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ce Ungvary是一名古地圖收藏家，從澳大利亞默多克大學的中國當代歷史專業畢業后，他開始了對亞洲古地圖的收藏，至今已經有20多年。目前Ungvary 收藏有近800幅古地圖，主要是16世紀的亞洲和中國地圖。

        3月12日晚，在文化沙龍“同道對話”的主辦下，Ungvary帶著數十幅明清時代的地圖，在上海和聽眾分享了中國古地圖背后的故事。本文根據Ungvary的演講內容整理，并參考了學者的研究成果。

中國傳統地圖

        在觀察中國傳統地圖的過程中，Ungvary感到很驚訝：中國傳統地圖都很相似，由圖、書法、詩文組成，而且地圖的繪制風格更像山水畫。

        大明混一圖，繪制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現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圖中的地理范圍東至日本，西達西歐和非洲西海岸，南括爪哇，北到蒙古。Ungvary介紹，這幅地圖中，其他地區與中國巨大的比例差異，很好地反映了當時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國居于世界中心，并且最大。        《揚州府圖說》，這本畫冊的著撰人不詳，共收編12幅畫，分別描繪了揚州全府以及江都、瓜州、儀征、泰興、高郵等11個都的風貌。每幅畫均附有一篇文章，介紹所繪各都的歷史。根據此文所記的年月，以及寫本字體，此畫冊可追溯至明朝萬歷（1573-1620）年間。上圖為江都縣。        《云南昭通縣四營制》，無編著人，共二冊。敘述該四營之營制，疆域形勢、附近的塘汎和墩臺。上圖為昭通府。        《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第一幅采用西方繪圖技術的世界地圖，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在明萬歷三十年（1602年）為明神宗萬歷皇帝所制作的，也是國內現存最早的出現美洲的地圖。

        但也有人對該圖的作者提出了質疑：因為地圖上的意大利沒有教皇領地，沒有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地名Tuscany和Florence，意大利的地形也不對，所以不可能是利瑪竇或當時歐洲人所繪。

        該地圖原圖已佚，現存有4種版本：1602年李之藻刻本、1603年刻本（此版名《兩儀玄覽圖》）、1608年明宮廷摹繪本、日本摹繪本。上圖為日本摹繪本。

        這幅地圖，原為Ungvary收藏，后賣給了悉尼博物館。據他介紹，這是18世紀朝鮮王朝時期，朝鮮人根據《山海經》所繪的《天下地圖》。在圖中，中國仍是居于天下的中心。

        這種地圖，在17世紀到19世紀的朝鮮大量流行，很少是單張，大部分出現在木版印刷出版的圖冊中，常題為《天下圖》、《山海圖》、《四海總圖》等。

        這是另一幅類似的“天下圖”，為私人收藏。在圖中，那片長著扶桑的陸地（右側狹長陸地），有人認為就是美洲。所以很多學者將這種地圖作為“中國人早于哥倫布到達美洲，山海經描述的是中國人跨洋遠游”猜想的證據之一。        但也有研究認為，這類《天下圖》不要說與世界地理的實際情況，即便與當時東亞諸國的地理認識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與其說是世界地理和歷史地理的真實寫照，不如說是古代朝鮮人關于寰宇地理的想象或幻想的投影”。也就是說，該種研究認為它們不是真實的地圖，而是“心靈地圖”，體現了朝鮮王朝關于世界和自我的理解和想象（世界觀）。上圖為Ungvary所展示的這類地圖冊中的一幅，題為《中國圖》，朝鮮被畫得很小。

傳教士在中西間傳遞地圖技術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和傳教士來華，歐洲對中國的認識逐漸清晰和深入。表現在地圖上，就是西方繪制的中國地圖越來越準確。

        學者們一致認為，近代早期歐洲的中國地圖繪制史上有3個里程碑：一為喬治·德·巴爾布達（Luis Jorge de Barbuda）繪制的《中國新圖》（Chinea olim Sinarum Regionis,Noua Descriptio）；一為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繪制的《中國新圖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一為唐維爾（Jean-Baptiste BourguignonD' Anville)根據清代康熙朝測量成果繪制的中國地圖。

        巴爾布達繪制的《中國新圖》，是西方歷史上繪制的第一幅單幅中國地圖。在西方以往繪制的地圖上，中國常被畫在亞洲或東亞地圖上，不被當作一個獨立地理單元來繪制。該圖于1584年問世，最早收錄在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的《寰宇大觀》地圖集中，在西方造成巨大影響，并成為接下來近70多年中西方人繪制中國地圖的標桿。巴爾布達地圖在西方地圖繪制史上無疑是有重大意義的，因而，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說，“這是歐洲人繪制中國地圖的奠基之作。”

