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知道袁世凱的恐怕不多，但很多人對袁世凱的認知，大都是在甲午戰爭之后，起于他的天津小站練兵，高潮于其“竊取辛亥革命果實”成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終于他復辟帝制和在一片舊部倒戈和革命黨的討伐聲中一命嗚呼。至于他在晚清東亞的亂流中受命前往朝鮮扶持時局，以及在清朝和民國鼎革之際去保全東北三省和逐步穩定全國政局等等，早已經在這種以“竊國大盜袁世凱”為主旨的歷史敘事體系中，顯得無關宏旨。

        至于袁世凱以大清國的欽差官銜駐扎朝鮮長達十年一事，中外學界已經有了很多研究和評價。有關當時歷史的幾乎所有的檔案也早已公開，均可在中國大陸、臺灣和韓國等地方的檔案館或圖書館中看到。在很多人看來，晚清駐朝的袁世凱和日本后來將朝鮮吞并之后派駐的駐朝統監，幾乎沒什么差別，乃是中國大國霸權在朝鮮的體現，目的是控制朝鮮，所不同的不過是裹著一層傳統宗藩關系的外衣罷了。從強權政治的角度去觀察的話，這種認為晚清中國對朝鮮推行“帝國主義”的說法，似乎證據鑿鑿，而袁世凱便是中國“帝國主義”的前鋒和代理人，其力圖阻止朝鮮向歐美派駐使節等等，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這些大國政治的一系列外在體現和表象。

        駐朝總理袁世凱果真有如此大的權力嗎？他又是怎么成了欽差的呢？其實，袁世凱在朝鮮的日子并不好過，一直是在體制的夾縫中間，去力保中朝之間在很多外人看來已經不合時宜的宗藩關系。本文并不是要為已經被中國近現代政治話語打入十八層地獄的袁世凱“翻案”，而是簡單談談他在朝鮮尷尬身份的造成，因為正是這一身份認同上的問題，導致了他與朝鮮政府以及日美歐外交官屢屢發生沖突，削弱了中國的外交。

“我是誰”：陳樹棠的煩惱

        袁世凱1882年夏壬午兵變的時候第一次帶兵前往朝鮮戡亂，1884年12月再度領兵平息朝鮮開化黨人發動的政變，獲得了李鴻章的極大的賞識。1885年11月，在李中堂的大力舉薦之下，袁世凱被北京朝廷正式任命為“欽命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從此在朝鮮一直駐扎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才回國。從1882年入朝到1894年回國，袁世凱在朝鮮近十三年，其中十年是擔任上述欽命的“總理”的。不過，在袁世凱之前，清政府最先派駐的駐朝官員是陳樹棠，而要明白袁世凱的權力，須從陳樹棠說起。

        1882年夏壬午兵變之后，朝鮮國王請求中方留駐部隊，并派熟諳洋事的干練之人到朝鮮，襄助朝鮮外交通商以及組建海關等事務。同年9月，雙方簽訂《商民水陸貿易章程》，規定中朝互派商務委員。這是應朝鮮方面的要求談判簽署的條約，早在兵變之前就已經開始操作了。到了1882年秋，中國對變亂之后的朝鮮如何處理外交通商事務的督導工作，逐步按照朝鮮的需求鋪開。同年11月，李鴻章選派馬建忠的胞兄馬建常（即馬相伯），以及在天津海關稅務司和德國駐華公使館工作過的德國人穆麟德（Paul George von M?llendorff），以顧問的身份前往漢城，襄助國王整理洋務。也正因為如此，朝鮮新建立的西式海關稅務系統，受轄于中國的海關總稅務司，架構上是中國海關系統的一個分支，其年報都是附在中國海關稅務司的匯報中的。

        我們需要講明的是，這一系列的指導工作，都是在傳統宗藩框架內，經“下國”朝鮮請求，中國才以“上國”身份著手處理，原本并非中國要主動去做去管的。朝鮮國門洞開之后，幾乎連懂英文法文的人才都沒有，對如何寫就針對歐美等國外交文書、如何組建新式海關和征收關稅、甚至連本國國旗樣式的制定等等，都沒有認識，可謂舉足無措，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中國這個已經大搞洋務二十多年的“上國”。例如1882年朝鮮與美、英等簽訂外交條約，主要依賴馬建忠等人的從旁襄助和指導。后來，很多人根據表面的觀察，得出此乃李鴻章等人積極干涉朝鮮事務的開始，并得出傳統宗藩秩序就此終結的結論。如此論斷，均系觀察不深所致，常常失之草率。

