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澎湃新聞創刊不久，我們專題討論了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這個工作得到了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鄭春榮教授的大力支持。

        在“2015中德創新合作年”的框架下，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與澎湃新聞聯合推出這個新專題，探討不同的領域（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與德國創新能力的關聯，分析其對德國創新能力的影響及其機制。這是專題的第七篇。

        以“雙元制”為主體的德國職業教育，被稱為“二戰”后德國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成就了“德國制造”的全球聲譽，奠定了德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堅實基礎。“雙元制”職業教育深植于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制度土壤中，以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理實一體為手段，培養兼具完整職業行動能力和高度職業精神的優秀技術技能型人才。高素質的技術技能型人才不僅支撐了德國研發創新的高質量產業實現，而且也作為重要的創新主體直接推動了企業技術技能積累和創新，甚至是遍布各行業、數以千計的“隱形冠軍”的主要締造者。包括職業教育在內的一整套制度設計，培養了德國聚焦專業、安于本職、追求極致的企業文化和職業精神，這也正是德國穩健型技術技能積累和創新模式的精髓所在。

        德國聯邦政府于2014年5月21日發布《2014研究與創新聯邦報告》，稱德國科研投入達到創紀錄水平，德國已成為全球最具創新和競爭力的國家之一。報告顯示，因在教育和科研創新領域的大力投入，德國在國際專利申請數量、科學出版物數量以及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上均處于國際領先水平。

        長期以來，德國創新體系一直是我國科技政策研究的重點。人們普遍認為，嚴密的創新體系構成、健康的創新生態環境、特色獨具的雙重教育體系，是德國創新的典型特征。但迄今為止，國內外對德國創新體系經驗發掘大多還是聚焦于狹義的創新體系和創新生態，關注的是針對研發機構的創新管理和研發投入，對雙重教育體系尤其是職業教育的貢獻則鮮有挖掘和分析。

        眾所周知，以“雙元制”為主體的德國職業教育，被稱為“二戰”后德國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成就了“德國制造”的全球聲譽，奠定了德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堅實基礎。特別是2008年之后，德國經濟社會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雙重沖擊下的出色表現，進一步喚醒了美國、歐盟等眾多國家對德國職教模式的強烈關注和推崇，以致于重新審視和學習借鑒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成為一時之風。

        當前，轉方式、調結構、促升級的嚴峻形勢，迫切需要中國將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提升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上來，這對受眾廣泛、貢獻直接的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已成為全社會的普遍共識并上升為國家戰略。在此背景下，從新的視角審視和梳理德國在職業教育中的經驗和做法，挖掘職業教育與技術創新的互動機理，對我國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鑒于以上原因，特此專文分析職業教育與創新的基本關系，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德國案例，闡述職業教育對德國創新的促進機制，介紹技術技能積累與創新的德國模式。

一、職業教育與技術創新的基本關系

        職業教育與技術創新的關系，需要置于技術創新總體規律之下、結合一國具體的產業結構和制度環境系統分析。

        首先，就層次類型而言，創新可以劃分為漸進性、根本性、革命性創新，其中，漸進性創新是技術創新的常態和主體。

        18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經歷了三次技術革命：以機械為主導的第一次技術革命（蒸汽時代），以電力為主導的第二次技術革命（電氣時代）和以信息為主導的第三次技術革命（信息時代）。每次技術革命都起源于某一兩項根本性、引領性的重大技術突破，推動了新技術體系的建立和整體性的產業升級，引發了整個技術和產業范式的變化。三次技術革命和三次產業升級，將人類社會由農業社會推進到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創造了人類社會的現代文明。而在這寥寥幾次技術體系革命性的巨大躍升之間，更為常態化的則是難以計數的微小技術改進和漸進性創新，它們大多都源于技術和產業范式內技術技能的點滴積累，源于勞動者的生產實踐和價值創造過程。

