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啟蒙是啟蒙運動的重要內容，它在英格蘭引發的第一次性革命從十八世紀起不斷挑戰并更新人們對于性的觀念，與宗教、社會風俗、道德觀念既有糾纏亦有調和，性終于從中世紀的重重束縛中掙脫出來，成為個體可以自由作主的私事。牛津大學?？巳貙W院的歷史學高級研究員法拉梅茲·達伯霍瓦拉（Faramerz Dabhoiwala）于2012年出版處女作《性的起源》（The Origins of Sex），一鳴驚人，這部生動翔實的學術專著榮登諸多英美大報的年度好書榜。3月24日達伯霍瓦拉將應譯林出版社之邀前來上海季風書園參加中譯本新書發布會，澎湃新聞通過電郵采訪了達伯霍瓦拉，請他談談歐洲性革命的方方面面。

        澎湃新聞：您在書里提到，天主教比新教更能容忍通奸、賣淫之類的性問題。除了教義的差別之外，是不是也因為天主教本來就是通過秘密、八卦之類的特殊信息（也就是神父聽懺悔時得到的信息）來平衡勢力、控制社會，而涉性的秘密恰好是一種極有效的控制工具?

        達伯霍瓦拉：值得強調的是，我們不必夸大新教和天主教性觀念的差異。首先，新教和天主教的分殊是在基督教晚近的歷史時期才發生的，即十六世紀。更為重要的是，整個基督教對性基本都持否定的態度，而這一態度具有絕對的支配地位。從一開始，基督教的教義便是，人性是墮落的，身體的激情是壞的，人越是受壓抑，就越能接近上帝。在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中，基督教很可能是最執迷于性的，也是對性最有敵意的。

        因此，中世紀的教會在幾百年中都把大力氣花在了施行徹底節制性欲的理念和實踐上——禁止神父結婚或者發生性行為，在虔誠的信徒中推行同樣的禁欲主義。性只在婚內才被允許，并且這僅是弱者的選項，是那些無法駕馭自己生理沖動之人的選項。正如早期教會的主要領導者圣保羅所云，如果所有的男女都是純潔的、獨身的，那是最好不過了，“但如果他們無法控制?。ㄋ麄兊挠睿?，就讓他們結婚吧：因為結婚總比烈火焚身要好”（即由于婚外性行為而下地獄忍受煎熬）。

        多數人是意志薄弱、容易犯錯、缺乏自制的——這一看法導致了一些城市對賣淫的有限寬容。人們認為這會防止男人去強奸、通奸和搞同性戀——賣淫本身不是善，而是必要的小惡（兩害相權取其輕）。

        同時我在書里也寫到，一切婚外性行為都是有違法律的，并會遭到公開的懲罰。中世紀就發展出了一個龐大的宗教和世俗法庭的機器，來對此進行管制。漸漸地，發生過不當性行為者會被更嚴厲地檢舉、懲處。每天，在每一個基督教國家里，都有男男女女因為屈服于欲望，而被鞭打、罰款、羞辱，以及遭受形形色色的懲罰。

        這些制裁并不僅僅是教會和政府自上而下強加的：它們也得到了公眾的廣泛贊同。正是這些城鎮和村莊里的普通男女在告發他們的鄰居，在法庭上檢舉后者，并參與對后者的懲罰。整個社區都在大力執行對性的規訓。這是一種維護集體道德準則的方式。大多數人相信，容忍不正當性行為是件危險的事——似乎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行為明擺著就會散布疾病、犯罪和騷亂，如果他們不將其連根拔除的話，就會招致上帝對整個社區的報復。

        幾個世紀中對于性的公開懲罰變得越來越嚴厲——也越來越有效地限制了人們的行為和態度。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主要區別在于，新教徒想走得更遠。天主教徒接受人會犯錯的事實，而新教徒則相反，他們致力于徹底清除罪惡，創造一個完美的社會。他們認為獨身行不通，所以應該允許牧師結婚。可另一方面，他們試圖極為嚴厲地懲罰一切超出婚姻的性行為——比如，禁止一切賣淫，處死通奸者、重婚者、雞奸者，以及其他各種性犯罪者。因此，從十六世紀起，在每個宗教改革成功的地方，性的規訓系統甚至變得更為嚴苛。在十七世紀中葉，在很多新教國家里，通奸會被處以死刑。