        1883年初，馬建常和穆麟德抵達漢城，而美、英、日等國的駐朝領事也紛至沓來。同期抵達的，還有中國的二品銜分省補用道臺陳樹棠，其正式官名為“委辦朝鮮商務委員”，歸北洋大臣李鴻章節制。漢城這個“隱士之邦”的安靜古都，一夜之間熱鬧了起來，成為各國外交官的舞臺。但陳樹棠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因為他的煩心事可能是同行中最多的，最要命的有一件——中朝間的宗藩關系，他對泰西同行們道不明、說不清。他要強調朝鮮的中國屬國地位，而其余同行雖然默認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和兩國的特殊關系，但在公開場合都認定朝鮮系一獨立的主權國家。

        美國首任駐朝特命全權公使福德?羅西斯 （Lucius Foote），在這一年的3月收到國務卿訓令，其中有關于美朝中三邊關系的指示：1882年的美朝條約是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的條約，就美國而言，朝鮮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但除非本國權益受損，美國不會干涉中朝兩國的關系。換句話說，美國默認中朝宗藩關系的存在，只要別碰了美國的蛋糕就可以了。這種兩面的實用主義外交，也為英德等國家所仿效。這樣，英美等國的駐朝公使，并不真正和商務委員陳樹棠發生外交事務上的來往，而是同朝鮮新成立的統理機務衙門這個外交部門聯絡，事涉華商者，亦通過統理衙門經辦。

        于是，天朝來使陳樹棠就被晾在了一邊，其尷尬地位屢遭英日同行的嘲笑。而陳樹棠的應對之法，是拿出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為自己的權力合法性做辯解，詎料被指該章程前言明言只適用于中朝之間，不適合于其他國家。當時中朝簽約之時的聰明文字游戲，此時真真是作繭自縛。對于此說不清“我是誰”的問題，陳樹棠一再有尷尬和蒙羞之感，屢屢向李鴻章叫屈。

        有鑒于此，1884年，在委派駐仁川、元山和釜山各口分所負責人的時候，陳樹棠特意任命他們為“辦理華商事務理事”，賦予了其超出商業范圍之外的外交事務的交涉權能。此外，“理事”和“領事”雖然在中文中發音相近，但性質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內部負責某務的主事者，后者是專辦外務的外交官，而中國不能承認派往其屬國朝鮮的官員是駐扎主權國家的外交官。因此，甲午之前，中國在朝鮮只有理事，而無領事，以昭顯天朝獨一無二的權威和中朝間宗藩倫理上的特殊關系。

        與此同時，陳樹棠在同美國領事福德和李鴻章商量之后，于1884年11月把自己的頭銜修改為“總辦朝鮮各口交涉通商事務”，管理權由此涵蓋了外交事務。這個修改，陳樹棠認為頗合兩國“體制”，甚符“上國”官員的身份。與此相關的是，朝鮮自1884年4月派駐天津的商務委員、工曹參判南廷哲，對中國朝廷方面仍要稱“陪臣”，此系典型的宗藩君臣用語，旨在保持宗藩禮數。

        這回，陳樹棠終于感到名正言順了，但各國公使對他的新頭銜，仍不免心生疑竇，擔心這是中國政府要控制朝鮮政府的表現。早年駐過北京的英國第一任駐朝公使巴夏禮（Harry Parkes），要求總理衙門解釋清楚陳樹棠究竟系“何等職銜”。總理衙門回復他說：“朝鮮系中國屬邦，不得比照駐扎各國使臣之例……[陳樹棠]官階既屬道員，自與各國總領事分位相等。”這就是說，中國根據1882年中朝雙邊章程派駐朝鮮的商務委員，職位上等同于西方國家的總領事。這就為日后中國駐朝委員的外交身份定下了基調。

“甲申政變”：中國不敗而敗

        然而好景不長，陳樹棠擔任新職務還不到一個月，就碰上了日本支持的朝鮮開化黨人洪英植、金玉均、樸泳孝等于12月4日發動的政變，時逢農歷甲申年，故史稱“甲申政變”或者“甲申革命”。開化黨人占領王宮，挾持國王，殺死了李祖淵、趙寧夏、閔泳穆等傾向“事大”的親華大臣，宣布廢除中朝宗藩關系，并邀請日軍進入王宮支援。當時日本駐朝公使是竹添進一郎，也就是八年前陪同森有禮前往北京和保定，同總理衙門和李鴻章辯論朝鮮國際地位問題的外交官。但竹添和金玉均等人的“革命”，連同其日本部隊，兩天后就被清軍統帥吳兆有和他的副將袁世凱、張光前擊垮。一場刀光劍影的“三日革命”，遂告失敗。

