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首位女校長解讀美國內戰：紀念犧牲是國家最終統一的基礎

[美] 德魯·吉爾平·福斯特

2015-03-12 14:45

來源：澎湃新聞

? 翻書黨 >

【編者按】

德魯·吉爾平·福斯特是美國歷史學家，2007年至今任哈佛大學校長，獲選美國《時代》雜志2007年度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福斯特是哈佛大學歷史上第一位女校長，也是自1672年以來第一位沒有哈佛學習經歷的哈佛校長。

她在《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譯林出版社，2015年3月）中，從“死亡”的角度來重新認識和評價內戰的意義和含義。她以一種新的史學視野，探討了美國內戰期間人民所經歷的苦難，以及戰爭和死亡對此后國家及社會文化的持久影響，回答了美國民眾如何面對殺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難者，如何哀悼與紀念，如何幫助死難者的家人，以及這場戰爭如何影響了那些幸存者等問題。

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登福斯特為該書寫的序言。

德魯·吉爾平·福斯特

人固有一死。“我們都擁有故去的親友——我們也都將走向自己的墳墓”，在1862 年的一場布道中，南部邦聯圣公會的一位主教如是說。他解釋道，每個時代都必須面對“相似的痛苦”，每個時代也都必須尋求“相似的慰藉”。

然而，死亡也并非萬人一式。不同歷史、不同文化與不同時空中的不同環境，決定著人們走向死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盡管“我們都擁有故去的親友”，也盡管我們都終將一死，但在不同時代，在不同地方，我們的離世方式卻各不相同。

19 世紀中葉，在內戰的硝煙中，美利堅合眾國開啟了與死亡的新關系。這場內戰被證明為美國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它也預示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線的屠戮，以及20 世紀全球范圍的大屠殺。1861 年至1865 年間罹難士兵的數字估計為62 萬，這大致相當于獨立戰爭、1812 年戰爭、美墨戰爭、美西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中美國殉難士兵人數的總和。

內戰間的死亡率，亦即死亡發生的次數同美國總人口的比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6 倍。而若將這2% 的比率放在今日的美國，則意味著將有600 萬人死去。在同比它財力更強、人力更足的敵人的對抗中，新的南部國家掙扎求生。

其死亡人數也反映出，戰爭給其人力資本帶來了過大壓力。南部邦聯的死亡率是他們的對手北方佬的3 倍；在到了服兵役年齡的南部白人男子中，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于難。

然而，這些軍事數據只講出了部分事實。這場戰爭也奪去了無數平民的生命：戰斗在農場與田野間肆虐，流行病在部隊營地中蔓延，游擊隊員對婦女甚至兒童施加暴力、進行報復，征兵騷亂中的暴徒將無辜平民當作靶子，南方部分地區的食物短缺造成了饑荒。沒有人試圖系統記錄這些死亡，也沒有人想出一個辦法，來對死亡人數進行回顧性統計。

杰出的內戰史學家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cPherson ）估計，有50000 名平民死于這場兵燹；他還總結道，南部總體的死亡率，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何一國的死亡率，也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除萊茵河與伏爾加河之間區域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區的死亡率。人們常常感覺，只有在人性泯滅并且科技也極為發達的后來，才會出現美國內戰中那樣大規模的屠殺了。

這場戰爭死亡人數的影響與意義超越了死亡者數字本身。死亡對于內戰一代的重要意義也源于，它有悖于關于生命正常終結的普遍預設—誰應死去，在何時、何地以及何種情況下死去。19 世紀中葉的美國人并非不熟悉死亡。

到了19 世紀60 年代初，美國的死亡率已開始下降，雖然直至該世紀末，人們的壽命才開始顯著延長。盡管如此，緊挨內戰之初的那代美國人，仍比他們21 世紀的同胞更熟悉死亡。但他們所熟知的死亡方式，卻與戰爭所帶來的死亡方式有著明顯不同。

在內戰中，死亡率與死亡經歷都發生了劇變。在19 世紀中期，美國人雖遭受著高嬰兒死亡率的痛苦，但仍期望著多數步入青年的個體至少能存活到中年。然而，戰爭裹挾了年輕健康者，并快速地、經常是在瞬間用疾病或戰傷將他們摧毀。這與當時人們關于誰該先死的預想截然而驚人地對立。