        作為回應，天主教也開始加大對性的監管力度：關閉妓院，懲戒淫亂，甚至一度將通奸定為死罪。所以兩者的區別的確不如一致性重要。因為不論對于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縱觀西方歷史，性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社會控制工具。直到十八世紀的第一次性革命，人們才開始重視這樣的觀念：性是一件私人之事，成年人如果想用自己的身體做什么，他們都有這樣的自由。

        澎湃新聞：在古代中國，青樓妓院是文人騷客的聚會之所。文人可以在青樓找到那些理解他們的文學趣味或同情他們失意境況的多才多藝的女子。官方允許甚至鼓勵妓院的存在，因為它為愛惹是生非、亂發議論的文人知識分子提供了發泄不滿和消耗精力的地方。西方有沒有過類似的情形呢？

        達伯霍瓦拉：西方有很多有趣的相似情形。舉個例子，比如在1500年左右的羅馬。當時羅馬是西方最偉大的城市，是基督教之都。匯聚在這里的有大量的財富，有為數眾多有權有勢的（不婚）神父，有許多文藝復興時代偉大的男性藝術家和知識分子。許多高級交際花在這一時期變得相當富有和出名，她們被當時的知識分子熱捧——只不過我們極少知道這些妓女本人的想法和行為。

        我在書中考察的是更為引人注目的十八世紀英格蘭名妓：她們是如何操控、利用傳媒的，如何勾連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為了讓自己的艷名更加昭著。這些女子便是最早的現代艷星（modern sexual celebrities）。更寬泛地說，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充滿性丑聞和艷星的世界，人們往往將其視為最近發展所致，但事實上，這一切都能直接追溯到十八世紀的第一次性革命。

        兩種新思潮共同造就了第一個艷星時代——對性自由的日益接受，以及，在完全相同的時刻，現代大眾傳媒的誕生。這一新發展并沒有得到政府的鼓勵，而是恰恰相反。因為各種政治尷尬時常由此產生：許多交際花是政府官員、位高權重的貴族、王室成員——首相、大法官、外交大臣、約克郡公爵、威爾士親王，甚至國王本人——的情人。

        澎湃新聞：那么新教是如何應對人們對待性的種種開明趨勢呢？

        達伯霍瓦拉：十八世紀對于性的新的寬容態度，部分是由于宗教信仰本身變得寬容了。到1700年，作為宗教改革的結果，基督教分裂成許多不同的分支——不光有天主教和新教，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新教教派。逐漸地，大多數人開始接受這樣的事實，即要在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之間實現統一和共識是不可能的，因此，與其通過強力來統一（像傳統做法那樣），不如允許人們在以何種正當方式崇拜上帝、進入天堂的問題上，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這是宗教多樣性和宗教寬容的觀念第一次在西方被廣泛接受。

        由此產生的結果是，人們愈發開始討論在什么其他重要議題上，他們也該被允許由自己做決定——其中就包括性道德。對很多神學家和哲學家來說，這是個非常明顯且重要的探索領域。許多新教領袖和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都對性解放非常感興趣，還親身實踐。在他們心目中，這是一種現代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種更新基督教、使之適應當下世界的方式。

        正如一位神學大家在1730年所寫的，傳統上對于通奸和淫亂的禁令僅僅是些被發明出來的規則，是過去捏造的迷信。它們是可笑的、過時的，就像舊約中關于飲食的復雜規定，像圣經里反對借貸的律法。他的觀點則簡明得多，如果兩個人發生性關系，只要這讓他們快樂，就沒有什么錯：“享受一個女人，抑或貪戀一個女人，但凡未經聯系具體情境，就既不能說是善的，也不能說是惡的。這一植根人性的溫暖欲望，不是罪惡。因為仔細研究這一行為就會發現，它主要致力于促進當事雙方的幸福，以及繁衍、保護人類種群。”換言之，追求幸福是人生的重要目的。性欲，不是該被束縛的不潔激情，毋寧是值得縱情的身體樂事，是個好東西，是上帝賜予人類的一份厚禮。

        類似的，十八世紀中葉蘇格蘭長老會的一位教士領袖羅伯特·華萊士（Robert Wallace）也寫過一篇論文，認真地頌揚“一種自由得多的兩性交往”（commerce of the sexes）。這里他指的是一種人們想和多少伴侶同居就和多少伴侶同居的徹底自由——因為“一個被十二個人共享的女子……絕不會因為第十三人的加入而變得不合適，或不惹人喜歡”。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關于性自由的種種新觀念是十八世紀主流新教和嚴肅智識思想的一部分。這些新的思考方式體現了西方啟蒙運動對人性、基督教義、道德哲學和人生目的的根本重釋。這是它們如此影響深遠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這一新興的自由主義趨勢同樣激起了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強烈反彈。自十八世紀中葉起直到整個十九世紀，循道宗、福音派以及其他各個新教基要主義分支都在攻擊性自由，鼓動人們回歸傳統道德價值，甚至因此在不列顛群島、北美和歐洲大陸獲得了更多的皈依者。

