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孟德爾松——啟蒙時代的猶太思想家》

        2014年夏天，一本特別的書在臺灣出版了——《摩西·孟德爾松——啟蒙時代的猶太思想家》。單看書名，人們不禁要問：歐洲的啟蒙時代和猶太人究竟有何關系？猶太人也經歷過啟蒙的洗禮？

        作者施姆爾·凡納（Shmuel Feiner）1955年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維夫，他是巴伊蘭大學（Bar Ilan）現(xiàn)代猶太史教授，專事研究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猶太人現(xiàn)代化與世俗化的議題。《摩西》一書先由希伯來語寫成，先后譯成了英、德語；中文版則是依據(jù)德文版翻譯而來。書中并沒探討猶太啟蒙的細節(jié)，而是介紹了猶太啟蒙先師孟氏的生平，他被稱為“德國的蘇格拉底”、“猶太人的馬丁·路德”，以及讓康德認為是“啟蒙運動中重要朋友”的緣由，人們更可從凡納的敘述中，了解猶太人這一特異民族在沒有自己國家的框架下，在歐洲啟蒙時代，特別是在德國的處境，以及當時猶太人經歷他們自己“文化革命”的種種沖突。

摩西·孟德爾松和他生活的時代       

        摩西·孟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生于德國的德紹（Dessau）。正如在猶太社區(qū)中的男童，孟德爾松也在經書學堂就讀，因著他的聰穎好學而突顯于同儕，而他在對心儀拉比的獻辭中所展露的文采，更是令人驚嘆！

        1743年夏天，十四歲的孟德爾松跟隨法蘭克爾拉比到柏林去。修習塔木德（Talmud，猶太文獻，記錄了律法與傳統(tǒng)）的學生在求學期間追隨自己的拉比由這間學堂到那間學堂，并造訪妥拉（Torah，摩西五經)學術的各個重鎮(zhèn)，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不過，遷到柏林對孟德爾松的人生卻是意義重大，因為這個矮小羸弱年輕人的生命路途在這里脫離了既定的軌道，竟然從讓猶太社區(qū)對他看好的經師地位，變成了令德國人無比驚訝的哲學家。

        當時普魯士致力于建立更有成效的中央集權，且全面制訂臣民的生活規(guī)則，這就對所有的，尤其是柏林的猶太社群，產生直接的影響。一方面霍亨索倫王朝(Haus Hohenzollern)的主政者及其幕僚，對于宗教上少數(shù)族群的工商發(fā)展（當中自然也含括了擁有錢財和事業(yè)心的猶太人）顯露極大的興趣，甚至做出某些讓步，以便持續(xù)擴展讓資本不斷流向國庫為基礎的重商主義經濟架構。另一方面，他們對一般猶太人也施行了嚴格而絕無妥協(xié)的人口管制政策；居無定所的猶太乞丐和兜售小販不受歡迎，只接受對王國有用處、為國家服務，或是對社群和宗教設施的運作不可或缺的猶太人。

        那時的歐洲正是啟蒙時期，推翻過去以教會訓令為最高指導原則的傳統(tǒng)，崇尚理性，唾棄專制，舉揚獨立思考與自由判斷，反對思想箝制，提倡精研各種學科等等諸多改革與變動。這個劃時代的大轉折自然影響了沒有祖國而寄居在異鄉(xiāng)的猶太人的不同生活層面。各國主事者相繼頒訂對少數(shù)族群新的應對措施，特別一直以讓猶太人皈依基督為使命的教會人士，更是利用難得的良機，企圖松動猶太人堅守律法的猶太信仰。相對地，猶太社群也企盼他們始終受到歧視與壓迫的命運得以改善。然而，猶太人本身冥頑不靈的堅持，以及歐洲對猶太人根深蒂固的鄙視注定了無法增進彼此間的關系。