        第二，技術技能型人才并進而職業教育，與技術創新特別是漸進性創新關系密切，其中技術技能積累是居間聯系的重要紐帶。

        從形態上看，技術可劃分為實體性技術、規范性技術與過程性技術。實體性技術是一種空間形態的技術，如物化的設備、工具等。規范性技術是一種時間形態的技術，如文本的工藝、規則等。過程性技術則是一種時空形態的技術，是關于人類目的性活動的序列或方式的技術，如個體的經驗、策略等。事實上，過程性技術無法脫離個體而存在。若將過程性技術歸納為“根據自然科學原理和生產實踐經驗而發展成的各種工藝操作方法”，則可視其為以“人”為載體的技術。

        技能作為“人化”的技術，是使“物化”的技術為社會創造現實價值的基礎。只有技能才能使形式存在的技術——設備、工具、規則或程序變為真實存在的技術。因此，技術技能型人才既是技術創新得以規模化、產業化實現的關鍵要素，其自身也是技術技能積累的承載主體，并進而是技術創新特別是漸進性創新的重要力量，技術創新反過來也在不斷提升對技術技能型人才的要求。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以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為目標的職業教育，既是技術創新產業化和價值實現的基本保障，也是促進技術技能積累和推動漸進性創新的重要手段。與此同時，業已實現的技術創新又反過來不斷對職業教育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最后，職業教育與技術創新之間的作用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一國的產業結構特征及職業教育在其中所應扮演的角色。

        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人才結構及與之相應的教育結構，主要取決于該國的產業結構，而與人均國民收入關系不大。世界經合組織的統計資料顯示，中等職業教育在高中階段比例超過50%的國家，幾乎涵蓋了所有歐洲強國。其中，占50%-60%的國家有挪威、英國、法國、瑞典、丹麥、芬蘭；占60-70%的國家有瑞士、波蘭、匈牙利、比利時、澳大利亞、盧森堡；高于70%的國家則有捷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和荷蘭。歐洲這些發達國家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盡管其國民收入很高，但其產業結構卻主要是高中端制造業，在世界經濟總量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種以裝備制造業為主的產業，需要大批技術精湛的從業人員，尤其是技術工人，他們是物化科技成果的主力，是打造國富民強的中堅，是提高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基礎。因此，許多國民收入很高的國家，如瑞士、德國，都對培養高素質勞動者的職業教育極為重視。

        綜上所述，通過技術技能積累實現漸進性創新是技術創新的常態和主流，而技術工人等技能型人才既是“人化”技術技能積累的載體，也是“物化”技術技能積累的主體。也正因如此，以技能型人才培養為核心任務的職業教育對技術創新具有重要的支撐和促進作用。職業教育與創新的有機互動及其對創新的促進作用，并不是必然發生的，它既取決于職業教育本身的制度設計和運行質量，與一國的產業結構相生相伴，也受制于整體的社會制度環境和保障條件。挖掘并實現職業教育與技術創新之間的有機互動是政府教育政策和科技創新政策的重要關注點。

        以下以德國為案例，具體介紹職業教育與技術技能積累和創新之間的作用機制。

二、德國職業教育與技術創新的有機互動

        德國的產業結構特征和競爭優勢，與特色獨具的“雙元制”職業教育互為因果——通過及時準確反映行業企業技術技能需要、固化業界共性要求（借助職業標準）、校企合作工學交替人才培養（所謂雙元協同），職業教育為經濟社會提供了大批高素質勞動者，規范并加快了勞動者個體的技術技能積累，促進了行業企業技術技能持續積累，并進而推動了創新創業的不斷涌現；而創新創業的不斷涌現又進一步抬升了產業技術基準，擴展了產業規模，強化了德國的產業結構特征，提升了產業競爭力，也帶來了對職業教育更大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并進而形成一種職業教育與產業創新發展的良性互動。

        就產業定位而言，德國自然資源匱乏，主要靠進口工業原料、農產品和其他資源型產品，出口優質的工業產品而達成了“民富國強”。德國的經濟支柱是工業，其中機械制造、電氣電子、汽車和化工是德國工業的四大支柱。世界十大汽車企業中，德國有3家。德國的機械制造業技術先進、工藝精湛。德國化學工業在世界居領先地位，同時德國還是世界最大的化工產品出口國，世界十大化工企業中德國有3家。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德國工業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深化，產業布局日趨合理，產業結構明顯優化，重化工業、支柱產業、高技術產業、電子信息產業等，在德國工業中的作用增強，內源性經濟日漸增大，活躍了德國工業發展。

