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的賀歲片《狼圖騰》引起爭議，焦點在狼是否蒙古人的祖先和圖騰。蒙古族作家郭雪波連續發表多條微博，怒斥《狼圖騰》小說和電影胡編亂造：“狼從來不是蒙古人圖騰，蒙古所有文史中從未記載過狼為圖騰！這是一漢族知青在草原只待三年，生生嫁禍蒙古人的偽文化！”他還說：“狼是蒙古人生存天敵，狼并無團隊精神，兩窩狼死磕，狼貪婪自私冷酷殘忍，宣揚狼精神是反人類法西斯思想。”蒙古族學者額魯特·日·額爾登木圖也撰文批評《狼圖騰》，指出小說和電影中許多不符合蒙古族社會習慣、違反草原生活常識的描寫，小說改名為《北京知青養狼記》才貼切，因為狼不會是草原社會的圖騰，不過是《狼圖騰》作者自己的圖騰而已。

        這些批評也激起一些反批評，主要是指出《蒙古秘史》開篇所記蒼狼白鹿的歷史敘述。《秘史》首節的明代總譯是這樣的：“當初元朝人的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與一個慘白色的鹿相配了。”郭雪波反駁說，孛兒帖赤那（B?rte-?ino，旁譯“蒼色狼”）與豁埃馬闌勒（Qo'ai Maral，旁譯“慘白色鹿”）是人名，不是狼和鹿，正如姓馬的祖先并非一匹馬，叫龍的并不是一條龍。雖然這個理解在《秘史》研究者中絕非主流，但也值得重視。只不過，古代讀書的人和聽故事的人，不管懂不懂蒙古語，未必會在這個問題上很留意。正如研究希臘神話與古希臘社會生活關系的學者所說，對于古希臘人而言，“神話就是真實的歷史”（Paul Veyne, Les Grecs ont-ils cru à leurs mythes? 英譯本，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59頁）。絕大多數中國古人在講三皇和盤古（槃瓠）的時候，是不會抱著科學的懷疑主義態度的。顧頡剛猜測“大禹是一條蟲”所引發的反感和嘲弄，從不同時代不同人群對歷史敘述的不同敏感反應的角度去觀察，就另有一種認識價值了。

        蒙古族知識分子對《狼圖騰》的激烈批評（必須說明，持批評立場的遠遠不止蒙古族，且批評者的側重各不相同，我這里只涉及狼祖崇拜這一個問題），讓我聯想起一場（或多場）未見于歷史記載但我確信發生過的同類型爭吵。唐代前期，在長安的突厥貴族青年與唐人交往時，唐人會提到史書關于突厥人的始祖母是一頭母狼的記載，而在長安長大并接受漢文化教育的突厥青年大概不會喜歡這個話題。要么否認這條記載的可靠性，要么給出另外的起源解釋，總之這樣的爭論不會讓已經熟悉漢文化的突厥青年感到愉快。而參與爭論的唐人，由于深信唐朝官修史書《周書》（稍后流傳更廣的《北史》還加以轉載），對突厥青年的回避和否認也一定大大的不以為然。值得注意的是，那時唐朝上層社會的青年中還頗有一批人傾慕突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為代表），對突厥的游牧社會投注了浪漫的想象和向往（比如承乾太子就夢想著到突厥去當個將軍），他們不會覺得以狼為祖的歷史追溯有什么不妥。當他們以羨慕和贊賞的語氣說起突厥的狼祖故事時，他們怎么也無法理解突厥青年所感受到的羞辱和憤怒。

        《周書·突厥傳》記有兩個不同的突厥起源故事，都涉及狼祖先。一個是這樣的：突厥汗族阿史那氏的祖先部落遭到鄰國血洗，只剩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雖然鄰國士兵起了惻隱之心不忍殺害，還是砍了他的雙腳，棄于草澤。一只母狼銜肉來給男孩吃，救了他的性命，他長大就和母狼交合，使母狼懷孕。盡管他最終還是被鄰國國王派人給殺掉了，但母狼幸得逃至高昌北邊的山里（阿爾泰山？），生下了十個男孩，其中之一就是阿史那。大概由于細節比較生動，這個故事對后世讀者的影響最深。《周書》又用“或云”的方式，在母狼傳說之外記下了另一個起源故事，根據這個故事，突厥的祖先阿謗步出于匈奴以北的索國，有十七個孩子，“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伊質泥師都“別感異氣，能征召風雨，娶二女，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阿史那就是伊質泥師都的孫子。阿史那的兒子被立為阿賢設（可還原為Aslan ?ad），遂開創其后突厥的歷史。《周書》在記載了不同的起源傳說后，總結了一句：“此說雖殊，然終狼種也。”很顯然編纂《周書》的史臣們遇到過史料選擇的困難。突厥起源竟有多種說法，難以確定何者為正，史臣們只好把兩個說法都記下來，好在兩個說法中都有狼生的因素，可以籠統地確定突厥“終狼種也”。

