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電影《外交秘聞》（Diplomacy）里，沃爾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觟ndorff）巧妙地營造了一個可怖的、幾乎是超現(xiàn)實的氛圍：在拿破侖三世曾經(jīng)幽會情人的屋子里，兩個男人，坐在路易十六式樣的椅子上，手持一杯精致的紅酒，從優(yōu)雅的窗口向外眺望，黎明即將降臨巴黎——而他們正在談論的，卻是這座城市的覆滅。

        《外交秘聞》改編自一部傳奇的法國舞臺劇（由劇作家西里爾·熱利[Cyril Gély]創(chuàng)作）。影片場景就像在舞臺劇里一樣，1944年8月，巴黎在德國占領下混亂的最后數(shù)日，被壓縮到了一個夜晚。這一整夜，兩位重要歷史人物，德國駐巴黎軍事長官迪特里希·馮·肖爾蒂茨（Dietrich von Choltitz）將軍和瑞典領事拉烏爾·努德靈（Raoul Nordling），在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上的莫里斯酒店（H?觝tel Meurice）里，口舌對弈。

        他們這番博弈所下的賭注不能更高了：他們賭的是巴黎的生死存亡。法國丹麥混血演員尼爾斯·阿萊斯楚普（Niels Arestrup）出色地飾演了肖爾蒂茨。這是一個圓胖的老派普魯士將軍，他在1944年夏天被派往法國，成為最后一任駐巴黎的德國軍事長官。他攜帶著希特勒的命令：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投降，不能將巴黎移交給同盟國。德國人將戰(zhàn)斗到只剩最后一人，把這座城市變成廢墟。由于德國的戰(zhàn)敗已然確鑿無疑，肖爾蒂茨別無選擇，只能著手去準備毀掉法蘭西人的首都：摧毀巴黎的每一架橋梁、每一座博物館、每一所教堂，甚至，摧毀埃菲爾鐵塔。另一方面，一位能言善辯的瑞典外交官——由同樣是老戲骨的安德烈·杜索里埃（André Dussollier）扮演——企圖說服肖爾蒂茨將軍放棄這個念頭。

        努德靈竭盡所能勸說眼前這位德國高官，后者在電影里說一口優(yōu)雅的法語。努德靈說道，肖爾蒂茨無法承受淪為炸毀巴黎之人的后果：這一行徑不僅是反人類的，更是反文明的罪行，并且，它會致使德法兩國在幾個世紀里再無機會重修于好。肖爾蒂茨抵制了這一建議，他聲稱自己不能違抗希特勒的命令，畢竟，他是一名軍人。此外，如果他背叛了領袖，他遠在德國的家人便會有滅頂之災。不過，這位已然充分意識到希特勒荒謬性的將軍，在得到瑞典外交官保證他家人安全的許諾后——努德靈會親自確保他們在抵抗武裝的幫助下，偷越國境，前往瑞士——便答應挽救巴黎。

        電影的結尾告訴我們，努德靈顯然沒有幫助肖爾蒂茨的家人。不過，當全世界最美麗的首都得以被保存下來，這樣一個小小的謊言又算得了什么？通過酒店窗外的景致，電影暗示了巴黎之美：這些仿佛通過窺視捕捉到的美景，宛如海市蜃樓一般。這樣處理，比起簡單拍攝幾個著名地標鏡頭來說，更能讓人們對于迫近的毀滅將導致的慘狀感到痛心疾首。

        即便《外交秘聞》并沒有完全擺脫舞臺劇的影子，它依然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故事，既有充足的戲劇沖突，也不乏精彩的演繹。電影沒有把這位德國將軍塑造成一位英雄，他更像是一個有著深度缺陷的人，盡管這個人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但為什么會這樣呢？在肖爾蒂茨本人名為《巴黎燒了嗎》（Is Paris Burning，1951）的回憶錄里，他極力宣稱：他這么做是出于對巴黎的熱愛，他違抗希特勒是因為他知道后者瘋了。這本書激發(fā)了更早一部關于這個故事的電影，雷內·克萊芒（René Clément）的《巴黎戰(zhàn)火》（1966）。其中，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扮演努德靈（他演的努德靈比杜索里埃像得多），杰特·弗羅比（Gert Fr?觟be）扮演肖爾蒂茨——這是位典型的好萊塢式德國演員，他肥頭大耳的樣子，也比尼爾斯·阿萊斯楚普更像肖爾蒂茨。