意見的沖突：歐洲人眼中的猶太人

        歐洲反猶的鮮明例子之一是，1573年在造幣師傅兼司庫的猶太籍理波德（Lippold）被指控毒害選帝侯約雅幸二世（Joachim II）并遭處死之后，柏林及整個侯國的猶太人便遭到驅逐。孟德爾松說，根據(jù)資料證明，理波德和選帝侯的死并不相干，而人們?yōu)榱艘环菘诠┒又T其身的酷刑，無論如何都是不公正的。孟德爾松不加修飾地描述了處決時的殘酷情景：

        他身上不同部位被燒了通紅的鉗子擰掐了十次，接著在柏林的新市場上，在專為這次行刑而搭建的刑架上，四肢被絞碾，劈成四大塊，內臟連同巫術書被燒去。一只出現(xiàn)在刑架下的大老鼠，“這個沒人會錯認的魔鬼化身”，為觀眾消除所有殘余的疑慮，受刑者罪有應得。

火燒猶太人

        所以猶太人被逐出柏林和布蘭登堡，其實是成見和迷信的產物，是無端嚴重指控的結果；孟德爾松深信，這些卻偏偏烙印在德國人的集體記憶里。他提出一項有關的證據(jù)說明，“即使在我們較順遂日子里的啟蒙運動……也沒能深入到可以讓這種更加粗鄙的指控完全失效的地步”。孟德爾松這句話指的是，1730年代出現(xiàn)在坡仁（Posen）對于祭祀殺生的誣告。當?shù)赜袃晌粨紊缛洪L老的拉比，在被指控殺害一名基督徒少年并把他的血用在制作逾越節(jié)的烤餅之后，遭到逮捕和嚴刑拷打。

        猶太人無法融入所處的社會，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看成理所當然的特選民族，期待救世主帶他們回到錫安，并把在西奈山透過啟示所得到的，理解成上帝的律法，而不單單是人類的救恩史。他們認為猶太教并不把行使奇跡看成宗教真理的證明。真理的依據(jù)是在持守戒律，以上帝降示的律法為準繩，而不考慮所處社會的實際情況。德國知識界認為，猶太人在現(xiàn)代國家中不太可能成為忠誠能干的軍人，不足以擔任國家公職，并把猶太人呈現(xiàn)為具有欺騙和犯法傾向的人。

        而猶太人則認為歐洲人對他們的既定成見導致：

        人們費盡思量，做了若干不是使我們成為有用公民，而是成為基督徒的措施，而我們是如此頑強執(zhí)拗，不肯改宗。單單這原因就足以讓我們被視為世上不必要的負擔，讓我們承擔所有惡人的暴行，并讓所有人的仇恨和歧視在我們身上得以展露。

        把迷信和愚昧搬移到我們身上，認為我們缺少道德感、品味和優(yōu)良的習尚，對藝術、科學和從事生產行業(yè)的無能（尤其是對于戰(zhàn)爭和國家的服務）；認為我們有著無法克服的欺騙、放高利貸和違法的習性等等。處處都是這種粗鄙的指控。

        人們繼續(xù)把我們跟所有藝術、科學和其他有用的行業(yè)、工作隔開；封閉我們所有通向有效力的、改善的道路，而進一步壓迫我們的理由是因為我們欠缺文化。人們綁縛我們的雙手，卻指責我們不使用那些手。

        即使到現(xiàn)在，盡管受割禮者已經為自己的信仰納了稅，在白天卻無法不受監(jiān)視。人們擔心，我們會跟蹤基督徒兒童，或是在井中下毒。倒是晚上沒有人敢去監(jiān)視，因為人人認為我們正和惡靈打交道。

        當時，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藩籬是不可能拆除的，這些包括了限制社交接觸的潔凈飲食規(guī)則，以及阻礙同化的婚嫁規(guī)定。猶太人有自己的自治區(qū)，亦即在城市里劃分出來的某些街道內；有獨立的教育與課稅制度，他們不可以擁有土地、產業(yè)，只能從事手工及販賣。猶太人穿著制式服飾，過自己的節(jié)慶。當時的猶太知識分子都和宗教有關，沒有人文或自然科學家。女人不識字，男人只讀經書，和外界嚴重隔離，恪遵律法，千年不變。一旦遇上正大舉改革的歐洲社會，自然衍生無數(shù)沖突。