        在這種高度技術技能密集型的產業定位之下，需要“物化”的技術與“人化”的技能齊頭并進、相得益彰，這也是德國之所以在生產技術系統和職業教育體系兩方面著力尤重，也優勢明顯的重要原因。

        就產業組織而言，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圍繞產業鏈分工、集聚，共同打造產業競爭優勢是德國產業組織演進的典型路徑。盡管德國有西門子、奔馳、寶馬等盡人皆知的世界著名大企業，但主導德國經濟興衰和社會穩定的是中小企業。德國約有370萬家企業，其中99%以上屬于中小企業。德國中小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在發達國家中首屈一指，2008~2010年期間，德國有54%的中小企業有新產品或新工藝投入市場應用，同期，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為34%；2012年，德國有1307家中小企業位列世界“隱形冠軍”的統計范疇，而美國僅有366家，日本僅有220家。

        德國中小企業在創新領域的出眾表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們所具有的以下特色：避免與大企業發生正面沖突，圍繞產業鏈縱向分解尋求發展定位，與鏈上企業形成優勢互補，由企業技術創新推動產業技術創新，促進并分享產業鏈競爭優勢；聚焦能讓自己占據統治地位，并在高成本的德國繼續生產的細分市場，充分依托德國本土的創新環境；擁有開拓新市場的全球戰略，以及親力親為的創新和生產方式，充分把控核心技術和專有知識；通常是家族企業或私營企業，具有充分的經營連續性。

        在上述特色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德國發達的職業教育體系功不可沒。眾多知名的百年企業（甚至奔馳、博世等大型行業翹楚）都源于最初的學徒、師傅創業，因職業教育而創新創業是許多民眾可行的人生路徑；“雙元制”職業教育所培養的嚴謹務實、精益求精的職業精神與完整的職業行動能力，有力保證了德國原發技術創新的高品質產業實現，成就了“德國制造”的全球聲譽；職業教育及持續職后培訓，培養了員工高度的企業認同感，降低了人員流動性，促進了企業技術技能持續積累和創新，技術工人自身也因之成為直接的創新主體；職業教育所造就的高素質勞動者和合格國民作為社會的主流群體，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崇尚勞動、尊重技能、穩扎穩打、追求卓越、誠實守信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氛圍。

三、德國職業教育與創新有機互動的前提和基礎

        鑒于與經濟社會的廣泛聯系，職業教育與創新的有機互動，特別是職業教育對創新的促進作用，并不是必然發生的。它既取決于職業教育本身的制度設計和運行質量，也取決于更大的制度環境與社會氛圍。

        就德國職業教育與創新的互動而言，在眾多的影響因素中，至少以下三點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社會市場經濟”為職業教育與創新創業的有機互動營造了有利的制度環境。就經濟制度而言，德國所推行的是獨樹一幟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一方面通過法制國家保障經濟自由，另一方面通過社會福利國家保障社會公平與安全。自由競爭與政府控制并存、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并重的制度設計，保障了勞動與資本的制衡與兩者相對合理的回報，釋放了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預期，激發了企業和個人技術技能積累的動力和活力，推動德國企業聚焦優勢產業形成了大小企業配合的“專深型”全產業鏈分工（例如，就汽車產業而言，大眾、奔馳、寶馬、奧迪等大型整車企業與作為零部件供應商的為數眾多的“隱形冠軍”企業），促進社會形成尊重職業、崇尚技能的勞動價值觀和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職業精神。

        第二，雙重教育體系各司其職、貫通銜接、協同共進，既滿足了經濟社會發展對不同類型創新人才的需要，也使不同智力特點的年輕人均有順暢成才的路徑——讓最適合的人做最適合的事是釋放創新潛力的最大保障。對于雙重教育體系在創新中的貢獻，2014年德國科學評議會的一份建議書做了有力的注腳。該建議書指出，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是支撐德國創新能力的“兩條腿”，要使德國經濟未來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兩條腿”必須協調向前邁進。德國科學評議會認為，要繼續處理好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關系，使兩者處于良好的平衡狀態，充分發揮各自作用，必須進一步加強中學后教育階段的銜接。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學的咨詢體系，詳細介紹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對能力的不同要求、就業前景，以及進一步深造的機會，正確引導青年學生摒棄社會偏見，選擇一條適合其能力和興趣的學習途徑。