        《周書》的處理方式顯示出唐初史臣某種值得表揚的謹慎，但還不能據此就認定他們見到的突厥起源傳說只有這兩種，也就是說，不能假定他們沒有排除掉其他的說法，特別是與狼生無關、不足以證成突厥為狼種的那些說法。《酉陽雜俎》有一條就是與狼絕不相干，稱“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還記有射摩舍利與一位海神女交往的經歷。這種海神故事似乎與突厥向中亞發展的歷史有關，而類似的起源故事也許還有多種，經過史臣揀選淘汰，就只剩下兩種與狼生有關的說法進入了正史。研究者認為，多種起源傳說的并存，說明突厥帝國的多元構成。換一個說法，起源傳說的豐富多樣，說明突厥帝國還沒有完成對歷史敘述的整理，還沒有使某些記憶沉寂下去直至遺忘。《酉陽雜俎》還有一條說“堅昆部落非狼種”，似乎是強調黠戛斯的歷史起源不同于突厥，可見唐人已經有“突厥為狼種”的基本認識了。也許就是因此，《周書》這樣解釋突厥人在旗桿頂端置金狼頭以及侍衛被稱為“附離”（b?ri，狼）的原因：“蓋本狼生，志不忘舊。”

        這一史料要想在現代歷史學中確立其歷史真實性，還要經受一番現代史學方法與觀念的審視。首先我們不能認為唐朝史臣所記錄的突厥起源，與突厥汗國官方的歷史敘述是一致的。現在已無法確知古代王朝如何獲取和整理有關域外的史地知識，估計總是以各類使者的出使報告為基礎的，當然也有對域外來使的采訪所得。不過，這些知識得自中間人的必定居多。所謂中間人，在中古時期主要是粟特人。突厥人自己也有同樣的說法嗎？突厥人也會講述狼祖故事嗎？迄今所見突厥汗國方面的文字史料，無論是突厥文還是粟特文，都沒有提到狼生起源。第一汗國的粟特文布古特（Bugut）碑，第二汗國的鄂爾渾突厥文三大碑，都敘及汗國歷史，但一點也沒有提起狼族傳說，不能不讓人起疑。一些學者開始質疑《周書》里的狼生故事，懷疑狼生傳說是一種外界的而非突厥自己的認知。著名突厥學家克勞森（Sir Gerard Clauson）1964年發表了一篇《突厥與狼》，懷疑把突厥說成狼的后裔是中國人的編造，目的是貶低和侮辱突厥人。這種將信將疑的局面在布古特碑發現后有了轉變。前不久剛剛去世的著名突厥學家克里雅什托爾內 （S. G. Kljastornyj）在1971年發表了有關布古特碑的報告，認定布古特碑殘破的碑首刻的是一只母狼哺育小兒的形象，這使得對突厥狼祖傳說頗有懷疑的學者也頓時沉默了。

        然而爭議還遠遠沒有結束。嗣后這么多年來，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布古特碑的學者越來越多，對碑首“狼乳小兒”主題的懷疑開始出現。我自己于2006年夏天參加一個考察隊在蒙古中西部考察，曾到達著名的花園城市車車爾勒格（Tsetserleg），觀摩收藏在后杭愛省博物館的布古特碑。如果不是有母狼乳兒的先入之見，說實話現場感覺難以看得那么清楚。不過，我在一個月后代表考察隊所寫的考察日志里，不敢表達這種疑惑，仍然寫道：“蒙蒙細雨中，碑身和龜趺都有一點黯淡的赭紅色，碑頂部母狼以乳哺幼兒的雕像，雖然殘缺有三分之一強，但還是那樣鮮明。龜趺是中國式的，但模仿的意味很重，在似與不似之間。”這個“似與不似之間”其實也是我對整個碑首雕像的印象。回國后很長時間，我經常看我們從各個角度拍攝的照片，越來越懷疑母狼釋讀的可靠性。