        這是一幅橫著的中國地圖，它的方位呈上西下東和左南右北的態勢。在這幅圖上的中國西部畫著一個名為“Lacus”的湖泊，它實際就是明代一些地圖上的黃河源——“星宿海”，顯然巴爾布達參考了當時明代的資料。圖中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在今天新疆的地方畫著一輛風力四輪車。Ungvary相信，這是當時人親眼所見，但有學者認為這不過是想象和傳說。

        約多庫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1606年版《中國地圖》，該圖只是調整了方向，但大部分內容承襲了巴爾布達的地圖，包括風力四輪車。圖中新增加的內容中，右側比較接近日本的地方有一幅畫著人被綁在十字架上的圖，據Ungvary介紹，這是1597年葡萄牙傳教士在日本傳教而遭遇迫害的故事。

        巴爾布達沒來過中國，但他通過大航海時代以來在中西交流中獲取的直接資料繪制了中國地圖，向西方人提供了既確切又有想象成分的中國地理知識。這幅新舊知識混雜的地圖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從想象到真實的過渡，因而它是西方繪制中國地圖歷史上的里程碑作品之一，直到70多年后衛匡國的《中國新圖志》出版，它在歐洲的影響才趨于式微。

        衛匡國是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受羅馬教廷的派遣來到東亞傳教，于1642年抵達澳門。在中國期間，他廣泛游歷（在西湖邊還有他的雕像），經歷了明清鼎革。后來，他參考羅洪先的《廣輿圖》等資料，又結合親身游歷，出版了《中國新圖志》。1655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首版的《中國新圖志》是歐洲第一部中國分省地圖集。

        這部地圖集包括15幅中國分省圖、1幅中國總圖和1幅日本地圖，同時提供了關于中國城市、人口、風俗等諸多方面的資料，堪稱一部綜合性的中國地理著述。上圖為1655年拉丁文版《中國新圖志》中《中國總圖》。

        在中國總圖上，東南沿海的輪廓十分精準，黃河的幾字形狀已呈現出來，中國西北邊界的外部邊緣是一片帶狀的沙漠，長城被看做是北部的邊界。雖然明清鼎革，但這幅圖反映的卻是明朝的疆域輪廓。

        分省圖的標題框的裝飾畫體現了所在省份的特征，如北直隸繪有皇帝皇后和龍鳳，云南繪有土著及大象，四川明顯是關羽和周倉的形象（上左），浙江則是繅絲的過程（上右），顯示衛匡國對當時中國各省的情況有一定的了解。

        盡管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逐漸加深，中國地圖繪制的也越來越準確，但是并沒能讓當時中國的皇帝——康熙帝——感到滿意。所以康熙帝決定利用法國耶穌會士掌握的制圖技術，組織人力繪制一份中國地圖，于是就有了《康熙皇輿全覽圖》。

        雖然正式開始繪制的時間是1708年，1718年初步完成，但其實前期準備就已經花去了十幾年的時間。如此巨大的工程僅靠十幾個法國耶穌會士顯然不可能完成，所以當時參與的人員還有中國學者、欽天監喇嘛、理藩院主事等。上圖為Ungvary所藏，是1740年，德國人根據《康熙皇輿全覽圖》所繪制的中國地圖，圖中左下題框含有中文、滿文、拉丁文三種文字。        因《康熙皇輿全覽圖》是基于實地測繪的高精度地圖，所以自清朝中葉至中華民國初年國內外出版的各種中國地圖基本上都淵源于此圖。上圖為Ungvary所做的《康熙皇輿全覽圖》（紅藍線）與2012年衛星測試圖的河流、海岸線對比。

        但因為在中國，此圖一直被收藏在內庫，只有巡撫級別以上才能看到，一般百姓無緣得見（直到上世紀20年代左右，這幅圖的銅版才在沈陽故宮博物館被發現，重新印刷），所以此圖在歐洲反而比在中國更為流行，影響也更大。

        法國來華耶穌會士同時將《康熙皇輿全覽圖》帶到了歐洲，對歐洲人繪制中國地圖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法國人唐維爾近水樓臺，利用同胞在中國的實測資料等，繪制出了精確度相當高的中國地圖。這些中國地圖最先發表在法國人杜赫德于1735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上，作為書中的插圖，后來以地圖集的形式單獨出版，名為《中國新圖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有趣的是，2014年3月28日，德國總理默克爾送給習近平主席的一幅1735年的中國地圖，據考證，就是基于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中唐維爾的地圖所繪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