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聶紺弩的“運動檔案”在趙園先生看來，至今仍然有相當的可讀性，值得品味：認為自己沒有錯， 就直說；想不通就是想不通，甚至忍不住反唇相譏。政治運動往往先“打態度”，無論是非對錯。最要打的，或許就是聶的這種態度。同一時期的運動對象，寫檢查、交代已不免要刻意隱匿其“自我”，將自己的真實態度隱藏在規范化的文體形式中。聶紺弩未見得不想如此，他或許只是無從隱匿而已。當然這樣說，更可能是以己度人：聶只是用了自己的方式寫下去，沒有盤算書寫策略。這也更像聶。也因此他注定了要多吃點苦頭，難得救贖。

        本文刊登于2015年3月號《書城》雜志，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原標題為“讀聶紺弩的‘運動檔案’”。

        自二○○○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將作者的“運動檔案”收入“外編”，出版界漸有此類文字刊行。二○○四年李輝自潘家園淘得的杜高檔案，經“檔主”同意出版（即《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本》）后，如《聶紺弩全集》第十卷的《運動檔案》，《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匯編》， 不再作為“外編”。

        但雖以“運動檔案”為題，卻只是該人有關檔案的一部分，或可曰“作者部分”、“個人部分”；此外尚應有“組織”——由單位黨組織到司法機關，再到“文革”中群眾組織——的那一部分，包括他人的檢舉揭發，“外調”搜集的材料； 倘有刑事檔案，還包括審訊筆錄、法院判決等。

        也因此作為“運動檔案”是不完整的。杜高檔案或許是罕有的例外。該檔案因由單位的人事部門流出，故包括了“組織部分”，較能呈現“運動檔案”的全貌； 卻又因“檔主”問題的大小，“案情”的輕重，不足以概其余。

        “運動檔案”的個人部分，通常包括檢查、交代、思想匯報等項內容。聶紺弩另有“刑事檔案”，原政法界人士在《聶紺弩刑事檔案》（署名寓真著）中，有部分摘引。

        歷經諸種運動，檢查、交代、思想匯報一類特殊文體，在無數人的運用中，已失卻了語言特性，是一種足以令人麻木不仁、不動聲色、毫無所謂“體溫”的文字操作。你會發現，不同“作者”的此類文字，表述方式大同小異，以致千篇一律。其末流，更是相互拷貝，自我復制——審查者也未見得不知，彼此欺瞞、心照不宣罷了。

        在這種風氣中，即一輩子掉弄筆桿的著名報人徐鑄成， 其檢查、交代也但求中式，不敢稍有溢出。由這類文字尋找作者“個人”，或非易事。至于高壓下寫檢查、交代、匯報而仍有表情有口吻，令人想見“作者”的眉眼神態，就我閱讀所及，要推聶紺弩、廖沫沙的相關文字。聶、廖系雜文家，又有非同于常人的心理素質（亦即抗壓能力），及與生俱來的幽默感。

        在那年代，又有幾人能在高壓下保有幽默感的呢！由問世的“運動檔案”間文體風格的差異，也可證即貌似“低頭認罪”， 心態仍互有不同；縱然自污，亦有程度之別。甚至有嚴守底線，力避自誣、自污者， 堅持只說事實，不自我評論：如收入廖沫沙《甕中雜俎》的部分文字。

        聶紺弩“運動檔案”所收文字，起止時間為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集中在“肅反”、“反右”運動中。其“肅反”中的檢查、交代，表情就不無生動，或也因寫在所受第一輪打擊中，尚未失去對“書寫”這種行為的鄭重。到了“文革”，“老運動員” 們漸有游戲態度，不難作誠懇狀，將這種文體的表演性發揮到了極至。那時的聶， 已在獄中。被摘引進《聶紺弩刑事檔案》中的，多為審訊筆錄。至于奉獄方命令而作的“學習心得”，留待下文再說。

        聶紺弩的“運動檔案”，至今仍然有相當的可讀性，值得品味。認為自己沒有錯， 就直說；想不通就是想不通，甚至忍不住反唇相譏。政治運動往往先“打態度”，無論是非對錯。最要打的，或許就是聶的這種態度。同一時期的運動對象，寫檢查、交代已不免要刻意隱匿其“自我”，將自己的真實態度隱藏在規范化的文體形式中。

