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貝塔以色列人”

        公元1790年，蘇格蘭探險家J·布魯斯在愛丁堡出版了五卷本巨著——《發現尼羅河源頭的旅行》。西方社會從這本書里第一次得知，在東非埃塞俄比亞高原上，生活著一支黑色皮膚的猶太人。他們自稱“貝塔以色列人”（意為“以色列家園”），但當地其他人稱其為“法拉沙人”（Falasha），意為“流亡者”或“陌生人”，這被看成是一個侮辱性的詞匯。

        

        在黑色猶太人是否真正的猶太民族，其遷入埃塞俄比亞的時間，以及干脆是不是皈依猶太教的埃塞俄比亞當地人等問題上，歷史學家們莫衷一是，反而是宗教學者在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共同典籍《圣經·舊約》中找到了依據。

        據《舊約·列王記》記載，埃塞俄比亞的示巴女王來到耶路撒冷“用難解的話試問（以色列國王）所羅門”， 結果反而被所羅門王的博學“詫異得神不守舍”。傳說女王歸國途中產下一子，即后來的孟尼利克一世。他登基后曾到耶路撒冷拜見生父所羅門王，在他回國時，所羅門王派遣一些年輕的以色列人護送。這些以色列人后來定居示巴王國，并與當地人通婚繁衍。

        孟尼利克一世以來的埃塞皇室向以“不間斷地傳自所羅門王”的神圣血統自豪，其末代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就自稱“所羅門王和示巴女王第255代嫡孫，猶太族的雄獅”——雖然早在公元3世紀，埃塞俄比亞已成為古代非洲唯一的基督教國家。而那些堅持猶太教信仰和傳統的以色列人后裔則成為“貝塔以色列人”的祖先。

        可能是由于過早與其他猶太人分離，黑色猶太人不大懂猶太教律法，某些宗教儀式和民族習俗同主流猶太人社會頗有差異，這使得J·布魯斯的“發現”在西方猶太人社會顯得波瀾不驚，使他們成為長期被遺忘的一個族群。在巴黎的J·海爾威教授于1864年被派往埃塞俄比亞之前，居然沒有任何猶太人的代表前往與“貝塔以色列人”接觸。更滑稽的是，注意到他們的存在的首個西方組織居然是新教使團，他們的目的是爭取使這些新發現的“猶太人”皈依基督教。

        

        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以色列國家獨立宣言》中明確規定，“以色列國將向散居世界各國的猶太人敞開移居的大門”。這給了埃塞俄比亞的黑色猶太人回到“應許之地”生活的希望，但是他們投書以色列、歐洲和美洲的猶太人求救，卻石沉大海——他們的猶太人身份，始終受到質疑。

        一直到1975年，以色列的猶太教大拉比終于宣布，經過對貝塔以色列人所信仰宗教的教義、禮儀和習俗的考察，確定他們屬于猶太人。這就使黑色猶太人符合1950年頒布的以色列《回歸法》的條件，可以像世界上所有其他猶太人一樣，去以色列申請國籍。    

“摩西行動”：轉移“黑色猶太人”

        以色列國家的接納，對“貝塔以色列人”而言猶如久旱甘霖——當時，他們在已經生活了上千年的埃塞俄比亞的處境已經變得極為艱難。

        就在黑色猶太人身份獲得承認的前一年（1974年），埃塞俄比亞發生了軍事政變，海爾?塞拉西皇帝被推翻，成立了門格斯圖為首的軍人政權。與皇帝時代與以色列的密切關系相反，新政府具有明顯的親蘇傾向，因此在阿以問題上自然是站在了阿盟一方。政府宣布只有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為合法宗教，猶太教活動被禁止了，猶太教領袖也經常受到騷擾并遭政府監視。也不允許學習希伯來語，認為這是“猶太復國主義敵人”的語言，同樣，也不允許他們前往以色列。隨后門格斯圖當局開始了大規模激進的集體化、村落化和國有化運動，但收效甚微，反而引發了災難性的大饑荒。

        

        從1984年年中開始，埃塞發生嚴重干旱，最后導致全國三分之二的人口陷入饑荒的絕境（100萬人死亡）。加拿大廣播公司的記者偷偷拍下了成百卷錄像帶，將地獄一般的景象展示在毫無準備的世人面前：母親干枯的乳房、骷髏般的嬰兒，堆放在教堂外骨瘦如柴的干癟尸體……

        全世界的良心被刺痛了，英美的音樂巨星為之創作了名曲《We are the world》，義演募集到1.4億美元。作為無地的手藝人或佃農，貝塔以色列人在如此災難面前，生活無以為繼，只能與其他人一樣踏上前往鄰國蘇丹的逃荒之路，到這年夏天，已經有多達1萬貝塔以色列人涌入了設在蘇丹邊境的難民營。