        不同于之前的電影，《外交秘聞》的編劇施隆多夫和熱利，并沒有完全被將軍那些自我吹噓的記述牽著鼻子走，所以這部電影便呈現(xiàn)為一個渴望拯救家人的故事。但是，要說肖爾蒂茨會將他妻兒的命運托付給一個瑞典的外交官，尤其是，要將他們的性命系于一支地下抵抗力量的匹夫之勇，這同樣也令人難以置信。真實的歷史是，肖爾蒂茨的家人因為德國國內的動亂而得救，混亂之中，他們保持低調，不被人注意。將軍本人在1944年8月底向法國抵抗武裝投降后，便被移交給了盟軍。他先在倫敦市外的一個高級軍官戰(zhàn)俘營，后在密西西比的克林頓戰(zhàn)俘營（Camp Clinton）度過了一段相對舒適的囚禁生涯，于1947年獲釋。

        傳奇是這兩部電影共同的問題。《外交秘聞》很大一部分是虛構的。沒有德國人和瑞典人的徹夜長談。肖爾蒂茨家人的命運也從未成為問題。希特勒更沒有像《巴黎戰(zhàn)火》暗示的那樣，在電話那頭對肖爾蒂茨咆哮：“巴黎燒了嗎？”（他倒有可能對另一位阿爾弗雷德·約德爾[Alfred Jodl]將軍吼出這句話。）無論如何，不管希特勒本人的意愿怎樣，1944年8月德軍并沒有摧毀巴黎的必要手段，就像他們將在那年的稍晚時候炸毀華沙那樣。

        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是：努德靈的確同肖爾蒂茨有過幾次會面，主要是為了安排釋放法國政治犯，以及商議一份停戰(zhàn)協(xié)定（停戰(zhàn)同時遭到了共產(chǎn)黨抵抗者和德國納粹極端分子的威脅）。我們還知道，不論肖爾蒂茨的言談舉止如何顯示出貴族氣派，他卻一度是個異常殘酷之人。他要為1940年摧毀鹿特丹市中心負責。更有甚者，他的兵團在1942年夷平了蘇聯(lián)的塞瓦斯托波爾市，肖爾蒂茨還忠實地執(zhí)行了“清算”猶太人的命令。他的所作所為完美地詮釋了東部前線的德軍軍官是如何同納粹種族屠殺沆瀣一氣的——這一可恥的事實直到最近才在德國被承認。

        對于肖爾蒂茨在巴黎的投降，最為合理的解釋是：他很清楚自己的絕望處境，為了免遭失敗，他避免了這自殺性的最后一戰(zhàn)，并認為借此能在戰(zhàn)后博取好名聲。使巴黎免于戰(zhàn)火將是掩蓋自己不堪過去最為有效的辦法。通過讓人們誤認為是他勇敢的決定使這座城市幸免于難，肖爾蒂茨便以一個英雄而非戰(zhàn)犯的形象被載入史冊。

        當然，在舞臺或銀幕上把歷史戲劇化，本無可厚非。在戰(zhàn)爭的大環(huán)境里，努德靈和肖爾蒂茨的真實動機也無足輕重。只是，歷史虛構，尤其電影里的歷史虛構，唯一的風險是，它到頭來會在公眾記憶中，把實際發(fā)生的一切統(tǒng)統(tǒng)抹去。不過，施隆多夫不是一名歷史學家。這部電影最好的觀看方式，是將它視作一個愛慕巴黎的故事。人們可以對電影再現(xiàn)的歷史事件有不同的闡釋，但是，施隆多夫巴黎之愛的價值卻是毋庸置疑的。

        （俊卿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