        聶紺弩未見得不想如此，他或許只是無從隱匿而已。當然這樣說，更可能是以己度人：聶只是用了自己的方式寫下去，沒有盤算書寫策略。這也更像聶。也因此他注定了要多吃點苦頭，難得救贖。

        收入“運動檔案”的聶寫于一九五四年五月的第一篇檢查，一上來就說自己“從來沒有領袖欲、首長欲、權位野心之類。更沒有用欺世盜名的手段或其他陰謀詭計在黨內黨外撈一把的行為或思想?！?（《個人主義初步檢查》）你大可相信這是真的。只不過由運動組織者的經驗看，以聶的資歷、能力而“從來沒有……”不免反常，可疑。凡反常、可疑者，都有異端的氣味。

        同篇接下來第二條，又是“從來沒有”。這種“檢查”的不合規格，顯而易見。而收入《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匯編》中寫于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檢查”，即中規中矩，儼然訓練有素。徐沒有根據地的革命經歷，卻能無師自通，熟練地操作此類文體—當年的知識人中，有此才能者似也不乏其人。而聶紺弩卻直至一九五七年， 僅有些微的長進，不能不屬另類、怪物。

        他的那些“從來沒有”，無不是大實話；自畫像所畫，確實是聶，是聶之為聶，卻勢必不為主持運動者采信。他承認“有”的，除“對政治關心不夠”之外，如“對領導不主動接近”，不習慣“集體生活”，也無非實話實說，卻肯定會被指為避重就輕。次年的“肅反”中，他堅稱與胡風沒有“政治關系”，表示“到現在還不知道他有沒有正式的政治組織”（《歷史材料重寫》），也都是實話；尤其后一句，是絕不該說的實話。直至組織已向群眾宣布其“停職反省”，要重新審查其歷史，他還一臉無辜地說，自己與胡風之間“究竟有什么呢，一點也想不起來”（《補充材料》）。他指望了解自己歷史的“組織”為其解套。

        到了一九五六年，還在《致黨支部的信》中說，別人都認為他“有什么沒有交代”，他則是“沒有東西可交代”。他略有點負氣地說，與其像現在這樣百口莫辯、不能取信于人，“反而不如真正的特務分子，不如早做特務，今天可有徹底、老實的資本！”這時的聶，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承認自己是“暗藏得最嚴密（即不自覺）的反革命”（《對于反省的看法》）?！皯岩蓪ο蟆?，是一種曖昧的處境。一日不澄清，即一日在“妾身未分明”的曖昧中。聶紺弩就此實實在在地陷入了卡夫卡小說式的詭異之境。

        一九五六年五月《對支部大會決定的意見》，開頭說：“支部大會決定開除我，我認為是正確的?！币韵聟s依然推敲字句，指出組織決定與事實的出入：一些關系到問題性質的出入。接受處分，但不接受不實的指控。而且并非事后的申訴，因為聶紺弩在一再的交代中，已將事實陳述得很清楚，只不過組織另有理解而已。即使沒有根據地的運動經歷，他也洞悉了運動語境下的心理的扭曲。

        他說，在群眾揭發的情況下，“打得怎么重就怎么好”，“而越是平時接近的人就打得越多越重”；同一句話， 關鍵的“一兩個字或態度的莊諧、語氣的正反、聲音高低有所不同”，就改變了話的意義（同上）。不止實與不實，且有在“揭發” 這種特殊情境中理解、解釋的偏差，以至有意誤解、過度詮釋。他堅持要求區分情況， 厘清責任，而不像“文革”中的被整者，在“群眾專政”的壓力下，不得不照單全收。

        上文說過，檢查、交代在“文革”中， 漸成純粹的文字操練，“肅反”時的聶紺弩尚沒有沾染這種油滑。他的反省，說得上掏心掏肺，一心要取信于組織。也因而會用了向組織談心的態度；正因相信組織對自己的了解，即令涉及嚴重的話題，也像是語氣隨便，雖則內心認真、懇切。絕無道學氣的聶，面對“禮法士”，注定了沒有溝通之可能；在當時及此后的日子里，只能自說自話，忍受審查者的懷疑、批判者的斥罵。