        然而，對于這些難民而言，蘇丹并不是想象中的沙漠綠洲。從埃塞逃到蘇丹，充其量不過是從十八層地獄來到十七層地獄而已。此時的蘇丹處于尼邁里政府的長期統治（1971-1985）的末期，各種亡國敗象已露。尼邁里本人沉迷伊斯蘭宗教活動，他譴責罷工工人“不利于為真主的事業做的努力”，自比先知穆罕默德，而且“僅僅一個月，緊急法庭累積審判徒刑333年，罰款557141蘇丹鎊，鞭笞19351人次”，蘇丹政局垂危。

        同埃塞俄比亞一樣，此時的蘇丹自然災害頻發，嚴重影響了經濟民生。隨著蘇丹邊境難民營埃塞俄比亞難民數量的增多，難民營內的環境也是變得極其糟糕，饑餓、疾病、臟亂等。而且在難民營里還發生了其他埃塞俄比亞難民迫害和攻擊“法拉沙人”的事情，認為是他們帶來了饑荒和傳染病。不言而喻，如果不采取緊急救援行動，數千名黑色猶太人就會在難民營中死去。

        

        此時以色列政府、猶太人機構和美國政府正在同蘇丹就放行和空運這些猶太人返回以色列進行一系列的秘密談判。可想而知，談判的進程是非常困難的。關鍵在于蘇丹是阿拉伯聯盟的成員，而阿盟不允許任何成員國同以色列有任何形式的聯系。但是此時的蘇丹政府迫切需要美國的援助維持搖搖欲墜的政權。美國在談判中以經濟援助為籌碼勸說蘇丹政府允許將在其邊境上的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空運至以色列，并答應這次運送任務中所用到的一切交通工具也將被無條件地送與蘇丹政府。蘇丹政府擔心如果行動泄露所招致的國內極端伊斯蘭主義勢力和阿盟的指責，但是隨著美國不斷增加的援助和保密措施的保證，很快雙方達成協議。

        1984年11月一家猶太人經營的比利時航空公司承擔起了此項任務，他們將把這些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從蘇丹首都喀土穆經由比利時送往特拉維夫。以色列政府將這一計劃賦予“摩西行動”的代號。希望一如《圣經》中的先知摩西把猶太人帶出埃及，來到“流著奶和蜜”的土地巴勒斯坦一樣，也把這些黑色猶太人救出苦難的深淵。

        “摩西行動”一開始就一片混亂。1984年11月20日日落時刻，4輛租用的卡車穿過曠野，停在難民營門口。由以色列政府派來的一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在夜色中進入難民營，協助貝塔以色列人撤走。但是等了好幾分鐘，沒有一個人出來。原來他的任務是要動員老、弱、病、殘先走，但求生的欲望戰勝了人性，每個人都搶著要走。難民們包圍了他，爭吵不休，苦苦哀求。到了后來，他們簡直像一群暴民一般，男女老幼蜂擁向汽車奔去。

        擠滿了難民的車隊終于開上通往喀土穆的大路。原本卡車運送的人數預定在100人，但是實際情況卻遠遠超過了這個數量，達到200多人，長期的難民營生活在饑餓和疾病的折磨下使乘客的體質非常的衰弱，甚至有可能死去。最后車隊進入機場跑道，停在一架波音707飛機邊上。難民們爭先恐后爬上去，體弱的還得用擔架往上抬，孩子們三個人占一個位子。11月21日凌晨，第一架飛機終于起飛了。

        當滿載黑色猶太人的飛機終于抵達特拉維夫的時候，以色列政要紛紛前往機場，迎接這些與猶太主流社會隔絕了2000多年的同胞“回家”。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沙米爾說“這對我們人民、我們國家、世界所有猶太人來說，都是一個重要時刻。”從1984年11月底到1985年1月初，大中型飛機一共從蘇丹喀土穆國際機場起飛了35架次，把7000多名黑色猶太人運送到以色列。但是，當新聞界披露了這一消息后，對國內大饑荒一籌莫展的門格斯圖當局開始憤怒譴責以色列干涉埃塞內政的“罪惡行徑”，迫使蘇丹政府立即下令停止空運，使得“摩西行動”戛然而止。     

“所羅門行動”：以色列政府的持續救援

        在“摩西行動”終止之后，爆發內戰的埃塞俄比亞仍然生活著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大批貝塔以色列人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得斯亞貝巴的以色列使館附近聚集起來，希望能夠被帶回以色列——他們日夜期盼的“應許之地”。

        此時的門格斯圖政權已經瀕臨垮臺，反對派“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的軍隊已經逼近亞得斯亞貝巴，政府命運危在旦夕。貝塔以色列人成為了門格斯圖政府的談判籌碼，希望能夠利用放行這些人來換取急需的援助。1989年，以色列與埃塞俄比亞恢復外交關系，以色列向門格斯圖政府提供了一批包括100輛T-55坦克及埃塞俄比亞空軍所急需的零配件在內的軍事援助，還為門格斯圖本人訓練了總統衛隊，以換取“法拉沙人”以每月500人的規模移居以色列。