        直到今天，我們仍能看到新教運動的自由和基要兩翼間對待性的態度的巨大差異。一方面，在美國有教會歡迎同性婚姻，擁立公開同性戀身份的主教。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新教教派（比如在非洲）繼續將同性戀視為變態。這一分裂的起源就在第一次性革命。

        澎湃新聞：在東方，跨性異裝（女扮男裝、男扮女裝）是戲劇的流行主題；斷袖之癖甚至豢養孌童都一度是貴族、士大夫階層的雅事而不會被視為變態之舉；一夫多妻制直到二十世紀初帝制終結時還存在?？墒窃谟⒏裉m，您提到當人們對性的問題更加開放時，越來越多的非常規性行為被歸類為“變態”，繼而被視為非法。該如何解釋這一矛盾呢？

        達伯霍瓦拉：十八世紀西方啟蒙運動一個關鍵特征是，對于人性和神的仁慈有一種新的樂觀主義。傳統的觀點是：關乎是非的上帝之律存在于《圣經》那神圣而復雜的經文中，而教士和教會是終極的道德權威；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對于上帝憤怒的畏懼，并且預設，人類本質上是墮落的、有罪的。

        十八世紀發生了一次巨大的智識轉型。一個相反的預設誕生了：上帝是仁慈的，他的律法是簡明的，人生的目的就是快樂生活。想要明辨是非，人們不再需要神父，只需訴諸理性，按內在的良心行事，并反觀這個上帝創造的世界，看看其中的自然法是什么。于是從這一刻起，自然的就成了檢視規范的、許可的、正當的之偉大標準。如果物事是自然的，便無疑是上帝有意要它如此。這一新觀念導向了對于“自然”，對于異性戀行為的熱烈頌揚——男人們尤其如此。

        但是另一方面，新興的對于種種“自然”的自由放任也導致了對所謂“不自然”行為更為嚴苛的定義與厭惡。當然這些關于自然和不自然的定義并不都是客觀的，毋寧是充滿偏見和極為主觀的：它們反映了既有的權力分配。其結果是，從新興的性自由中獲益的主要是白種、有產、異性戀男性，與此同時，這樣的論調也甚囂塵上：女性、下層階級、其他種族的性自由是錯誤的、危險的、不應被允許的。

        十八世紀也是藥學和科學開始在西方歷史上獲得空前社會權威的時刻。因而自此，以下觀念變得更強勢了：不同類型的人本質上具有不同的性征，他們的身體“自然”地擁有不同的線路構造。

        新生的許多有關所謂男女性別差異的“科學”論斷，其基礎便在這里。在這些論斷中，最為重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影響深遠的觀念，即女人不如男人性欲強。正如我在書中所描述的，在西方歷史的大多數時候，人們把相反的觀點視為理所當然，可是通過第一次性革命，敘述被顛倒了過來。從那時起，西方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是：男人更好色。這是我在研究中最著迷的部分，試圖揭示這一切是如何以及為何發生的——希望我的讀者能同樣從中受到啟發。

        最后，正是因為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性和自然越來越被以生物學的眼光來審視，西方人才逐漸相信：性行為不該僅僅被視為一系列身體行動，而是某種內在本質身份的表達。而這，正是我們把人區分為“同性戀”、“雙性戀”或“異性戀”的基礎，也是關于性的身份政治的基礎，后者正是當今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這些西方關于性的思考方式，都要追溯到啟蒙時代偉大的性革命。

        澎湃新聞：還有一個悖論，當性開始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一件私事時，為什么“各式各樣的性觀念和性實踐，婚內的或婚外的，在今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公開討論、贊揚和縱容”？

        達伯霍瓦拉：這的確是現代西方種種態度中最大的悖論之一。它源自第一次性革命，但在之后持續發酵。一方面，就法律和政府層面而言，性越來越被視作隱私。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尤其在過去的五十年里，越來越多的性形式得以被囊括在性自由和性隱私的范疇之內——被允許的不再僅僅是上層階級男性的行為，還有女性的、下層階級的、不同種族的、同性的性行為，如此等等。

