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法官、檢察官的制度。

        今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中再次提到法官選任制度，表明要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完善將專業法律人才遴選為法官的制度。

        對此，一些知名律師認為律師做法官收入會降低，且法官辦案容易受到干擾；一些學者則認為法官身份具有多重性，學者如果當了法官，除了承擔業務工作外，還必須承擔一些與審判無關的工作。

        不過，律師轉身當法官的例子，在13年前就有了。安徽省高院副院長汪利民就是其中一例。

        2002年，在當了18年的律師之后，汪利民轉身當了法官。面對一些律師和學者對上述制度的懷疑，汪利民認為收入少、行政化等都不是“大問題”。

        他認為目前此項制度的實施尚缺一種選擇機制。“很多律師和學者希望當法官，如果僅通過考試，考不上很丟臉，因為他已經是知名教授或律師。所以，可以考慮由律師協會、學校等推薦，再多方面考核這些人的業績、人品等。”

        13年前，他從一名年收入六七十萬元的律師，轉身成為一名年收入3萬元多的法官，他說這是為了自己的“法官情結”。13年來，他的職務幾乎沒有升遷。

        他說，少掙錢，不重要；官升不上去，也沒關系。

        他是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汪利民。

        他是第一個直接經公開招考當上高院副院長的律師。18年的律師生涯，加上13年的法官生涯，汪利民認為自己所做的工作本質上是一樣的。

        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他說話不緊不慢，偶爾還會因某個話題突生感慨。他坦言：“說到底，我是一個純粹的法律人。13年來，基本秉性沒變。”

當律師時，“一開始我很怯場”

        和大多數法學學子一樣，汪利民也認為，在傳統的法學教育里，法官是法律行業中層次較高的職業，一般只有法律素養良好，并且品行端正的人，才能做法官。

        1984年，20歲的汪利民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后，被分配到安徽省司法廳工作，當被問及想做什么時，他說想做律師。“畢業那會兒，做律師、法官、檢察官沒有截然區別，因為那時律所還屬于事業單位，工資也不高。但那時覺得，到一線做律師，比較鍛煉人。”

        工作沒多久，恰逢安徽司法廳開始籌備律所，即安徽省經濟律師事務所。鑒于汪利民想做律師，司法廳派他到律所工作。

        在律師事務所，汪利民從實習律師做起，通過第一次全國律師統一考試，經歷了實習律師、律師、部門負責人、事務所負責人的事業發展路徑。

        他主要從事民商事案件，偶爾也接一些刑事案件。2000年底，他離開國辦所，和同事共同創辦一家合伙制律師事務所。此時的汪利民已經擁有了較高的知名度，他不僅是律師事務所的執行合伙人，還是全國律協理事、全國青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安徽省律協副會長。

        如今回憶起初當律師的場景，他說：“一開始我很怯場，在法庭上生怕說錯什么，聲音也不大。后來才慢慢有了自信，不論多復雜的案件，都能有獨到的見解。”

38歲時，圓夢“法官情結”

        成為律所合伙人的一年后，汪利民迎來了職業生涯的轉折點。這一年，他37歲，律師事業正處于上升期。

        2001年10月，安徽省面向社會公開招考高院黨外副院長，身邊的同事和朋友鼓勵汪利民報名，汪利民的法官夢被喚醒。

        那次的招考由安徽省委組織，共招考15個廳級領導干部，其中一個崗位便是高院黨外副院長。這在當時還是全國首例。

        僅高院副院長這個職位，便有幾十個人參加考試，筆試后6人入圍進入面試。面試后剩下3個人進行最后的考核。汪利民成為最終獲勝者。

        回憶起13年前的報考，汪利民仍感覺歷歷在目，他稱那時心態很好。 “筆試一考完我就出差去了，后來收到面試通知。面試時，僅用一半時間就答完題離開了。”

        但對汪利民來說，通過面試，僅僅是考核的開始。

        除了安徽省委的考核，最高法也對他進行了全面考核。 “對我的職務任命需要征求最高法的意見。他們向我的客戶了解我的服務情況，向主管稅務機關了解我的納稅情況，向合肥中基層法院了解我在法庭上的表現，向檢察院了解我的口碑情況、有無與法官不正當交往等。”

        回顧自己曾接受的重重考核，汪利民表示，13年前最高法對他的考核視角很開闊，如果對干部考核面更廣一點，可能會避免把一些不適合的人提拔到領導崗位。

        高院副院長的任命還需要省人大常委會通過。“2002年4月初，人大常委會通過任命后，我退出合伙，辭掉與律師相關的所有職務，正式任職。” 

收入少了，工作更忙了，成就感卻增加了

        順利完成角色轉換的汪利民，并沒有感到不適應。“律師和法官兩者是相通的，職業隔閡不大。”