        1990年底雙方又達成一筆大買賣，以色列答應通過紐約的銀行賬戶向埃政府支付3500萬美元，“買斷”滯留在亞的斯亞貝巴的黑色猶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權力。誰知，門格斯圖政府的瓦解比外界預想的還要迅速，1991年5月，“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對亞的斯亞貝巴發起總攻，政府軍的防線一觸即潰，門格斯圖宣布辭去總統職務，帶著50多名親信逃離即將陷落的首都，前往津巴布韋過起了奢侈的流亡生活（有理由懷疑，黑色猶太人的3500萬美元買路費落入了他的個人腰包）。

        形勢千鈞一發之際，以色列政府擔心同門格斯圖達成的協議無法執行，決心單獨采取行動救助黑色猶太人，隨即開展“所羅門行動”。由官方直接撥款1億美元，向以色列航空公司租用34架大型客機，5月24日起，在短短36小時之內馬不停蹄地把14324名貝塔以色列人接運到以色列。空運過程中，為了盡可能增加每架飛機的載人數量，他們僅僅被允許帶極少量的隨身物品。飛機內部的座位和全部的隔墻均被拆除，擠滿衣著襤褸的黑色猶太人，許多人眼中還閃現著驚恐（這是他們第一次坐飛機）。有一架額定載客400人的波音747客機竟載了1087人，連廁所里都擠滿了人。吸取1984年“摩西行動”的教訓，這次空運行動完全在保密的狀態中進行，直到行動結束后才把消息向新聞界公布。

        

        這也是以色列歷史上單日運送移民最多的一次行動。這些黑色猶太人到達特拉維夫的本一古里安國際機場后，以色列總理沙米爾率軍政要員在機場迎接，并發表了擲地有聲的講話：“即使全世界都拋棄了你們，以色列也決不放棄我們每一個兄弟和姐妹！”許多黑色猶太人一下飛機就跪在地上，親吻這塊2000多年前他們祖先曾生活過的土地。美國《紐約時報》在評論這一消息時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如此眾多的非洲黑人不是作為奴隸，而是作為自由人被從一個國家運送到另一個國家。

        

        僅僅在“所羅門行動”結束數十小時后，1991年5月28日，埃塞反對派的坦克開進了總統府，亞的斯亞貝巴宣告易主。不禁令人感嘆：如果不是這一大膽行動，黑色猶太人恐怕難免兵燹之災。

連續居住時間最長的猶太人社區的消亡

        2008年，以色列政府曾表示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的移民已經結束，但是最高法院卻宣布如果政府不自愿地完成移民，將對政府發出命令（迫使其完成）。于是，2011年7月，以政府決定實施“鴿之翼行動”，旨在將留在埃塞俄比亞的最后一批7500名黑色猶太人空運回以色列。

        根據這項計劃，以政府每月運送約200人來以色列，將他們安置在以南部的社區開始新生活。最后一批450名黑色猶太人在2013年8月28日分乘兩架飛機抵達以色列特拉維夫本－古里安機場，標志著以政府將黑色猶太人空運回以色列的行動正式結束，20年內先后有近13萬“貝塔以色列人”移民以色列。同時也宣告埃塞俄比亞這一“世界上連續居住時間最長的猶太人社區的消亡”。

        

        《舊約全書》里曾多處提到，流散各地的猶太人將會重新回歸以色列。如同《舊約·申命記》所說，“那時，耶和華你的神必憐恤你，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耶和華你的神要回轉過來，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聚回來。”或許，對于宿命論者而言，拯救黑色猶太人意味神的預言的最終實現。

        參考文獻：

        1、理查德·格林菲爾德：《埃塞俄比亞新政治史》，鐘槐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

        2、葛瑞姆·漢卡克：《失落的約柜》，肖聿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

        3、鐘偉云編著《列國志: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4、但文：《猶太黑人——法拉沙人》，《世界知識》1985年第8期。

        5、D·凱斯勒：《埃塞俄比亞的法拉沙人》，曾強譯，《民族譯叢》1987年第4期。

        6、李伯重：《黑猶太人來到以色列》，《世界知識》1989年第9期。

        7、肖憲：《黑猶太人——“法拉沙人”的故事》，《世界博覽》1996年第10期。

        8、黃陵渝：《非洲的猶太人與猶太教》，《西亞非洲》2003年第2期。

        9、黃培昭：《以色列開懷接納非洲猶太人》，《人民日報》2003年2月20日。

        10、歐連維：《“貝塔以色列人”研究》，《外交學院》碩士論文，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