正如弗朗西斯·W. 帕爾弗里1864 年為聯邦士兵亨利· L. 阿博特所作的悼詞：“處于人生之黎明者所遭受的打擊似乎最為沉重。” 一名士兵死亡的可能性比其如果未參軍的情況要高出5 倍。在戰爭中期，一位牧師對其康涅狄格團解釋道：“無論是他還是他們，都未曾在這樣一種具有特殊條件和特殊需求的時代生活并面對死亡。”

內戰中的士兵與平民，都察覺到了戰前歲月許多人所謂的“平凡的死亡”同內戰期間戰場、醫院和營地中痛苦且頻繁的死亡之差異，也都看到了那種“平凡的死亡”同戰爭對平民生活的擾亂之區別。

第一次布爾河戰役。

在內戰時期的美國，北方與南方都經歷了許多戰爭親歷者所謂的“死亡的豐收”。在戰爭中期的南部，“似乎家家戶戶都在為某位罹難親人哀悼”。失去變得極其普通，死亡不再是個人遭遇；死亡的威脅、逼近與現實，成為了人們最廣泛的共同戰爭經歷。

如一位南部邦聯士兵所言，死亡“在方方面面都占有統治地位”——它主宰著一個個家庭與一條條生命，要求人們進行關注與回應。內戰對今日的我們來說是重要的，因為它結束了奴隸制，并幫助我們詮釋自由、公民身份與平等之意義。它使美國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化的民族國家，并將它推入經濟擴張與影響世界的軌道。

然而，對于那些曾在內戰中生存過并從中幸存的美國人來說，他們的經歷之方方面面都與死神如影隨形。在戰爭結束時，這一共同的苦難將超越長期以來人們在種族、公民身份和國家性質問題上的分歧，使犧牲以及對犧牲的紀念成為南北最終統一的基礎。即便在我們的時代，這種內戰觀—從根本上說，它是傷感主義的— 仍有著強大的影響力。

死亡不僅改變了數十萬遭受喪親之痛的個人，它也改變了美國。在描述被運抵弗吉尼亞半島的聯邦救護船的傷員與瀕死者時，弗雷德里克· 勞·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指出，戰爭創造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受難的國度”。

犧牲與國家變得相互交織密不可分，平民被迫脫離正常生活參軍，這需要這個訴諸武力來定義其目標與政體的國家承擔起對他們的責任。一場關乎聯邦、公民身份、自由與人類尊嚴的戰爭，要求政府去關注那些為國捐軀者的需求。履行這些新被認知的職責，成為了聯邦權力擴大的重要原因。而聯邦權力的擴張，也正是這個在戰后被改變了的國家的特征。國家公墓的建立，以及以照顧活人與關注死者為目的的內戰補助金制度的出現，所涉及的工程規模之大，在戰前是很難想象的。

死亡——不僅通過保全國家，也通過塑造持久的國家結構與國家義務——締造了現代美國。

內戰期間的美國人經常在文章中寫到所謂“關于死亡的工作”。它意味著士兵戰斗、殺戮與陣亡的義務，也同時令人聯想到戰斗的后果：屠殺、苦難與破壞。這里“工作”（work）的用法，包含了工作的過程及其影響，以及二者之間的重要聯系。戰爭中的死亡不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它也需要行為與行為者（agents）。

首先，它必須是被強加的；19 世紀60 年代，數百萬士兵便全力以赴置敵人于死地。但是，死亡也通常需要人們的參與和回應，需要人們去體驗并應對。死亡，以及明白如何接近并忍受生命的最后時刻，這就是工作。蕓蕓眾生之中，唯有人類會有意識地預見死亡；在死亡面前選擇如何表現（為死亡方式憂心忡忡）將我們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努力應對死亡的需要，是人性獨特的部分。

處理死者也是人們的工作之一。這一職責在字面意義上指的是處理他們的遺體，在比喻意義上指的是消除他們的影響。痛失親人者努力通過儀式與哀悼將自己同逝者分離開來。家庭與社區必須去修補家庭與社會的裂痕。各個社會、各種文化、各個國家（無論它是聯邦還是南部邦聯）也必須努力理解并解釋無法估量的損失。

蓋茨堡之役

這是一本關于美國內戰中死亡之工作的書。它試圖描述，在1861 年至1865 年期間以及戰后幾十年中，美國人是如何擔負起這一歷史尚未充分理解或認知的工作。

人類并不只是死亡被動的受害者。即便他們是死者，他們也是參與者；他們為死亡作準備，想象死亡，涉險死亡，忍受死亡，也試圖去理解死亡。而如果他們是幸存者，他們就必須適應因自己存活與他人死亡而出現的新身份。死亡的存在以及對死亡的恐懼，觸及了內戰時期美國人關于“我是誰”的最基本認知，因為死亡所帶來的生命終結和形體異變之威脅，不可避免地激發起人們的自我審視與自我定義。

