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短命的皇帝年號

        1861年8月，咸豐皇帝病逝于熱河行宮，咸豐帝年僅六歲的長子載淳繼位，三個月后，小皇帝的生母懿貴妃葉赫那拉氏，也就是后世所稱的慈禧太后，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身份優(yōu)勢奪取這個末路皇朝的最高統治權，奪權事件多被稱為“辛酉政變”或“北京政變”，事件的第三種稱呼“祺祥政變”反而讓人感到陌生。

        “祺祥”是載淳登基后所立的年號，原定于1862年正式使用，但這個清朝歷史上最短命的年號在咸豐十一年因為“辛酉政變”夭折了，只存在了六十九天。

              

        辛酉年農歷十月五日，從大學士周祖培上疏言表稱“怡親王載垣等擬定‘祺祥’年號，意義重復”，請求更正，兩天后，清廷詔改“祺祥”為“同治”。周祖培上疏所言的“年號意義重復”含義模棱兩可，很難說清“祺祥”錯在兩字同義，還是與前代帝王的年號雷同。

        有清以來，同治之前的九位皇帝共有十個年號，清朝沿襲明制，遵循一位皇帝一個年號的模式，同治皇帝以前只有清太宗皇太極先后使用過“天聰”和“崇德”兩個年號，其他皇帝無論統治時間長短、是治是亂，都只有一個年號。滿清為了保持民族的文化特征推行“國語騎射”政策，至清朝末期“國語”滿語的使用者已經寥寥無幾，滿族的“騎射”之能也消失殆盡，但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的表征，年號一直都是滿漢雙語對照的。

皇帝年號的構成方式：聯合型與偏正型

        從語言學角度來講，清朝皇帝的年號的構成無外乎兩種。一種是聯合型結構，即由兩個意義相同、相近、相關或相反的詞根并列組合而成的合成名詞。

        例如清太宗的后一個年號“崇德”，其滿文發(fā)音為wesihun erdemungge。wesihun是在動詞“上升，升高”（wesimbi ）的基礎上根據元音和諧律在一些動詞詞根上分別綴以附加成分而派生出的形容詞。wesimbi去掉了原詞的詞尾 “-mbi”之后，在詞根上綴以附加成分“-hun”構成的派生形容詞wesihun，意為“崇高的”。Erdemungge一詞是由名詞“德行”（erdemu）根據元音和諧律，在詞干上綴以附加成分“有……的”（-ngge）將名詞形容詞化，變成“有德的”一詞。Wesihun 與erdemungge兩個經過變化的詞語構成聯合型結構專有名詞，即皇太極的年號“崇德”。

        

        與之同理的還有清圣祖康熙皇帝和清世宗雍正皇帝。

        蒙古人稱康熙皇帝為“恩赫阿木古朗汗”(Enkh Amgahan)或“阿木古朗汗”意為“平和寧靜”，與滿語中康熙的含義十分相近。“康熙”的滿語年號為elhe taifin，構成方式遠不如其祖父那樣復雜。Elhe意為“安康”，taifin意為“太平”，詞義相近。“雍正”的滿語年號為huwaliyasun tob。其中，huwaliyasun為“穩(wěn)重、和順”之意，tob意為“公正、端莊”，也是兩個含義相近的詞放在一起構成了年號“雍正”。

        與聯合型結構并駕齊驅的另一種構成方式是偏正型結構，即前一個詞的詞根修飾限制后一個詞根而構成的合成名詞，其中表示修飾的詞根一般是形容詞或是帶有修飾色彩的名詞。

        這樣的例子也不少，比如清太宗皇太極的第一個年號“天聰”，由sure和han兩個滿語詞匯構成，前者是“聰明的”的意思，后者是游牧民族首領的稱謂“汗”，滿洲人從漢文化中吸收了“天子”一詞，因而轉譯為“天聰”。載淳的父親咸豐皇帝年號由gubci和elgiyengge兩個滿語詞匯構成，gubci意為名詞“全部”，elgiyengge是由名詞elgiyen派生出來的關系形容詞，意思是“富裕的”。這一年號中用名詞gubci修飾形容詞elgiyengge，直譯成“全都富裕”，漢譯為“咸豐”。

“祺祥”與“嘉慶”意義重復

        載淳的兩個年號“祺祥”和“同治”分別對應著上述兩種滿清年號的構成方式。“祺祥”在滿文讀作fengsengge sabingga，fengsengge是由“福祉”這一名詞fengsen派生出來的關系形容詞，意為“有福的”，同理sabingga也是由名詞“吉祥”（sabi）派生出來的，意為“吉祥的”，與“崇德”、“康熙”、“雍正”一樣屬于聯合構詞，漢譯為“祺祥”。“同治”這一年號由形容詞 yooningga和名詞dasan組合而成，yooningga是由名詞“全部，共同”（yooni）派生的關系形容詞，意為“全部的，一起的，共同的”；dasan的含義是“政治”，用全部的yooningg偏正修飾名詞dasan，滿語直譯為“共同的政治”，漢譯為“同治”。

        有清帝王祖先的例子在前，周祖培上疏所言的“意義重復”所指的不可能是“祺”與“祥”兩個字的含義重復問題，而是“祺祥”與祖先的年號意義重復。被重復的是清仁宗嘉慶皇帝。“嘉慶”滿語讀作saicungga fengsengge，這一年號的構成方式屬于第二種，偏正型結構。Saicungga有“吉祥，美好”之意，fengsengge是由名詞“福祉、喜慶”（fengsen）根據元音和諧律，在詞干的基礎上加上后綴“-ngge”派生出的關系形容詞，意為有福的、喜慶的。《漢書?宣帝紀》中有“蒙獲嘉瑞，賜茲祉福”，取的就是“嘉”字吉祥之意。所以“祺祥”和“嘉慶”除了用字不同，在含義上是基本一致的。

        

        “同治”從含義上避免了與祖先的雷同，這一年號的字面含義雖然簡單，但政治含義頗深，很難說清政府的共同治理者到底包含了多少人。與“同治”一樣，很難說“祺祥”這一名號的擬定不是當時清廷內部的政治工具。清廷詔改年號的同時，擬定“祺祥”這一年號的怡親王載垣等被詔賜在宗人府空室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