        他從一個為一方當事人服務的律師變成一個審判案件的法官。在法院，他的主要職務是審判和審核案件，分管商事、知識產權和涉外審判工作。

        就目前國內情況來看，優秀的律師來擔任法官的事例并不多。當被問到兩份職業的區別時，汪利民坦言，收入反差的確很大。

        2001年，身為律師的他年收入已達六七十萬元，入職高院副院長之時，月工資不到2000元。“當時，院長同我談話時專門說到收入問題，說一年工資加上所有獎金和福利，也就兩三萬元。”

        “我沒有什么不良嗜好，日常花費也不多。加上做律師時稍有積蓄，我認為薪水還是應該能夠維持一個體面的生活。”

        他還向記者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衣衫，表示一個人能否保持清廉和收入水平沒有絕對關系，高薪養廉只能讓抵制誘惑的毅力強一些，品行操守很重要。

        除此之外，汪利民坦承法官沒有律師自由，工作比律師更忙。 “做律師的時候，我可以選擇接或者不接案件。但做法官，工作是逃不掉的。”

        盡管如此，汪利民毫不猶豫的稱，擔任副院長所帶來的成就感更多。他說，律師的成就感很直接，把一個非常復雜的法律事務處理好，成就感隨之而來，但作為副院長，雖然很少直接辦理案件，成就感沒那么直接，但貢獻應當比律師更大。 “作為分管業務的副院長，在我分管的領域，可以維護司法尺度的統一，發現并糾正一些裁判差錯，實現司法公正。” 

法律需要被信仰

        和13年前剛進入安徽高院時一樣，汪利民的職務仍然是高院副院長，年前剛剛被增加任命為巡視員。

        他經常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到法院十幾年，收入少了很多，職位升遷困難，是否后悔？對此，他的回答是：少掙錢，不重要；官升不上去，也沒關系。“說到底，我是一個純粹的法律人。13年來，基本秉性沒變。”

        其實，在做法官之前，汪利民并沒想過要將這份職業做到底，選擇這條路原本只是為了圓夢。但當他真正成為法官之后，他發現，自己已經難以退出。“我要退出去，你想這個社會會怎么評價？別人會質疑這個人是不是犯錯誤了，會懷疑你的奉獻。本來司法公信就不夠，社會認同感不夠。”

        最讓他感到困惑的是，大量的法官在默默付出奉獻而不被理解與尊重。

        汪利民稱，法官這個職業群體掌握著審判權，受社會關注度較大。然而在新媒體時代，一些負面的東西很容易被擴大，自媒體盲目跟風，人們對司法整體上的評價比較差。“只要法官有一點違法違紀，就會被過度炒作，有時僅僅是憑著懷疑去說法官有問題。”

        “司法需要監督，但也是需要細心呵護的。和平時代，解決問題的終極方式還是司法。當司法被批得一無是處，沒有權威時，社會和諧穩定就是一句空話。”他坦言，作為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的法官，應該對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法律是需要被信仰的。司法判斷是理性判斷，跟普通百姓的感性判斷有時是不一致的。司法有不完善的地方，可能會出現裁判的差錯，故法律規定了二審終審制，規定了審判監督程序，為可能出現的差錯設定了司法救濟的渠道，人們應當依法表達訴求。”   

尊重律師的工作是法官的基本素養

        作為前律師、現法官，汪利民直言，尊重律師的工作是法官的基本素養。“律師行業有利于辯明是非、查明事實，可能沒有哪個職業群體比律師更希望國家崇尚法治。只有真正實現法治，律師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律師已經走向市場，沒有法治，就沒有律師這個職業群體的存在空間。”

        盡管如此，汪利民也毫不避諱地坦言：官方對律師群體的信任不夠。這是因為律師群體很龐大，魚龍混雜。“我們社會需要這個群體，但同時這個群體需要加強規范與自律。”

        他希望，律師和法官之間的交往能更加規范自然。“律師是法官必須直接面對的，傾聽律師意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重要環節。法院還應該有一個暢通的表達機制，來定期或不定期征詢律師群體的意見。很多法院也在探索著。”

        談及“死磕派”律師，汪利民認為，有一些死磕律師的目的并不僅僅至于個案的訴求，而是希望通過個案的過度解讀或放大來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在這一點上，我并不贊同。我國司法承載不了案件以外的東西。”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法官、檢察官的制度。今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中再次提到法官選任制度，表明要設立法官遴選委員會，完善將專業法律人才遴選為法官的制度。

        汪利民認為，目前此項制度的實施尚缺少一種選擇機制。“很多律師和學者希望當法官，如果僅通過考試，考不上很丟臉，因為他已經是知名教授或律師。所有可以考慮由律師協會、學校等推薦，再多方面考核這些人的業績、人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