        但反復的明示暗示，對他也非全然無效。即使“一點也想不起來”，他也仍會在同一份材料中，說自己“反省了許多天”， 終于“反省出一點道理”，即發現自己“才是真正的胡風分子，比任何胡風分子還要胡風分子一點”（《補充材料》）。這在聶， 又非皮里陽秋。只不過反省出的這點“道理”，不可能真正說服他自己罷了。這種“改造”之失敗，也在一旦壓力解除，即回復其故我，十幾年只如一夢。

        幾年后的“反右”中，為剖白自己無他，聶紺弩呈交了自己批判“右派言論”的未刊文字（“殘稿”），文字間卻仍然透露出不同于時論的犀利洞見。批儲安平的“黨天下”，他說“這是有功臣思想或特權思想的人所應觸目驚心的”，而儲無非是想說“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接下來的批判，反不如上述文字有力。即如他批判道： “不但在一國之內，就是在各個國家，在全世界，也一定有一個時期，只有一個黨— 天下（世界）黨?！保ㄍ希┻@種強詞奪理的文章，教他如何做得下去。

        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最后全面檢查材料》中， 他承認自己不能無論何種場合“都全心全意、死心塌地地相信黨的正確”?！胺从摇敝性俅蜗萋?，他不得不貶低自己，說“認為黨也會犯錯誤，也有黑暗”，就是“反黨”（《檢討》）；而“反領導”—包括“反”具體單位的領導如王任叔—即“分裂主義”（同上）。

        但違心之論，終不是聶所能泰然而發的，也因此難有精彩——或也是某篇文稿所以不能終篇，只能為“殘稿”。那一套流行的邏輯，先就不能使他自己信服。這也是聶紺弩宿命的悲劇。聶以資深黨員而被以異端視之，良有以也。

        “肅反”、“反右”期間，聶紺弩對自己的問題的認識也曾逐步升級。是逐步，遠不能一步到位。一九五五年年底的《檢討》中，使用了“和反革命的關系”、“反黨反革命的言論”、“反組織、反黨的工作態度”等一套流行的說法（《檢討》）。他描述自己的思想過程，說那些材料涉及的每一件事，對于自己“都是一頓鞭打”，使自己“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起了變化，徹夜徹夜失眠，幾乎要淹死在自己流的汗里”（同上）。你不能想象聶的如上描述毫無誠意。縱然如此，不能承認的，也依舊拒不承認，如不能承認自己是特務（《回溯我和康、谷的關系》）。

        聶的“認罪”的不能徹底，也因他不能說服自己，而非蓄意頑抗。還應當說，聶紺弩的“反右”中的“右派言論”，“文革” 中的“現行反革命言論”（尤其后者），多屬私下里的議論。以私下的言論入罪，聶紺弩并非沒有異議。由上文所引他的《最后全面檢查材料》中，就不難察見端倪。在那篇文字中，聶說：“對于人民民主專政，哪怕是極微小的一點損害，哪怕只是在家里和幾個人口頭上說說，也是于資產階級乃至帝國主義有利的”—他真的相信？

        聶紺弩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的檢查、交代，雖有申辯，更是向著組織的陳情；縱然不中式，也曾挖空心思，搜腸刮肚，唯恐心跡不明。到了一九七三年在獄中奉命寫學習《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的小結，心情已大為不同。

        該篇先是說以囚徒比之“南京政府”，未免擬于不倫，驢唇不對馬嘴；“既已在押，也勢難亂說亂動，不易發生什么‘向何處去’的問題”；結論是，“到何處去呢？哪里也不去，在監號”（引自寓真《聶紺弩刑事檔案》）。邏輯、表述均無可挑剔，行文老辣，筆有藏鋒，那種不形諸筆墨的挑戰性，想必要令監獄當局哭笑不得的吧。那年頭，勒令“革命對象”以至在押人犯讀《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易地皆然，少有人敢于指其荒謬。

        或許唯聶紺弩，才能寫出那樣的“心得體會”，改造了若干年又羈押了近八年之后，精悍之氣依然溢出文字間。由聶奉命所作流行文體讀出的，還是當年那個雜文家的面目。當然也要說，一九七三年已是“文革”后期，即使獄囚，心理狀態也有了不同。

