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崔顥等不到歸來的黃鶴，但“鄉愁”一詞抒發的內涵是確定的，關鍵詞基本界定清楚：日暮而不是日出，煙波而不是霧霾，江河而不是臭水溝。

        古典農業社會中，人的鄉愁和城市沒有太大關系。彼時的鄉愁大抵是懷才不遇的流蕩，以及戰爭帶來的背井離鄉和鄉土難返。中華文明上幾次大的民族南遷，增加了鄉愁的離恨程度，戰爭甚至讓一個家族無法返鄉，從一個“異鄉客”成了“本地人”。

        只有離鄉才可能出現鄉愁。現代的鄉愁，從工業化以及人口集聚的城市化開始，過去隨時可能返回的家鄉，消失在現代化社會的大結構背景當中。可大多數“鄉愁感慨”，是具有城市空間生存經歷的人發出的；絕大多數想逃離鄉村而獲得城市生存機會的人，對鄉愁的認同可能完全不是同一個方向，甚至可能是“城愁”。我們在許多外來流動人口調查中發現，他們發愁的是“工作好不好找，工資高不高，孩子讀書有沒有地方，房租高不高”，甚至“有沒有可能讓孩子有城市戶口可以考大學”，再或者 “能不能買得起房子”，等等。

        一些沿海地區，城市化蔓延到鄉村，農民享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土地升值使得他們不愿意丟棄農村的宅基地，開始得意其鄉間周圍的“青山綠水”，鄉愁才因此具有現代的“吸引力”。這和傳統的所謂“戀鄉”也不是同一個方向。

        對傳統鄉村揚棄的是農民自己。這一行為之所以成為可能，依然是城市空間的膨脹。對中國鄉村的改造，無法回避地方政府的大規模城市化運動帶來的沖擊。為了獲取工業發展和土地升值，城鎮化速度被人為加快了，但鄉村的“被拋棄”，主要動力仍是農民自己。農民是一個精明的利己主義者，算得清楚“生活賬和經濟賬”。一個所謂為誰保留鄉村原貌的爭論，事實上對絕大多數農村地區和大多數農民而言，毫無意義。這一對鄉村的“拋棄”，背后是市場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強大之手”。

        少數的“戀鄉者”，是對城市生活有點厭倦的城里人和鄉村的淡薄者。在許多沿海區域，城里人重新返鄉租住或購買農民房，類似“瓦爾登湖”的消遣，但與城市完全割裂是不可能的。一些仍然留守此地的農民對此十分歡迎，浙江杭州附近的桐廬甚至開發了“牛欄咖啡”、“豬圈茶館”，生意居然好得很！過去梁漱溟先生曾堅持認為，都市雖然可以成為政治經濟中心，但社會重建的基礎卻應該落在鄉村上，即“從鄉村入手，并不是不要都市，我們是要將社會的重心（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等等）都放在鄉村……鄉村越發達，都市也越發達。”這一判斷恐怕已失卻了時間節點上的意義，當初的“中國社會調查運動”、“清河實驗區”與“鄉村試驗”，也無法抵擋農民的政治運動對鄉村結構的改變。

        離鄉無法返鄉，使鄉愁成了一個難解的現代化命題。鄉村衰敗似乎是一個工業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當城市成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和文化中心的時候，鄉村被邊緣化了。歐美先發地區的鄉村，也是城市與鄉村的結合體，城鄉難分。

        沿海地區的蔓延式城市化似乎已經成為現實，但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呢？村村通公路，聽上去很美，但社會成本是巨大的，對環境的破壞是驚人的。當許多青壯年逐漸離鄉，廣大鄉村的“現代化”，有多少意義？浙江許多山村都按照要求，設置了健身器材，但村里卻剩下“幾個老人和幾只狗”了，其他許多外出務工人員比較多的中西部村莊也是如此。農民考慮不了那么長遠的事，幾百年后的事，或許自然科學可以預測，社會科學都預測不了。中國的城市化，無法擺脫很多嚴峻的約束條件。

        鄉村的衰敗和城市的擴展，有一個人口轉移的均衡點。每個國家均不相同，因為人口基數和工業化水平都不一樣，國土面積也不一樣。如果以日本為參照系，中國所有人都可以居住在東部沿海地區；如果以北歐為參照系，中國的城市實在是多得很。我們甚至可以設想，所有中國人都居住在“東部沿海大都市帶”里、整個中西部變成一個“國家公園”的城鄉格局。

        人口均衡肯定是一個動態的均衡，它受制于工業化發展水平、工業轉移趨勢，加上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城鄉的生活成本和收益等。但無論如何，政府不要再火上澆油，而要尊重社會的冷靜發展，否則，盲目的大規模城市化運動，帶來的不僅是“鄉愁”，而是“鄉恨”叢生。

        城市生活可以很有序，但要認為它很美好，這在現代工業社會恐怕是一種奢想：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已經經典地揭示了這一幻想是如何被工業化現實丟棄的。我們現代肯定厭倦了“一眼望去，煙囪林立”的現代化城市圖景，但“到處都是亭臺樓閣，紅瓦白墻”的城市也基本已消失殆盡，我們只保留著一些依靠市場力量“延續”的“仿古小鎮”，依靠現代城市人不斷發掘的“傳統小鎮”。但現代城市生活不能成為“城愁”，否則，中國的現代化與西方國家相比，真的一點后發優勢也沒有了。