        最后，但也尤其至關重要的是，德國職業教育體系自身的成熟與完備，確保了源源不斷向社會輸送富有創新能力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德國職業教育體系優勢和特色在于：

        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德國從國家戰略高度制定《職業教育法》，作為職業教育體制機制頂層設計的基本法條。該法與《青少年勞動保護法》、《培訓條例》、《培訓師資格條例》、《手工業條例》等職業教育直接立法及《企業組織法》、《勞動促進法》、《勞資協議法》、《勞動合同法》等一道，共同形成本國職業教育完整的法律法規體系，為職業教育的規范、順利實施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是嚴格相關主體的資格準入。在學生環節，針對未達要求的初中畢業生設置了專門的過渡階段，確保普教和職教的高質、有序銜接；在教師環節，入口難、要求高、待遇好是德國職教教師隊伍的主要特點；在企業環節，由商會負責審核有意愿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資質，特別也包括對企業專職培訓師隊伍的要求。如條件欠缺，則通過聯邦職教研究所等機構在區域內同行業中建立跨企業培訓中心，在資金和技術層面予以支持和服務。

        三是規范職業教育標準，確保職業資格證書的權威性和認可度，切實提高職業教育的含金量和吸引力。德國遵循共識原則、雙元原則和職業性原則制定每一個職業的《培訓條例》，為職業人才培養設定專業標準和框架計劃，企業和學校依框架計劃細化實施方案，商會組織過程監控和結果考核，整個過程都有職業教育及勞動力市場的利益相關方（特別是代表資方利益的雇主協會和代表勞方利益的工會，也即德國所謂的“社會伙伴”）充分參與。共識之下的分工合作，保證了職業資格的權威性和勞動力市場的高度認可，保障了職業教育的回報，由此又吸納了新的企業和學生參與職業教育，形成了職業教育體系的良性循環。

        四是加強管理監督和研究支撐，保證職業教育可持續發展。一方面，強化行業監管。除培訓設施設備、原材料等費用外，企業還須負擔職業教育經費，支付學徒工在整個培訓期間的津貼和培訓師的工資，其在德國職業教育中發揮的作用和承擔的職責甚至超過職業學校。因此，德國特別注重發揮商會的監管作用，從而強化、保障企業在職業教育中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重視職業教育信息發布和績效監控。德國構建了由聯邦教育科研部牽頭，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聯邦統計局協助，勞動局、商會、企業具體參與的龐大的職業教育信息統計和發布系統，準確掌握了培訓職業、培訓崗位、培訓企業、學員供需和分布等詳實數據，并通過《國家認可的培訓職業目錄》、《職業選擇和培訓職業說明》、《職業教育年度報告》等及時向社會發布。除此之外，德國還擁有大量職業教育研究機構，廣泛分布于高等院校、社會教育機構、商會、雇主協會、工會等組織，形成專業、豐富的研究群體和研究成果，為全社會所有關心和參與職業教育的主體提供參考信息，促進信息對稱和有序競爭，推動職業教育體系持續完善發展。

四、對我們的借鑒意義

        當前，在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提升，越來越依賴于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這對受眾廣泛、貢獻直接的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德國在營造尊重勞動、崇尚技能的整體社會氛圍，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推動社會各方共同參與職業教育發展、完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進行了諸多有益探索，推動形成了職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有機互動的良性循環，相關做法和經驗對我國進一步改革完善職業教育體制機制，乃至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都有著積極的啟示作用和借鑒意義。特別是，應積極營造全社會尊重勞動、崇尚技能的制度環境，平衡資本和勞動回報，形成企業和個人潛心技術技能積累的穩定心態；應探索多元主體參與、教育治理與社會治理聯動模式，進一步加強我國職業教育建設合力；切實促進教育體系的普職融通和就業市場的“普職等值”，實現職業教育地位的理性回歸；不斷加強職業教育的信息、研究和宣傳工作，創造有利于職業教育良性發展的外部環境和輿論氛圍。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職教學院書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