        聶紺弩說自己“出奇地不懂政治”（《對于反省的看法》）；當然是某種與他的本性格格不入的“政治”。因聶紺弩至少由一九二二年加入國民黨、一九二四年入黃埔軍校起，從事的大部為政治或準政治活動。一九五四年寫《個人主義初步檢查》的聶紺弩，已有二十年黨齡，卻并不被認為是“自己人”。聶是黨內少見的有名士習癖的老黨員。其名士習癖首先表現在缺乏“組織觀念”，不適應領導/ 被領導的關系； 既“不尊重領導”，也不能、不愿領導別人， 所謂“既不能令，也不受命”。當然，不能適應“被領導”才是致命的。聶紺弩對此很明白（參看其《檢討》）。他承認自己“對領導不尊重不愛護”，卻漏掉了更要害的，即“不服從”，“不無條件地服從”。有此諸“不”，即“反組織”、“反黨”（同上）。

        除了“對領導不主動接近”，不習慣“集體生活”外，其名士氣還表現在不能“規規矩矩、一板一眼”地工作（《歷史材料重寫》）。他的那種不拘小節，徑情直行，那種無損大節的靈活性，諸種“無心之過”，不難被指為“無組織無紀律”、“自由散漫”、“自由主義”，與那一時期組織的要求不相容。其人多智亦不免偶爾用智，不難于行權，也就經不起專案人員的窮究與“革命群眾”的盤查，是供人“鍛煉周納” 的絕好材料。

        當時“革命群眾”受的是非紅即黑（或白）的歷史教育，青少年接受的是臉譜化的革命文藝的影響。在由群眾到司法當局普遍的無知的包圍中，聶對其歷史的敘述，更像是天方夜譚。批判、審查者不承認其所謂的“私人關系”，務將其私人關系政治化。這也是他們在“階級斗爭”的環境中所能理解的“關系”。但聶在這一點上拒絕配合，說倘若自己承認與康澤的政治關系“就什么都可理解了”。

        但他不能。他說自己堅信黨不容許自己“把本來沒有做過的事說是做了的”（《致陳克寒、戈矛的信》，按，戈矛即徐光霄）。自我辯護其不是特務，語氣堅決（同上）。用了反諷的方式，說自己“這個特務不隱瞞他的特務關系，相反地幾乎逢人便講。講得周總理、徐冰同志以及凡和他接近過的同志都知道。今天引起懷疑，追本窮源，是這個不知政治斗爭為何物的傻瓜自己說的”（同上）。

        追逼之下，由“私人關系”檢查到自己的“反革命根性”或“反革命階級根性” （《我和反革命的關系及其危害性》），上綱到“簡直就是投敵分子”（同上），系由客觀效果言，仍堅不承認與康澤、谷正綱乃“政治關系”。承認“根性”，也意在說明自己“一點主觀上的反黨反革命的意思都沒有” （《三十萬字和猖狂發言》）。他的這層自我防護不突破，即無過關的可能。當時流行的主客觀統一論，必不容聶由此逃遁。運動尚未過去，聶就在交代材料中說，“我總以為在這次肅反運動中，一定會發現許多怪人怪事。我不相信荒謬的人只有我一個”（《叫回來為什么不回來？》）。

        聶的個人歷史，超出了其時“群眾”的知識水平與理解能力。盡管他的個人歷史當年的中共高層很清楚，且曾經想利用其關系開展對敵工作；當聶陷入百口莫辯的苦境后，卻無人為其澄清。聶紺弩豐富到驚人的個人履歷，本有可能是他獨擁的財富，卻終于成為他的夢魘：被迫一再“交代”、“補充”、“重寫”、“交代再補充”，沒完沒了。同樣的內容反復交代，更像是在蓄意折騰，使無寧日。

        聶的參加革命，固然出于真實的意愿， 由事后的結果看，是否也如瞿秋白的充任共產黨領袖，同屬“歷史的誤會”？聶紺弩以至如郁達夫，都像是某種誤入“現代”的古人，偏又遭逢革命，卻不改本性，令人看得怪異。當然，郁達夫較聶又有不同。郁對左翼文藝運動卷入本不深；對自己的不合時宜處，比之于聶，更多幾分清醒。但聶也唯其是聶，才有其奇特詭異的命運， 成其為異數，否則不過多了一個無足輕重的文人而已。