        然而性不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私密：它也更公開。日漸擴大的性隱私領域，與對公開討論性的持續的、不斷增長的興趣，攜手并進。這始自大眾傳媒在十八世紀的誕生。正如《性的起源》所展示的，媒體革命——同時也是對公 / 私態度的革命——帶來了一個全新的印刷出版世界。從英語世界開始的整個西方都見證了：嚴格的政府審查制度的終結，女性聲音進入公共生活的突破，報紙和其他廉價印刷品的激增，新興大眾讀者群體的興起，以及對贊揚性、宣揚私人生活的極大熱衷。

        當然，傳媒革命并沒有在1800年止步。大眾傳播的范圍和速度，及其對性事的迷戀，都在繼續發展。在過去的兩百年里，對待性的私密性與公開性的態度，有了許多更深遠的轉變。比如，相較于我們，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在公私之間就保持著十分不同的平衡。但是，在西方，同時渴望性隱私和性公開的基本張力總能追溯到啟蒙時代。

        澎湃新聞：有種說法認為性幻想是區分社會階級的重要元素。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色情讀物有著怎樣的差異？它又是如何傳播和塑造性幻想和性想象的？

        達伯霍瓦拉：這是個讓人著迷的問題，不過答案卻很簡單，至少對西方世界來說是如此。在西方歷史的多數時候，色情讀物主要只限于上層階級。并沒有很多證據證明平民也閱讀色情讀物。我們還知道，平民的性生活習慣通常是直來直去、缺乏情調的。舉個例子：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的妓女，她們總算得上是當時最有性經驗的女子了吧，可即使是她們，當客人想要翻點花樣——比如說脫光了做愛（這在當時并不常見，通常人們總是穿著衣服做愛）——她們也會吃驚。同樣地，普通人幾乎從沒聽說過口交。

        另一方面，我們所知的十八世紀以前的所有色情讀物，都是專為上層階級的男性所消費（和創作）的。其中很多以拉丁文和希臘文寫成，只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男子才能閱讀；大多僅以手稿形式流傳；所有的生產和消費都相當秘密地進行。在這些文本和圖畫中，展現了許多不同的性行為類型和性交體位。所以我們或許可以假定，至少在幻想層面，上層階級的男子更可能接觸到這些東西。

        不過，又一次地，作為第一次性革命的一部分，色情讀物在十八世紀也有重大變化。盡管出版色情讀物仍是非法的，但是它們被越來越多地生產出來，并第一次成為暢銷品。到1800年的時候，英語和法語色情書籍的生意已經十分興隆，色情讀物非常常見，且易于獲取。甚至女學生和鄉下的牧師都能獲得商業印刷的色情圖書和插畫。當時的一份警察報告說，那些淫穢讀物里盡是“裸體的男男女女在發生肉體關系；有不同場景，站著的，躺著的，坐著的，都是最下流的那種”。全新的對待性快感的態度，與同時發生的出版爆炸，縮短了色情讀物與人們的距離。

        在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力圖限制性暴露素材的公共可及性。但這并沒有阻止更大量的色情讀物秘密地生產和流通。很多有教養的紳士都擁有龐大的色情讀物收藏，他們主要關心的是讓這些不道德的東西遠離女性和大眾。而我們在最近幾十年里，尤其是互聯網發明以來所目睹到的，不僅是淫穢制品在數量上的進一步增長，還有在其獲得方面的進一步民主化——不論這是好是壞。

        澎湃新聞：關于第一次性革命，您描述了其文化和社會的語境：小說、插畫、視覺藝術，等等。那么在技術和醫學領域呢？有沒有什么科學發現有助于人們態度的改變？

        達伯霍瓦拉：這是個好問題——但也是一個非?，F代的問題。今天，我們相信科學能為包括性行為在內的任何人類行為問題提供終極答案。但是在十八世紀末之前沒人會這么認為。的確過去也有思考身體和性的科學的方式。但是，當時關于性行為的生物學觀點遠不如它們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那樣能夠獨立發揮影響。宗教和社會觀念要有權威得多。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十八世紀人們的確開始認為男人的身體和女人的身體有生物學區別。但是這一發展并不是更大的文化變革的原因，而是其結果——社會的變化改變了科學的視角。我們尤其能從醫學新觀點的發展中明確看到這點，比如女人不如男人性欲強，不能像后者那樣享受性愛，她們“天生”是純潔的，如此等等；1800年以后，這些觀點在科學領域被深入探究——但是在更早之前，在其他總體思考自然、文化和社會的方式中，它們就被明確表述過，并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這些方式包括：戲劇和小說，報章雜志，詩歌，神學作品，哲學，以及道德評論。