        中日隨即展開外交談判，并于1885年4月在天津簽了個只有三項內容的專條：兩國均從朝鮮撤兵，均不派員至朝鮮教練軍隊，如果朝鮮有重大變亂，兩國或者其中一國派兵，要提前相互知照。通過第三款內容，日本取得了形勢危急之下與中國同等派兵入朝的權力。嗣后甲午年日本以東學黨之亂中國出兵為由，自己也派兵入朝，其法理依據便是1885年的天津專條。所以，就“甲申政變”后外交較量的結果而言，中國是不敗而敗，日本是不勝而勝，和同期中法在越南圍繞中越宗藩關系而進行較量及外交談判結果極其相似。這些例子均表明，中國當日并非是弱國無外交，而是無外交而弱國。

        這一腥風血雨過后，馬建常從朝鮮回國，向李鴻章建議，中國要么完全允許朝鮮獨立出去，割斷彼此剪不斷理還亂的宗藩關系，要么派欽差干員督兵入朝指導其國事務。李鴻章覺得中國之事已經紛繁得很，無力兼顧朝鮮，但他是贊成加強中國駐朝官員的權力的。1885年10月，陳樹棠以積勞成疾為由請辭回國，李鴻章上奏北京，推薦一直駐扎在朝鮮的補用同知袁世凱接任。

        在奏折中，李鴻章稱贊袁世凱“膽略兼優，能知大體”，建議北京委之以“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之職，以便“略示與聞外交之意”，“以重事權”。因袁世凱系五品銜同知，官秩較卑，李鴻章特請朝廷加賞品銜，以順合要員身份。北京很快于11月初正式任命袁世凱為“欽差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賞加三品銜，以知府分發，遇缺即補，補后以道員升用。

        袁世凱就此擢升“升用道補用知府”。后來人們稱他“袁道”，即指這個“升用道”的品階。相對于前任陳樹棠，袁世凱雖然官秩為低，但權能卻大有提升：“欽差”的名號讓他直接從中國天子那里獲得了駐朝的合法性，而“總理”比陳樹棠的“總辦”的監督職能范圍還要廣泛一些，“交涉通商事宜”又賦予他監督外交和商業事務的權力。從此，袁世凱變成了欽命的袁總理。

        加官進爵的這一年，袁世凱剛剛26歲，頗有一番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概。這種氣概，在某種程度上，恰是已經在洋務場上摸爬滾打了二十多年的李鴻章所需要的體制外智慧——藉著此種智慧，可以減少一系列中朝舊例和中西新規的掣肘。李鴻章深知袁世凱為人處世的缺點，而且對袁也耳提面命過，但他十年來沒有將袁世凱撤換，看中的恐怕就是袁世凱的這種雙刃劍的作用。

回到“我是誰”：夾縫中的欽命總理

        欽命的袁總理在朝鮮的日子，并非一帆風順，最煩心的還是那一條——對外交同行們講不清楚中朝宗藩關系，自己欽差總理的職位雖然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但實際操作上卻不得不面對“我是誰”這一老問題。

        當時的漢城和北京一樣，各國公使也組有公使團，通行的語言以英語為主，各國公使的名字、職銜等，均有對應的英文術語或者翻譯。袁世凱也要遵從這一慣例，但他拿不準如何翻譯自己的頭銜，而這事關公使團對自己地位和管理權限的認知。

        于是，袁世凱派手下一名在美國讀過書的年輕助手，拿著名帖去美國公使館，找到代理公使福久?喬治 (George Foulk)，問他的意見。福久建議譯成“Charge of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即“管理外交和商業事宜”之意）。但這位年輕人不同意，他提出一個詞“Resident” （即駐員），并建議翻譯成“His Imperial Chinese Majesty’s Resident, Seoul”（即“中國皇帝駐漢城欽差”之意）。福久隨后召集了英國公使貝德祿（Edward Colborne Baber）和日本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來討論，但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日本外交官讀漢文和理解漢文都不成問題，所以這種翻譯上的工作，其實是做給非漢語圈內的美英法等國的公使看的，而這也直接關系到西方對袁世凱地位的根本認識。

        最后，袁世凱采用了自家助手的翻譯，“His Imperial Chinese Majesty’s Resident, Seoul”，并簡化為“H. I. C. M. Resident”，嗣后名片上也開始印用這一名稱。其實，這個英文翻譯只傳達了欽差大臣之意，沒有解明其交涉通商的權責。所以，袁世凱并沒有講清楚“我是誰”這個問題，而他的公使團的同行們，干脆直接視他為“具有外交職能的中國總領事”。

        接下來，同朝鮮方面的禮儀如何施行又成了問題，特別是與朝鮮國王相見時候的禮儀。上任伊始，袁世凱便發電報給李鴻章，問見朝鮮國王應該行什么禮。袁世凱此時是欽差身份，而在宗藩體系內，欽差是代天子巡守的，國王既然是天子之臣子，與欽差相見，也就不免要按照傳統接見冊封或者賜祭欽使那樣的禮數來實行。但袁世凱的問題出在他并不是滿洲朝廷派來的宗藩體系內的欽使，而是新成立的外交體系內的駐員，不過是走了一道欽命的程序罷了。