        聶在檢查、交代中，一再提及所受《莊子》的影響，也是老老實實的話。他的神情意態、行事風格，確也令人約略看出那個漆園吏的影子。因有這“影響”，聶才更是聶，不致被錯認。當代中國，卷在大時代中與政治撕扯不開而竟近《莊子》，也不能不是一奇。他的寫于一九五八年記一九三三年在日本東京被關押的往事的《檻房雜記》，以及寫于一九八一年的《懷監獄》（均收入《聶紺弩全集》第四卷），均堪稱奇文；以“通脫”、“超然”之類濫調說這類文字，怕是將聶說淺了。一九五七年后、“文革”期間輾轉勞改地及多處監獄、看守所，如此嚴酷的境遇中，支持聶紺弩的與其說是某種信條，不如說是他一再檢討受其影響的《莊子》，那種面對世界的《莊子》式的態度。

        聶紺弩屬于那種縱然搞政治也絕不可能成為政客的一類。以一介書生—且是有名士脾氣的書生—陷入政治之泥淖，其遭遇不能不令人稱奇。朱正引聶與谷正綱的一段對話，最是聶的神情（參看朱正《聶紺弩的“運動檔案”》一文，收入《那時多少豪杰》。朱正所引，或據聶紺弩一九五五年所寫《我和反革命的關系及其危害性》）。谷正綱一流人物或因了聶的天真而一笑置之，而審訊聶的辦案者卻是沒有這份幽默感。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生故事，只能是聶紺弩的。注定了的劫運，愈掙扎，愈深陷。曾在白色恐怖下與他為同志的高層人士不施援手，最終卻賴某司法界的俠女撈他出獄，豈不也是一奇？

        一九五七年“反右”中他交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曾有人對他說，大家為他惋惜，認為他要走的路，至少他“這一輩子走不通的”（《從改組派說到畫冊》）。倘那些人尚在，是否會得意于自己的先見之明？ 對于聶紺弩，追悼會上挽聯所稱“錚錚鐵骨，凜凜正氣”，尚不足以刻畫；“赤子情懷”庶幾近之，仍不甚貼切。要怎樣的人， 才不見容于他本人親手參與創建的社會， 經歷如聶那樣荒誕的人生？

        二十世紀的中國，聶紺弩堪稱奇人亦畸人，像是偶爾由某處墜落斯世，也像是造化存心弄人。經了幾十年的折騰，已絕將絕的人物，自不止聶紺弩，聶紺弩卻肯定在其中。

        有上述經歷的聶紺弩自然未盡其才。“肅反”之前，聶紺弩的古典小說研究的積累已相當可觀（參看《聶紺弩生平年表》）。一九五四年的聶紺弩，向組織表明心愿， 說自己“想當職業作家或專研馬列主義” （《個人主義初步檢查》）。一九五五年底“肅反”臨近結束時，又說自己彼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較有能力從事于研究和寫作”，也“真有多少東西可寫”（《檢討》）， 近乎懇請。

        聶寫在當時的《愿意或能夠做什么工作》一文，未知是答復“組織”問卷，還是主動表白。該文說自己想從事俄文翻譯，想寫一部中國小說史，想研究《隨園詩話》，想完成《水滸》的研究，想寫關于胡風文藝思想的專書；“還有別的野心”， 即研究馬列主義?！胺从摇迸R近結束，他還不識相地談到自己研究古典小說的大計劃，說自己志在做“專家”（《檢討》）。

        上述表白與他當時的處境、身份委實不相稱。種種可能終成空想。但那或也真的是聶紺弩的創作欲最強盛的時期。一九六二年由北大荒返回，摧折之余，上述狀態似未再恢復。當職業作家沒有機會，研究馬列主義一愿，卻終于在“文革”期間的監獄中得以實現，亦太過殘酷的諷刺，令人浩嘆。

        不能設想，“文革”中的聶紺弩倘在“群眾運動”中會怎樣。聶“文革”中身在囹圄，面對的是獄吏而非“革命群眾”，或竟因此而得以保全。待他由獄中出來，當年揪住他不放者，有的已登鬼箓。出獄后的聶，老病中有種種不便，甚至體會到了監獄的好處。上文提到的那篇《懷監獄》， 將對監獄的“懷念”寫得極具體、實在，卻不是反話亦非故作達觀。唯其如此，更令人感到了徹骨的悲涼。

        政治運動中檢查、交代的文體訓練， 足以銷磨性情。聶紺弩的性情在此類文字中亦不可掩，是他本人的大不幸，卻是我輩考察者的幸運。我讀到的“運動檔案” 中，檢查、交代最有個性、最見性情的，或即聶檔，因此特為摘引，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