        有這種懷疑的人顯然還不少。2011年3月Michael Drompp在美國東方學會年會上發表會長致辭，題為《內亞獨狼》（The Lone Wolf in Inner Asia），對布古特碑首的雕像進行細致的分析，他并不懷疑狼雕像，但他否定了狼身下的小兒，因此碑首的雕像是對中國式碑刻形式的模仿，只不過用狼替代了龍形的六螭而已。Drompp的這個質疑還比較慎重，但他指出碑首是對中國碑刻似是而非的模仿，這一點是很重要的。2012年初冬我在紐約大學的古代世界研究所（ISAW）與著有《突厥在中亞：考古與歷史研究》的S?ren Stark聊天，說到布古特碑的性質與所謂母狼主題的問題，他并不贊成母狼說，他認為那只是龍（六螭），但因為粟特人不善于處理石頭材料，對中國碑刻的形式和技藝又不熟悉，所以碑首龍不像龍，碑趺龜不像龜。——我說這些，當然不是想證明現在已經有足夠的理由否定母狼雕像，事實上證據還很不充分。2013年夏天我在土耳其和參與土蒙兩國聯合調查古突厥遺跡項目的Cengiz Alyilmaz再一次談起布古特碑，他依舊堅信那是母狼哺育小兒的雕像。

        突厥人是否稱自己為狼種？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舊唐書·突厥傳》記錄突厥毗伽可汗對唐朝使者袁振所說的話，有“吐蕃狗種”，是貶斥吐蕃的話。游牧文化并不賤狗，恰恰相反，狗是人類最親密的朋友，所以成吉思汗最勇猛的四員戰將被稱為“四狗”。可是“狗種”的說法就不一樣了，是以狗為祖宗，所以在毗伽可汗心目中就具有了低賤的性質。中國史籍中稱犬戎、槃瓠之類為狗種，既含有前古典人類學的分類意義，又多少含有貶斥和輕蔑，是一種蔑稱。在這個意義上，很難想象突厥人會自稱狼種。但是，草原上可能很早就流傳著狼生故事了。《北史·高車傳》敘高車起源，就講了匈奴單于的小女兒與狼為妻產子“滋繁成國”的故事，曲折生動，既解釋了高車何以在語言和文化上與匈奴接近，且被稱為匈奴的外甥（匈奴單于女兒所生），又解釋了為什么高車人會有類似后世蒙古長調那樣的音樂形式（“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多有研究者據此認定，狼生傳說深植于突厥語（Turkic）各人群的歷史記憶之中。

        突厥與高車的狼生故事并不見于其他突厥語人群，特別是不見于這些人群自己的歷史敘述。出于高車的回鶻（回紇）與唐朝關系最深，卻不見這類記錄。有學者舉出阿爾泰系各人群中部族、官稱、地名或人名多有以“狼”（?ino，b?ri等）為名者，以論證狼祖傳說在阿爾泰文化中的普遍性。其實以動物入專名，是人類各文化的普遍現象，和狼祖傳說沒有直接關聯。也有人舉成書于13或14世紀的察合臺文《烏古斯可汗傳說》（Oghuz-nāme）中灰狼引領烏古斯可汗出征的例子，說明狼在維吾爾等突厥語族群中的重要性。可是作為向導的狼，與作為祖先的狼，完全不在一個價值平臺上。狼作為向導引導英雄走出困境，是草原文學一個很重要的敘事母題。《魏書·穆崇傳》記穆崇遭困，遇白狼引領得救，道武帝“命崇立祀，子孫世奉焉”。穆崇家族世祀白狼，會不會被不知原委的人另作解釋呢？有意思的是，這個母題還影響到中國北方。《宋書·王懿傳》記王懿（仲德）從北方南逃時，遇洪水阻路，“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王仲德由此得救。這像是王仲德到江左以后自己所講的故事，很可能他借用了當時北方人已比較熟悉的白狼引導英雄脫困的草原母題。

        研究者早就注意到突厥狼祖傳說與烏孫王昆莫被母狼乳養的故事頗為相像。《史記·大宛列傳》記張騫敘昆莫之父所在的小國為匈奴所滅，嬰兒期的昆莫被丟棄在野外，“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匈奴）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昆莫長大后率舊民復國，即烏孫國。張騫大概是在西行途中聽說這個建國故事的，當然不一定是烏孫國自己的官方敘述。與突厥狼祖傳說不同的是，昆莫受狼乳養之后，并沒有和狼交合，烏孫王族的祖先里面并沒有一只母狼。不過，在古代草原游牧社會里，生與養是同等重要的。既然接受母狼乳養而得成長，那么認狼為母亦可謂順理成章，盡管有一點小小的跳躍。這種跳躍是文化傳播（神話母題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流動）過程中常常會發生的變異。從這個認識出發，我認為突厥和高車的狼祖傳說并非自突厥語諸部族自身文化傳統中生發出來，其原型母題是西域地區烏孫和其他印歐語社會古老的部族英雄得到母狼乳養的傳說，這一起源母題的背后，正是古印歐語（Proto- Indo-European）各人群所共享的古老的“神話-傳說”傳統。