        我們都看過《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該批評的也批評了，但城市的“鄰里生活”如何維持，如何在人口流動的基礎上“再造社區”，是中國面臨的一個挑戰。我們未來的城市發展，能不能多一點精力，反觀其內部生活空間建設的精細度，打造現代城市中各種人群有可能進行持續社會融合的空間？也許成敗在此一舉。我們無法設想一個充滿了“城恨”的人口大集聚，與一個充滿了“鄉愁”的鄉村大衰敗。

        實際上，鄉村還能不能承擔詩情畫意的“鄉愁”呢？在許多地區，尤其是城市周圍的鄉村，水土受到嚴重污染，空氣中也充滿了經久不散的一團霧霾——而不是薄薄的一層霧靄。一些工業化基本成型的沿海地區，通過自發的工業轉移，開始了環境恢復運動，取而代之的是污染的梯度轉移。關于污染代價的爭論，又不斷陷入是“發展成本問題”，還是“走工業化老路的問題”，甚至上升到關于體制優勢的爭論。毫無疑問，隨著挖土機不斷開進封閉的深山，邊遠山城不斷增加大工程項目，環境置換空間逐步減小。在環境面前，所有人都面臨一個接受和承受的問題：當下發展路徑若持續，能否承受？發展路徑若轉型，能否接受相應的失落？這樣看，某種意義上，近段時間對環境問題的討論，和科技發展關系不大。一個問題是，如果我們注定在一段時間內無法擺脫“霧霾城市”，我們又能否接受一個籠罩在霧霾中的鄉村呢？

        蔓延在城鄉的空氣水土污染，似乎是一個無法下手的、肚皮上都長刺的“刺猬”，每一個切入點似乎都無力。我們曾經向有關部門提過關于城市霧霾治理的國際經驗的建議，也得到有關領導重視，有關職能部門派人進行了解。來談的官員態度誠懇，言辭切切，最后擺明了一個態度：霧霾是我們這個部門能管的事情嗎？這應該是一把手親自抓！當然，它也不是一個城市，一個區域的事情，這應該是中國整體抓。如果所有需要親自抓的事情，都是“老、大、難”的問題，它就成了“國愁”。

        另一個造成鄉愁的原因是，傳統文化的消失。這是現代社會中，任何一個民族必然面臨的困境。什么是傳統文化，似乎很難界定。比如山東菏澤一些地區還保留大年初一磕頭的習慣，不是對逝去的祖先，而是對所有長輩。這是陋習還是傳統？隨著現代的人口流動，市場經濟意識普及，鄉村逐漸變得經濟化，人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人情脈脈的鄉村溫情在消解，不過我們每個人幾乎都是這一趨勢的推進者。是否存在一個溫情脈脈的“故鄉”？每個擁有兒時鄉村生活無憂無慮的記憶的人，是否如同閏土一般無法面對長大后的生活重壓？在很大程度上，對鄉愁的寄托，許多時候是自我失落的鏡像。

        當然，在代際轉換中，農村教育越來越被城市拋在后面，簡單勞動力的再生產似乎成了大多數農民與農民工的宿命。頻繁的勞動關系更換，居住空間的不斷轉移，子女教育的父母缺失，都造成了鄉村“文化和教育缺失”無可奈何的切膚之痛。但是，真正缺失的，也許不僅是教育中的知識，而是家庭、人倫和道德的傳承。

        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對比是：經濟越發達的地方，家族文化越彰顯，知識也越得到重視；而經濟落后的地方，越來越覺得“知識改變命運”的大門變窄。如果人們懷念鄉村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技能，鄉愁則會更濃。不過，傳統生產和生活技能逐漸被現代生產方式瓦解，即使所謂保存，也是經過改造的“櫥窗傳統”：最大限度地滿足游客的觀光和好奇心。

        “鄉愁”還未解脫，“城愁”就已凸顯。現代處境中的人心安排和社會建制已使得這一議題成為一個無法回復的命題。梁漱溟先生說的“鄉村越發達，都市也越發達”，應該是一個美好的期望。費孝通先生半個世紀前的判斷——城鎮成為鄉村和城市的現代橋梁，帶動中國特有的、自然發育的城市化進程，在市場經濟下強化經濟發展和社會整合的自主性——看起來仍然很有道理。其中，國家的戰略規劃推進的意識強弱，市場動力蔓延的幅度，以及個人權利的維護，都構成了“鄉愁”與“城愁”之間的核心要素。

        只要現代化持續，鄉愁就是一個內生性的命題，除卻情感外，尊重規律而不是創造規律，理解人的流動而不是強制人的空間鎖定，恐怕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路徑。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的較為合理的現代化，都需要城市和鄉村的“相看兩不厭”——城市需要鄉村的恬淡和舒緩，鄉村需要城市的集聚和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