《威尼斯商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看成是基督社會與猶太人之間的一幕悲劇。圖為電影《威尼斯商人》劇照。      

        例如，1772年年中，當孟德爾松因某條關于立即下葬的戒律和拉比精英當中的一位卓越代表發(fā)生爭論時，啟蒙運動的價值觀便首度在猶太人內部受到考驗。到了十八世紀后半葉，除了一般對死亡的恐懼，更增加了由科學所證實的各種顧慮。醫(yī)師和研究者發(fā)布鑒定，不能再把呼吸和脈搏停止視為死亡確鑿的征象。若干驚人的實例是，昏迷的人被宣告死亡，遭到活埋；他們的呼喊和敲擊卻礙于密閉的棺蓋而讓人聽不到！

        梅克倫堡-施威林（Mecklenburg-Schwerin）公國的腓特烈公爵（Herzog Friedrich）根據(jù)提赫森（Oluf Gerhard Tychsen）教授的鑒定，頒布特別法令。他們認為，猶太人死亡當天就得埋葬的既定習俗，可能危害生命，且不人道。提赫森強調，猶太喪葬儀式中關于盡快埋葬的規(guī)定，導致埋葬掉表面上死亡者的例子并不稀少。也因此，1772年在公爵的一項法令中，要求猶太人把他們的死者停放三天，除去種種疑慮并充分確認死亡后才安葬。就歷史觀之，這是影響深遠的一步，也就是說，第一次有國家決定根據(jù)科學新知，干預猶太人生活習慣，要求他們進行改革，適應已啟蒙國家的法令。

啟蒙時代的猶太思想家：孟德爾松就是“德國蘇格拉底”

        孟德爾松后來之所以成為“德國蘇格拉底”，關鍵就在于，除了研讀猶太經書之外，他更學習拉丁文。以此為基礎，歐洲語言為他敞開了通往其他知識的大門，讓他見識到宗教以外，自然、人文科學以及藝術、音樂、文學的廣闊世界。德國哲學界驚訝于這個不同于一般的猶太人，也都愿意與他交往，逐漸地，孟德爾松在柏林知識分子之間站穩(wěn)了腳跟。

        1753年初，孟德爾松和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相識。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萊辛是一位路德派牧師的兒子，和孟德爾松同齡，在德國啟蒙運動者當中擔任吃重的角色。他們在初次相遇時就找到了共通的語言，成為后來持久而名聞遐邇的友誼的基礎。這段友誼也是鞏固孟德爾松社會地位的泉源之一，為他打通啟蒙運動者社團圈子的門路，萊辛成了他熱烈的推崇者。他們結交后不久，萊辛就在信中談到：

        孟德爾松，一個二十幾歲的人，在缺少種種指導的情況下，竟然還能在語言、數(shù)學、世俗學問和詩歌等方面具備堅強的實力。我把他看成是他自己民族未來的榮耀，如果和他不一樣脾性的信仰兄弟能夠讓他發(fā)展成熟的話；因為受壓迫、不快樂的猶太靈魂總是喜歡迫害自己人。

        法國革命之后不久的1791年，第一次在歐洲有政治代表開會時決定，讓境內約三萬五千名猶太人享有同等權利。拿破侖讓猶太人在監(jiān)督下有更多權利。德國要等到1869年在俾斯麥治下也才有類似的法令。有人認為猶太人不可能也不愿意融入，也有人認為，不給猶太人同等權利就和啟蒙的理念相互矛盾。

