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成為兩會熱句。以東晉門閥政治為例，門閥士族必然會導致家族式腐敗，政治敗壞。本文原載《中國紀檢監察報》。

        2014年12月25日，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田余慶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逝世的消息在網絡迅速傳播開來，引發不少學界同仁的悼念。田先生的學生、北大歷史系教授閻步克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他（田余慶）對學術寫作的態度是‘有恨無悔’，寧愿有一些東西沒有寫出來而成為遺憾，也不要因為寫出來的東西不合格讓自己后悔。”正是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讓田余慶先生留下了《東晉門閥政治》《拓跋史探》《秦漢魏晉史探微》等思力精深的著述。

        斯人已逝，斯文長存。田余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講述的是東晉一朝江左幾家僑姓門閥士族與司馬氏皇權結合而運轉的政治史。犖犖大作以翔實的史料和慎密的考證分析，對中國中古歷史中的門閥政治問題作了深入探索。作者認為，中外學者習稱的魏晉南北朝門閥政治，實際上只存在于東晉一朝，具有暫時性和過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門閥士族與皇權共治。最開始是“王與馬，共天下”，即士族瑯邪王氏與皇帝司馬氏共治天下，后因各家士族之間的勢力強弱變化，又出現庾與馬、桓與馬、謝與馬共天下等等情勢。門閥士族之所以不能輕易取代皇權，與各家士族之間彼此制約有關，還與第三種力量——一支由流民帥控制的武裝組織有關。流民武裝在保衛東晉免遭胡族鐵蹄踐踏上立下了汗馬功勞，等到士族不能照舊當權，司馬氏難以照舊垂拱之際，走到歷史前臺的流民領袖人物改變了門閥政治格局，樹立了次等士族的統治秩序。

        該書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來，史學圈內的評價持續走高，相關的書評亦時有所見。于此，筆者并不想在題無剩義之處再作評述，而是以書為引，粗淺談談門閥士族所存在的各種問題。盡管門閥政治只存在于江左時期的東晉一朝，但自東漢以降，門閥士族就起著相當大的政治作用。與漢高祖劉邦起身布衣不同，東漢政權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云臺二十八將幾乎全部都是豪族出身，漢光武帝劉秀與豪族取得協調，成為奪取天下的主因。由此，豪族在東漢王朝享有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權，他們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經濟上兼并土地，經營田莊，漸成割據之勢，最終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體的世家大族。

        門閥士族必然會導致政治敗壞。首先是任人唯親。因為當時的士人主要通過察舉、征辟出仕，被舉辟的人成為舉主的門生故吏。有的士族子弟不論才德，為了利祿不惜諂附、賄賂以求固結。在西晉末和東晉時，瑯琊王氏掌握軍政大權，這就難免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利益集團，以增加自己在朝中的政治能量。門閥士族壟斷了官員選拔機制，從而導致上品無寒門。東晉著名詩人陶淵明便出身寒門，這在門閥貴族把持朝政的東晉王朝中是很難立足的。二十歲時，陶淵明開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謀生路。二十九歲時，出任州祭酒，不久便不堪吏職，辭官歸家。陶淵明的結局尚是好的，東晉初年，丞相司直劉隗法不阿貴，不畏強御，將矛頭直指權傾朝野的瑯邪王氏家族，最后，被王敦以“清君側”的名義給除掉了。

        門閥士族除了任人唯親之外，還致使貪賄之風橫行。西晉在建國之初，官場內部的貪濁之風就十分常見，西晉初年出現的鬲縣令袁毅行賄案幾乎牽涉到朝廷中所有的王公大臣，就連號稱“清慎”的司徒山濤，也接受了賄賂，可見當時朝野上下賄賂公行，已是司空見慣。以一個小小的鬲縣令，竟然能夠賄通朝廷上下，其中要搜刮多少民脂民膏，自然可想而知。這一案牽涉甚廣，本因慎重處理，而晉武帝基于政局“穩定”的考慮，僅僅殺了其中一人作替罪羊，導致貪賄之風迅速蔓延：小官向大官送，大官向更大的官送，大臣之間又互相賄遺，行賄便成了家常便飯，否則便有可能被人饞詬，在政治上被邊緣化，甚至招來橫禍。最終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政治生態。舉西晉一朝，歷三十六年即亡，除了外族入侵的原因之外，還有一種重要成因便是政權過于腐敗。

        與貪賄之風相連的是奢靡之風。由于朝廷對官員貪賄行為的放縱，西晉的官場的聚斂侈靡之風一發不可收拾。魏晉易代之際，以敢于挺身參奏“朝野畏憚”的伊莫而著稱的何曾，入晉之后的奢靡程度，連當年被他參倒的伊莫都望塵莫及。《世說新語》還記載石崇與王愷爭豪，王愷將晉武帝贈送的珊瑚樹拿來給石崇看，石崇看后，拿鐵如意敲碎珊瑚，然后讓下人把家里的各種珊瑚樹拿出來，王愷見狀，悵然若失。此外，有一次，寒門出身的尚書郎劉寔去石崇家，中間上廁所，看到有深紅色花紋帳幕，墊褥很是華麗，兩個奴婢手持香囊。劉寔以為誤入內室，于是退出。石崇說，那是廁所。從這些事例中，可見奢靡流風之一斑。

        概而言之，任人唯親、貪腐橫行和奢靡之風三者之間是相互勾連的，同時，各自之間又會形成相互效仿的態勢，從而產生合力，導致政治生態不斷惡性循環。這種情況的出現，并非偶然現象，而是有其歷史根源和政治基礎。我們知道，司馬氏采用的是一種較為溫和的政治演變手段，即所謂的“禪讓”的方式從曹魏手中奪取政權的，這種方式與漢高祖劉邦自下而上地在“馬背上”建立政權的方式不同，它決定司馬氏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必須以世家豪族的利益為基礎，取得他們的擁護和支持。

        當時，門閥士族雖然在客觀上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譬如王導不僅實現了自己的建功立業，并且使南方的社會、經濟、文化得以在政府管理的情形之下繼續保存、發展。史學家陳寅恪曾指出“王導之籠絡江東士族，統一內部，結合南人北人兩種實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獨立，文化因得以續延，不謂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只論也。”但門閥士族的政治體制最終發生了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彈性。最終表現，就是南北朝時期政權四分五裂，國內長期積貧積弱，對外則是疲軟乏力。

        到了南朝時期，由于門閥世族自身的腐朽，喪失了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統治能力，寒族乘機以軍功崛起，打破了門閥士族一統天下的局面。至隋唐時期，士族制度逐漸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舉制的實施，“取士不問家世”，從而建立了良好的人才吸納機制，使門第不高的寒門子弟能夠通過科考參預政治；二是均田制和租庸調制的推行使部分農民得到了土地，其禁止隨意買賣土地的規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的經濟基礎。最后，隨著唐末農民起義的致命一擊，存續了六七百年的門閥士族終于從歷史舞臺上消失。

        以史為鏡，可知得失。在以公平正義為政治倫理的現代社會中，如果有人背道而行，發展家族式政治——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逆歷史潮流而動，任人唯親、貪賄無忌和奢靡成風，顯然不可能長遠。共和國的基石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也就意味革命史不僅僅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史前史，還是人民解放的歷史，二者是合二為一的。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當下，“老虎”、“蒼蠅”一起打，打破階層固化，打通上下的流通渠道，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正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