        我還想說的是：有關性的觀念，在西方文化的每個歷史節點上都會攸關其整體：不論是啟蒙運動之前，其間，還是之后，都是如此。不同文化是如何對待性的，以及這些文化是如何具體表現的，這都遠遠超出了身體和生理行為本身——這反映的是這些文化關于人性、社會和人生意義的最深刻洞見。

        這就是為什么《性的起源》的一些最核心部分致力于彰顯：某些時期最偉大的藝術、哲學和文學作品，對于我們講述現代西方態度演進的故事，是何其重要。

        澎湃新聞：那么經濟呢？經濟周期、經濟繁榮程度是如何影響性觀念的？是失業和閑散刺激亂性，還是對經濟增長的樂觀及其所積聚的能量和財富，滋長了亂性？

        達伯霍瓦拉：我覺得歷史的證據告訴我們，答案主要是后者。在西方的歷史上，我們能看到兩種關聯。首先，在經濟困難時期，政府和社會總是更擔心傷風敗俗，并熱衷于對其進行壓制。這部分也是出于很實際的理由，比如擔心人口過剩，以及為撫養私生子承擔花費。但是，這里還有部分象征性的原因。攻擊不道德行為（不論敗德是被如何定義的），是西方歷史上所有政府都會采取的政治姿態，由此就能把人們的目光從政府自身的羸弱和腐敗上轉移開。

        其次，起碼就我所知道的西方歷史時代，人們傾向于在經濟繁榮時期有更多的性生活。再一次，這部分地體現了實際的考量：當年景不錯的時候，人們樂于在比較年輕的時候就結婚，因為此時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家庭更容易。而這也是第一次性革命故事的一部分。十八世紀種種新生的自由便產生于一個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了的時代，一個經濟樂觀主義的時代，以及（相當重要）一個大規模城市化的時代。

        鑒于它在不同時間改變整個西方世界的程度，第一次性革命的故事同樣也是關于全新生活方式的故事。這是西歐大規模城市化的故事（因為工業革命的關系，它最早也最快發生在英國），是當人們從鄉下的小村莊遷徙到倫敦這樣的大城市，以及性實踐如何轉型的故事（別忘了倫敦是1800年全世界最大的大都市）。這一敘述對西方以外的讀者一樣有吸引力，因為類似的事情現在正在中東、印度和中國的許多城市發生。

        澎湃新聞：對您來說，第二次性革命是在什么時候？您對之評價如何？

        達伯霍瓦拉：我同意通常的看法，就是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發生了第二次性革命。這是一次深刻且極為有益的發展。它有兩個主要的方面，首先，實際的方面：避孕藥的發明以及大眾避孕時代的到來。通過將性和快感與懷孕和生育前所未有地徹底分離，避孕極大地推動了女性的性獨立，深刻地改變了尤其是女性的性自由的性質。

        第二個變化是智識方面的。此時，平等原則日益成為討論性道德最重要的起點。在1960年代以前，主流的觀點是：可以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同性戀和異性戀之間，不同的階級之間，不同的種族之間設立不同的規則。但是，從六十年代起，我們逐漸開始接納一個相反的原則：即不論在法律上還是道德上，所有人都應該獲得平等的尊重和個人的自由。

        正如許多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的改變不該被視為與過去的一次徹底決裂，而是既有種種趨勢的加速，是它們進一步在主流性文化中的持續擴張。不過它們最終的源頭還是要上溯到第一次性革命。這并不是說從1800年到2015年有一個簡單的線性發展過程，遠不是如此。但是啟蒙運動和與其相關的一系列社會變化的確創造出了一個嶄新的社會和智識框架。它標識了一個節點，自此，西方的性文化被導入一個全新的軌道里。從此之后，我們都在同它造成的各種結果角力：第一次性革命依舊在延伸展開。

        澎湃新聞：純粹出于好奇，您怎么看《五十度灰》的巨大成功？評論家說這是個低劣庸俗的故事，但大眾似乎看得津津有味……

        達伯霍瓦拉：我覺得《五十度灰》的成功是一個非常生動的文化現象。即使是在十年前，也很難看到那么多的西方女性，不論年齡大小，在公交車上、火車上、地鐵里這么肆無忌憚地讀這樣劣質的、過分夸張的軟色情文學。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女性擁有，或者說覺得擁有更多自由來探尋并公開表達她們的性觀念的重要例證。這本書可能很糟糕，但是其受歡迎的程度，可以說是一個女性性賦權的信號，而這，是一件好事。

        （俊卿譯。本文原載于《上海書評》2015年3月15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