        袁世凱提到，中國駐朝官員拜見朝鮮國王的時候，乘轎入宮門，行三揖禮，然后坐在國王側面；然而之前吳長慶、續昌、丁汝昌、馬建忠等人，拜見國王的時候，都是行的賓主對坐禮。其他國家的使臣，行所謂“外臣禮”，乘轎只到宮門口外。袁世凱仍舊行側坐禮，但因為事無定章，導致與他人之間“時有口舌”，十分苦惱。

        李鴻章迅速指示袁世凱：朝鮮是中國屬國，見國王的禮儀自應與其他各國使臣稍稍不同，但也不能按照吳長慶、續昌的欽差成例。因此，袁世凱若按照司道謁見親郡王的禮制，應該在宮門外下轎，見國王時仍行三揖后側坐禮，這樣的話“已極謙恭”；如果遇到朝鮮的大典禮朝會的話，“只可變三鞠躬為三揖，酌量不亢不卑”。如此，袁世凱駐朝便有了一套新禮數，和別國駐朝公使不同，目的是保存宗藩體制，萬不可將中國降級為與英美日等國同等的地位。

        袁世凱的禮制危機解決了，但在日本和歐美同行眼中，他享受的種種上國禮儀優待，均屬破壞朝鮮主權之舉，在在不能容忍，故而和袁世凱之間大大小小的矛盾從未間斷，甚至愈演愈烈。

        很多人在解釋晚清中朝關系的時候，均視此種關系是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這固然很有道理，但通過李鴻章等人在這一時期的一系列文件來看，他們將中朝間的宗藩關系直接越過明初，上溯到西周時候的宗法封建，則朝鮮國王不過是中國天子的外諸侯，地位和中國督撫這樣的內諸侯相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朝鮮國王不過是代天子守疆的一方諸侯，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鮮也不過是中華帝國之一部。正如上述禮制問題所揭示的那樣，李鴻章是將朝鮮國王看成了中國體制內的“親郡王”一級，而不是一獨立國之國家元首，因此袁世凱所施行的禮數，亦在中國宗藩禮制體系之內而已。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用歐洲舶來的國際政治觀念觀察和分析晚清中朝關系，根本上不能涵蓋整個體系，只能觀察到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觀察的時間起始點愈靠后，其觀察所偏離歷史真實的情形便愈嚴重。

        袁總理的禮制問題等等依次解決了，貌似一切太平，但他發現自己其實掉進了兩重體制的夾縫之內，雖然也可以左右逢源，卻不好拿捏。一方面，他身份的合法性來自于宗藩體系內的上國權威，但他又不是這套以滿洲朝廷為中心的欽使體系內的人；另一方面，他是總理衙門和北洋大臣這一套新外交體系上的瞭望塔，但他在朝鮮的權威又不是基于這套體系之上的。對這一窘境，無論是他、李鴻章，還是北京的總理衙門、吏部，甚至北京禮部和朝廷，都解決不了，除非將其撤回中國，而這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又是不可能的一個選項。袁世凱正如一個過河卒子一樣，在朝鮮勢若車馬，但致命的地方在于只能一心向前，無從后退。

        袁世凱在上任之初，就向北京表示要力保中朝間的宗藩關系，保護朝鮮這方“世守藩封”的“東方屏蔽”，而他也的確是勤勤懇懇這么去做的。但也正是在這種體制夾縫里，他以中朝之間事有定制、禮有成例等等為由，每每拒絕參加美英日等公使在漢城的外交使團會議，在通行的外交規則之外獨立行使一套只有自己才享有的宗藩規矩，甚至以欽差身份直接介入朝鮮政府的相關事務。結果，他的維護宗藩章法在別人看來成了特立獨行和破壞朝鮮獨立自主之權，他的欽差身份給他帶來的禮儀優待也成了作威作福和有悖國際外交準則，最后不僅惹來英美日等外交同行們的猜忌和指責，更逐漸引起了對國家主權漸有意識的朝鮮政府方面的不滿和離心。

        貴為天朝欽命總理的袁世凱，逐漸成了朝鮮外交舞臺上最孤獨的一個人。

        1894年7月18日，袁世凱奉旨撤回中國。7月23日，即日軍在牙山偷襲清軍并挑起戰爭的前兩天，漢城的中國公署忽然遭到千名日軍的圍攻洗劫，存銀被搶，國旗被奪，代理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唐紹儀從公署后院狼狽逃到英國領事館，焚燒了機密公文（還有一部分文件留存英國領事館），隨后輾轉回到煙臺，攜回了袁世凱留下的“欽命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關防大印。袁世凱在天朝東藩苦心經營十載的事業，從此灰飛煙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