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識界鬧得沸沸揚揚的海德格爾“黑色筆記本”事件，最近又爆出新聞：據媒體報道，海德格爾從他老師胡塞爾手里接過并傳給后人的弗萊堡大學哲學教席，可能被該大學以拒絕延長現任期限的方式取消。

        從百卷本《海德格爾全集》陸續(xù)出版開始，他主要寫于1931—1941年的筆記里明確的反猶言論就逐漸被公之于眾，幾年前就引起了強烈爭論。要知道，海德格爾在遺囑里安排了自己著作的出版順序，這就說明，他有意讓這些言論在他身后問世，并無意對此作出辯解。

        對大眾而言，海德格爾自供他的法西斯思想以及與納粹的密切關系，理所當然要受到譴責，這也是起碼的政治正確。但對學術界而言，海德格爾在哲學史、思想史上的巨大影響無法回避，因此不得不直面他寫下的反猶文本，特別是海德格爾對猶太人的批判與他對普遍主義的批判緊密結合在一起，而后者恰恰是他主要的思想主張。因此，取消他遺留的教席可能只是一種姿態(tài)。

        海德格爾，以及和他同時的卡爾?施密特等，這些當時最有思想的人，為什么主動和納粹靠攏呢？哲人的心智如何判斷政治的品質呢？這些問題，遠不是“取消教席”的行動，或喊“海德格爾是納粹”的簡單口號可以一勞永逸解決的。最近這些新聞，讓我不禁想起前不久剛讀的一本書——馬克?里拉《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探討的恰恰是這個問題。

        《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的中文題目譯得不夠犀利，其英文原名是《The Reckless Mind：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危險的心智：政治中的知識分子》）。顯然，馬克?里拉并不是帶領讀者尋幽探微地捉摸他筆下這六位知識分子的學術心路，而是開宗明義的指出：他們的想法很危險。

        理解了這一層，再看一下這六位知識分子的名字：海德格爾、卡爾?施密特、科耶夫、本雅明、福柯、德里達，于是問題馬上就來了：第一，這些“知識分子”并不是一般的知識者，不是學者，亦非專家，更不是文人，而是哲人，那么，他們的“reckless”指的是什么？因為，即使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他們之間的差別也不小。海德格爾就不必說了，施密特則因為和納粹黨的關系，被批判者諷刺為納粹的“桂冠法學家”，這二人算是“污點”在身，而科耶夫積極參與歐洲政治，雖然因為鼓吹“拉丁帝國”被人詬病，但他對建立歐盟的理論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本雅明則常常被歸于法蘭克福學派，也是一位文筆漂亮的文藝理論家。至于作為后現代大師的福柯和德里達，則幾乎與政治沒有直接的深刻關系。難道說，這些哲人的共同點真的只是一層單薄的“反自由主義”？難道說，海德格爾與德里達具有同樣的“罪狀”？這未免太粗暴了吧。第二，作者撰成此書目的何在？是寫給普通讀者的“人物手冊”，還是寫給其他哲人的警示錄？還是另有企圖？

        讀完這本書的目錄和序言后，上面的兩個問題已經開始縈繞我心，而且我會提醒自己，以馬克?里拉的水平，絕不可能單純憑借自由主義者的“黨派意識”寫成此書——那也太陳陳相因了。他所反對的“reckless”、他在序言里反復批判的“暴政”，以及他本人眾所周知的斯特勞斯思想背景，都在提醒我，他的真正意圖需要讀完全書才能知曉。

        馬克?里拉在訪談中曾直言，“我受到施特勞斯很大的影響，在我的思考中，斯特勞斯總是在背景之中的，但我對所謂施特勞斯派卻很不以為然。”因此，總的來看，學術上，馬克?里拉吸收了施特勞斯對古典的重視態(tài)度和細致研究，但卻從未走到認為圣哲的每句話都富含微言大義的地步；學術之外，他深知對于寫作者而言，自由的環(huán)境是最不壞的，所以他對任何極端主義的主張都不以為然，包括對源于施特勞斯學派的美國新保守主義——盡管很多人覺得這批人是自由的武裝捍衛(wèi)者。因此，馬克?里拉在序言里談論柏拉圖，而在后記中談論敘拉古，這似乎形成了一種“施特勞斯式”的氛圍。而他要解決的問題，也必須從此處著眼。

        回到上文的問題一：細究書中所寫的六人，他們共同的“reckless”并不是淺薄的一層“反自由主義”，也不是對現代性的批判，更不是他們以何種方式參與了現實政治工作。馬克?里拉所說的“政治”，不是“政治學”意義上的一個中性詞、概念或領域，其實指的就是“君主”。

