他們行動造成的結果區分開來：“所以我們必須老實承認，宗教改革的文化影響有大部分……是改革者的事業未曾想見、甚或正非自己所愿見的結果（unvorhergesehene und geradezu ungewollte Folgen），也就是往往和他們自己所想的一切頗為隔閡，甚至正相悖反。”（《韋伯作品集XII：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67-68頁。本文引用中的強調都為原文所有。） 《不》文引用的“引申”恰恰是韋伯明確反對的觀點。如此混淆，已然離題萬里。這在論證上屬于典型的非形式謬誤（informal fallacy），可以被稱為“紅鯡魚”（red herring）或“稻草人謬誤”。

        緊接著，作者在文章的第三段中說：“其實韋伯這本經典的論述從來沒有得到過西方主流歷史學家認同。”由于原文沒有更多的說明，所以我不清楚“西方主流歷史學家”究竟指的是哪些人或學派，“從來沒有”四字更讓人觸目驚心。嚴肅的史學家一直告誡我們，言有易，言無難。此外我覺得，倘若一個學者對另一個學者或著作有絕對的“認同”，大概也算不上合格了。學術恰是在對前人的批評中前進的。將正常的學術批評看作站隊，顯然過于簡單化。有必要指出的是，《新》一書從誕生之日起，從不缺乏學界內的關注和批評。從1907到1910年，德國國民經濟學內部就有像H. Karl Fischer和Felix Rachfahl這樣的學者對韋伯提出了批評，并集結成冊。在英語學界，經濟史專家在20世紀20年代就對《新》贊賞有加，例如理查德·亨利·托尼出版于1926年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 H. Tawney, Religion and Rise of Capitalism）雖然托尼對《新》提出了不少批評，但仍認為“韋伯的論文當然是迄今為止對宗教和社會理論的關心進行的最有成果的探討之一，而且我要感謝它對我的啟發……” 此外在西方比較史學（comparative history）領域中，不少著名學者，如S·N·艾森施塔特（S. N. Eisenstadt）和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都坦誠自己受惠于在《新》中提出的“韋伯命題”（weber thesis）。韋伯隨后展開的《諸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研究，更是為史學界“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打下了理論基礎。試問上述學者是否都是“非主流”歷史學家？

        更需要指出的是，韋伯涉獵的領域很廣，包括經濟史、法律、社會學、宗教學、哲學，甚至音樂。僅在歷史單個學科內來評價《新》的價值是有失偏頗的。1997年國際社會學協會（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進行了一項針對其成員的調查：455位參與投票的成員，每人寫出5本20世紀最重要的著作。最終，韋伯一人有兩本書列入前十，其中《經濟與社會》位列第一（得票20.9%），《新》位列第四（得票10.3%）。 其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在《不》第三段中，還有一句話：“韋伯只是把偶爾和局部存在的關聯作為了立論依據，并且這種‘聯系’，不僅在過去，在當代也從來沒有存在過。”本人認為，這句話的前半句尚可接受，但即便不納入新的經驗材料，也可以看出前半句和后半句之間存在形式邏輯的矛盾——既然預設了存在偶然和局部的關聯，為何又“從來沒有存在過”呢？

        《不》文第四段說：“現在的讀者不需要有多深厚的知識底子，只要稍微查詢一些數據和事實即可以證偽韋伯的結論。以韋伯的祖國——今天歐洲的經濟、科技發動機德國為例，其天主教徒占人口30.8%，新教徒占30.3%，天主教徒主要分布在富裕的西部和南部，而新教徒主要分布在經濟較落后的東部。”其實，現在的讀者不需要有多深厚的知識底子，只要稍微回憶一下20世紀德國的歷史就知道，造成德國東部經濟落后的原因，主要并非宗教，而是政治制度等其他一些因素。雖然《不》的作者表面上試圖反對韋伯，但上面那段引文暗含的邏輯——宗教決定了經濟——恰恰是韋伯在《新》中一直力圖駁斥的“單因論”（mono-causation）。韋伯明確在《新》中說：“……我們當然也必須從這樣的觀點脫身出來，亦即認為可以從經濟的變革中推衍出宗教改革這個‘歷史必然的’結果。……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絕對無意主張荒謬而教條式的命題，譬如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只能夠是宗教改革的某些影響的結果，甚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是宗教改革的產物。資本主義商業經濟的某些重要形態，比起宗教改革，老早就存在的這個歷史事實，已斷然駁斥了如上的主張。”（第68頁）

        《不》的最后兩段話鋒一轉，提到了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本人對此沒有研究，偷懶百度了一下，發現2010年的排名如下：01挪威0.944、02澳大利亞0.933、03瑞士0.917、04荷蘭0.915、05美國0.914、06德國0.911、07新西蘭0.910、08加拿大0.902、09新加坡0.901、10丹麥0.900。 有意思的是，《不》文的作者偏偏用排名第11位的愛爾蘭和排名175位的利比里亞說事兒。這樣做真的好嗎？

        況且，韋伯在《新》中對他談論的“資本主義”進行了明確的限定：“本文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的概念，……指的是近代的資本主義。因為，此處所談的僅止于此種歐洲-美國的資本主義，這自然是由于提問的方式使然。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與中世紀，都曾有過‘資本主義’。” （第28頁）如果我們關注經濟發展與宗教的關系，韋伯很清醒地看到，近代西方資本主義雖然在起源時受到了宗教倫理的助力，但很快就切斷了自身的宗教根基，成為了斷根的資本主義：“……通常是在純正宗教熱潮已經過了巔峰之時，也就是追求天國的奮斗開始慢慢消解成冷靜的職業道德，宗教的根基逐漸枯萎，并且被功利的現實執著所取代……” （第180頁）在此意義上，“朝圣者”逐漸被“經濟人”所取代。當代的資本主義與宗教改革時期的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同日而語了。

        一個人乳糖不耐，喝了一杯牛奶，然后不舒服，于是就告訴所有的人不要再喝牛奶了。如果你遇到這樣的人，大概會覺得好笑。但是，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媒體和網絡上，是關于讀書和經典，而且“著名媒體人”寫的，那是就沒有那么容易識別了。因此我建議，有鑒別力的讀者把此類文章列入“不必讀的‘不必讀’”就好了。

        如今一些人心浮氣躁，想把一切崇高的東西打碎；另一些人則以為，自己口水吐多高，水平就有多高。國內學界已經有了足夠多的“偽伯”研究，所以也不缺一個再來一個墊底。據說這篇《不》的原本有一萬多字，發表出來的僅僅是刪節版。上述評論僅僅針對的是網上發表的版本，不過歡迎作者將完整版本發給我，可以供繼續探討。

        學術乃天下公器。書人人可以讀，大師也盡可讓學人批評，但是要用恰當的方式進行。結論可錯，論題長存。恰是思想和論證造就大師，而非一些可以被推翻的結論。那些只看結論、不看論證的讀書方法也可以休矣。我們仰望大師，不是為了跪拜，而是為了超越。最后，我想用韋伯自己的一段話來說明他對經典和大師的看法：

        “……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完滿’，意思就是新‘問題’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它要求過時。任何有志獻身學術工作的人，都必須接受這項事實。……將來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被人超越；這不僅僅是我們的共同命運，更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原文注釋由澎湃新聞編輯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