本書以個人之面對死亡與殺戮為開端，探索了在這個擁有著共同苦難的遼闊共和國，那些經歷是如何改變了社會、文化和政治。死亡所帶來的變化，一些是社會層面的，例如妻子變為了遺孀，孩子淪為了孤兒；一些是政治層面的，例如黑人士兵希望通過他們的甘愿赴死與樂于殺敵來贏得公民身份與平等；還有一些則是哲學與精神層面的，例如大屠殺迫使美國人探尋戰爭浩劫的意義，并對它做出詮釋。

每一場死亡，都包含著19 世紀基督教的言辭與話語所描述的“劇變”，亦即從今生到死后命運的轉變。死后世界的存在與性質問題，是信教者與不信教者都關注的古老話題。對那些焦慮于自己死亡的士兵以及揣測亡者命運的親屬而言，這成為了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即便精神與靈魂真的不朽，有關肉體的問題仍令人煩惱。

對于那些目睹了這場戰爭使人身首異處、面目全非的美國人來說，肉體會在“最后審判”那天復活與歸位的傳統觀念愈益令人難以置信。去過戰地醫院的人，幾乎總會驚恐地談論軍醫手術臺旁成堆的四肢—這些四肢被醫生從它們曾經歸屬的身體上切割下來，已不再是人們身體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變成了令人作嘔的物體。人們似乎無法確認這些胳膊與腿的主人，也無法將它們復原，就像那數萬身體與姓名相分離的失蹤者一樣。肉體與寄居其中的人類自我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同那些傷者一樣被徹底粉碎了。

在很多重要方面，尸體都是衡量戰爭成就與影響的標準。確實，在內戰時期的美國，尸體隨處可見。指揮官們將己方傷亡人數同敵方的進行對比，以此作為評定軍事勝利或失敗的依據。士兵們努力尋找詞匯來描述那遍布戰場的血肉模糊的死尸；親人們苦苦思索著報紙上傷者名單的含義：“輕傷，在肩上”，“重傷，在腹股溝”，“致命傷，在胸部”。他們照顧著垂危者，然后埋葬他們的遺骸。

來自前線的信件與報告指出，受傷和死亡的血淋淋的事實幾乎無法避免。通過攝影這一新技術，平民得以第一次直面戰場上死亡的現實。在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的百老匯攝影室，當看到它所展出的極其逼真的安蒂特姆戰役死者照片時，人們震驚得目瞪口呆。就算布雷迪“沒有將尸體帶來，并放在我們的庭院里和馬路上，那么他也是做了和這非常相似的事”，《紐約時報》評論說。

人們對尸體廣泛關注，大量描繪了它們的毀滅與形變。這不可避免地提出一個問題：它們與那個曾寄居其中的人，究竟有何聯系？在戰斗結束后，幸存者通常會像處理牲畜尸體一樣，用鐵鍬將死尸鏟入溝中— “一堆一堆，就像死雞一樣”，一位評論者這樣形容。他們以自己的冷漠，踐踏著生者與死者的人性。內戰的死亡使人與動物的界線瀕于消亡，就

像人與動物界限消失之觀念也同時侵蝕著19 世紀科學信條那樣。內戰使美國人面對著一個巨大的任務。這一任務同保全還是分裂國家，結束還是保留奴隸制，或獲得軍事斗爭勝利（也即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內戰時期那一代人的要求）有著極大不同。

北方和南方的美國人，都將被迫面對并抵抗戰爭對他們所持有的關于生命應如何終結之觀念的沖擊，這種沖擊對他們那關于生命價值與意義的最基本預設提出了挑戰。士兵與平民面對著恐懼——這種恐懼強迫他們去質問自己的應對能力、對這場戰爭的獻身，甚至是對一個正義的上帝之信仰；與此同時，他們也都努力保存著自己最珍視的信仰，并使它們在一個被戰爭急劇改變了的世界中繼續發揮作用。

美國人不得不確定（找出、發明、創造）處理超過50 萬死難者的方式與機制：他們的死亡、遺骸與失去。他們完成這一任務的方式重塑了他們的個體生命與死亡，同時也重塑了他們的國家與文化。關于死亡的工作，是內戰時期的美國最基本，也是最艱巨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