        當然要聯(lián)想到馬基雅維利，《君主論》里詳細描述的那類“君主”，必須既要表面上顯得最人道、最慈祥、最寬容，總之最有美德并受人愛戴，同時又必須掌握權術，善于驅遣武力，并具有心狠手辣的決斷力。顯然，馬基雅維利意義上的“君主”是柏拉圖意義上的“僭主”。那么，馬克?里拉在本書中寫到的這些哲人，不論是有意無意，他們思想里一些極端主義的觀點一旦進入政治的理想國，常常會產生把僭主馴化成君主的沖動，但是二十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了，他們不僅沒有馴化成功，反而把僭主扶上了王位。用儒家的話語來說就是，儒生們本想通過儒學把“皇帝”改造成三代意義上的“王”，但沒想到，皇帝更懂得如何“將文法緣飾以儒術”，反而駕馭了儒生們。馬克?里拉進一步指出，“關于年輕的戴奧尼素的最具深意的事實在于，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他是具有這一光環(huán)的第一位暴君，但當然不是最后一個。”p195這句話的意思是：不怕流氓有文化，更怕暴君懂哲學。

        因此，“reckless mind”指的就是這些哲人的極端主義思想，以及內心深處馴化君主的動機。

        但是批判這六人并不容易，眾所周知，這六個人都是大思想者，倘若他們缺席了二十世紀思想史，這個思想史就沒法寫了。同時，他們的思想盡管不斷變化發(fā)展，也涉及思想領域的多個方面，但總的來說是渾融的，誰也沒法單獨把與政治有關的思想剔除掉。海德格爾的“黑色筆記本”就有力證明了，他的反猶主義和他的哲學思想緊密結合。更重要的是，這些哲人都涉及對現代性弊端的批判，特別是海德格爾和施密特，時至今日，他們的重要性越發(fā)顯著，更無法回避。馬克?里拉對此心知肚明，他并未否認這些學者對現代性的批判，而是努力洞察哲人心智里的危險動機。

        那么上文的問題二亦可明了：馬克?里拉寫此書的目的，不是給什么人看，而是要想方設法彌合古典思想的品位和自由主義價值這兩個完全矛盾的命題之間的鴻溝。一方面，古典意義上的哲人必然是沉思的，馬克?里拉自己也說“哲學是與日常性爭奪人的存在并對之負責的手段。”而哲人的大敵“日常性”，正是現代社會的“普世氣質”；另一方面，人類社會從思想到結構已經“現代化”，從歷史的角度看，古典價值“回不去了”，哲人只能在自由的制度下才能真正的寫作。

        因此，敢于處理這樣的難題，才顯出馬克?里拉的水準，像卡爾?波普（或新文化運動）這種人（或運動）就只懂得把責任往柏拉圖（或孔子）身上一推了事。因此，本書真正要說的話并不是對六人的評述，而是在最后一篇《敘拉古的誘惑》，這是一篇具有施特勞斯風格的解經短篇，作者利用古典反古典，以哲人反哲人，最終度出了他彌合古今的“金針”：《理想國》里，人具有“理性、血氣和欲望”三種特質，哲人是能夠用理性來統(tǒng)御血氣與欲望的，因此柏拉圖雖然去過敘拉古，妄圖改造僭主，但失敗后就果斷放棄了這種改造，所以他是真正的哲人。而海德格爾、科耶夫、本雅明等人則是欲望駕馭了理性，所以才和納粹、斯大林、人間彌賽亞站在了一起。“暴政并沒有死亡，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我們的靈魂中。只要人們思考政治，只要人類的思考沒有終結，那么服從于某一理念的誘惑就還會存在，激情就會讓我們看不到其中的暴政潛能。”

        馬克?里拉認為，哲人在面對君主拋來的的誘惑時，只要能夠用清明的理性來駕馭欲望，就可以在歷史的選擇中不站錯隊。換言之，哲人面對君主時，最首要的問題是先面對自己的“mind”，先做到“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才能“修身齊家”，再去談論具體的“治國平天下”，哲人當然可以從政，“達則兼濟天下”嘛，大不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嘛，也完全可以批判現代性，政治和學術都是志業(yè)，不存在“知識分子該不該參與政治?”這種可笑的問題。

        于是，作為中國讀者，用儒家的角度來看，馬克?里拉算是主張“心性儒學”了。當然，這種希求哲人們一定要用理性統(tǒng)御血氣與欲望的“心性”理路，在今天是否真能行得通，對哲人是否管用，是不是太迂腐，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而且，哲人的確不同于常人，就像海德格爾在1931—1941年的黑色筆記本里反猶，但這并不影響他在1950年代和漢娜?阿倫特再續(xù)20年代的情緣，而每個人都知道，阿倫特是猶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