1806年的法國繪畫，描繪了拿破侖解放猶太人的情景。       

        讓猶太社群看作圣經中摩西的孟德爾松，是否帶領他的民族進入了一個歷史新時代，是個必須嚴肅對待的議題。孟德爾松本身很快體認到，他自己成了轟動事件，他的名氣則要歸功于身為哲學家的成就。當時有許多人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言論，拜訪他家，邀請他或是以信件和他保持聯(lián)系。然而這種知名度也有它的代價。猶太信友們就一再推舉孟德爾松成為他們的代表甚至發(fā)言人。這個在自家三樓工作室孤獨自由地從事理論思辨，大量發(fā)表評論，并為靈魂不朽寫出精彩證明的哲學家，感到迫切要完成為猶太教挺身以抗拒基督教的重大任務。

        而猶太啟蒙也必須以歐洲的世俗態(tài)度在猶太人內部自行思索，進行改變。

        世俗派的猶太人詳細分析了猶太人受到歧視以及被排擠到社會邊緣的各種原因，反駁大多數(shù)針對猶太人提出的指責，草擬計劃，借由教育和具有生產性職業(yè)的訓練來改善猶太人的境況，同時對外強調，一個想要實踐啟蒙運動人道原則的國家，不能夠用像過去時代所盛行，以宗教狂熱主導世俗政策的野蠻方式來對待猶太人。歸咎猶太人有損公益的那些特性，例如不可靠的生意道德、過度在貿易上集中、缺乏普通教育，以及身體羸弱等等，其實是數(shù)百年來不應當保留的歧視政策所導致的可悲結果。

        孟德爾松針對如何把公民法律的要求和猶太宗教律法相結合，提出不帶任何空想的實際辦法。他引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節(jié)：“讓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他認為，即使會有連帶的痛苦，除了同時扛起國家法律和宗教戒律兩種負擔之外，別無辦法。特別是在猶太人獲得公民自由之前，代價會很高昂，然而這在孟德爾松卻是唯一可行的生存方式。基本上他致力于分離國家和教會，廢除國家公民權里以宗教屬性作為決定性因素的一切。

        康德對啟蒙的定義是，人脫離由自己所導致的不成熟狀態(tài)。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在沒有他人指導時，無法運用自己的理智。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是在沒有他人指導下就缺乏運用自己理智的決心和勇氣的時候，這種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自己導致的。勇于運用自己的理智，便是啟蒙運動的格言。康德同意孟德爾松政教分離的基本思想，不過，他更希望這是個過程的起點，在這過程里，猶太教將脫離其歷史基礎，換句話說，這過程將以廢除猶太教儀式的特殊性作為結束。康德曾在一篇論文中公開表示了這一點。他問，孟德爾松為何不替他的猶太信友們卸除戒律的重軛？

        孟德爾松對啟蒙的定義是，依照對人生規(guī)則重要性及影響力的標準，對人類生活諸多事項做理性思考的能力。他厭惡法國對宗教過度的批判，也不同意康德對猶太人必須去除戒律才能享受啟蒙的說法。他認為，如果現(xiàn)代化了的國家把猶太人共享公民幸福的權利，以先行放棄他們宗教的特殊性作為條件，那就是對寬容法則的嚴重扭曲。

        歐洲基督教界與猶太界相互指責，孟德爾松則質疑基督教世界在本質上改變的可能性，也懷疑啟蒙運動能否革除對猶太人看法狂熱和野蠻的陳跡。如同萊辛在戲劇《智者納坦》(Nathan, der Weise)當中的主張，對孟德爾松而言，認同“猶太人也是人”才是改變歐洲人和猶太人關系的基礎。

        凡納在書的一開始描述了孟德爾松和家人在菩提大道散步遭到夾以“猶太人！猶太人！”喊叫的投石攻擊，其實是對猶太命運的定調。孟德爾松懷抱著新時代及其充滿希望前途的夢想，卻也受到啟蒙運動終將失敗的噩夢和恐懼所壓迫，而他的猶太經歷和體驗更是滋養(yǎng)了這些噩夢與恐懼。要是孟德爾松能夠預見一百五十年后的納粹大屠殺，必定要痛苦、激動地喊著：“人哪！人哪！你們到底要放縱到什么地步啊？”

        （本文原載于《上海書評》2015年3月15日刊，原題為《“人哪！你們到底要放縱到什么地步啊？”》。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