        印歐語系各人群中母狼乳養英雄母題最著名的傳說，就是羅馬締造者孿生兄弟羅慕洛（Romulus）和瑞穆斯（Remus）被棄于野外時被母狼乳養的故事。這個故事隨著羅馬城、羅馬共和國及羅馬帝國的輝煌成長，向北非和近東彌散，成為重要的藝術題材。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Guitty Azarpay有一篇文章《近東藝術中的羅馬孿生兄弟》（發表在Iranica Antiqua第23卷，1988年），列舉了大量有趣的例證。這個母題還出現在中亞7世紀的蘇對沙那（Ustrushana）地區的一個壁畫里。兩年前去世的德國近東考古學家Burchard Brentjes有一篇《蘇對沙那君長的藝術與宗教》（刊于三卷本論文集Orientalia Iosephi Tuccimemoriaedicata的第一冊，1985年），有最為集中的描述和分析。不過對于東西方印歐語人群來說，這個故事母題的起點并不是羅慕洛兄弟，應該還有更深遠的淵源。古波斯有關祆教創教人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幼兒期傳說中，有他先得牛馬庇護，再得母狼喂養的故事。不過由于狼在祆教教義中屬于惡魔之獸，祆教徒把這個故事略加改造，說母狼把瑣羅亞斯德接納進狼窩以后，專門去抓了一只母羊來喂養他，可參看Mary Boyce《早期祆教史 》（A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The Early Period, 1975年，第279頁）。東方之外，古日耳曼人群中也有很多同類型的傳說，比如條頓英雄齊格弗里德（Siegfried），傳說他母親在生下他之后就去世了，他靠著一只母狼的乳養才得生存。在這個專題上，Kim McCone《印歐語系的狗、狼和武士》一文進行了全面探索（載于W. Meid主編的Studien zum indogermanischen Wortschatz，1987年，第101-154頁）。

        烏孫王昆莫受母狼乳養的傳說就屬于印歐語古文化傳統的一部分。這一故事母題向中古突厥語（Turkic）各部族（突厥與高車）的傳播，其實是突厥語自身從蒙古高原向西發展的結果。對于突厥語早期的西向擴張，我有一個假想，就是“突厥汗國之前的突厥化”，指的是從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6世紀之間，大致上就是匈奴帝國崛起至柔然帝國覆滅這個時段內。匈奴以單于家族為核心的統治集團在進入漠北建立帝國統治之前，是說某種伊朗語（Iranic）還是說某種突厥語 （Turkic）或蒙古語（Mongolic），我們這里不加討論，正如亦鄰真先生所指出的，進入漠北之后的匈奴勢必經歷突厥化過程。柔然的統治部族雖然說某種古代蒙古語，帝國的基礎和主要力量卻是突厥語各部族。因此，匈奴和柔然帝國時期，突厥語人口向西深入擴張，統治并同化了西部草原地帶各原伊朗語部族，我稱之為早期突厥化過程。即使在兩個帝國之間的無帝國時期，這個過程也在持續進行中。這一過程的歷史成果，就是最終推翻柔然帝國的，竟是從原伊朗語地帶崛起的突厥部族，以及西突厥汗國能夠動員足夠的人力物力實現對中亞的持久統治。原伊朗語人口被卷入突厥語世界，古印歐語人群的許多文化因素也隨之進入突厥語社會。我認為母狼乳養英雄這一母題就是這樣進入某些突厥語部族的，這才引發了由乳養向狼生敘事類型的轉變。

        而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崛起之前，蒙古草原上也有一個緩慢而長期的蒙古化過程，也就是相當多的突厥語人口逐漸融入蒙古語部族。這個過程中，狼祖和狼生的母題也被吸收進某些蒙古語社會的起源傳說中。余大鈞先生說：“成吉思汗遠祖原為山林狩獵人，后來走出山林西遷到草原上轉變為草原游牧人，因此既繼承了狩獵人祖先母系氏族時代的鹿圖騰觀念鹿祖母傳說，又繼承了草原游牧民的狼圖騰觀念狼祖傳說，這樣就形成了《秘史》開卷所載的成吉思汗祖先為蒼狼、白鹿的傳說。”這一解讀代表了蒙古學家比較共同的認識。其實《蒙古秘史》并沒有標明孛兒帖赤那與豁埃馬闌勒的性別，現代學者的這種理解顯然是憑借了大多數社會里先父后母的表達習慣，只是這未必符合該起源傳說的本意。世界范圍內的起源神話往往有某種特意的模糊，孛兒帖赤那與豁埃馬闌勒就是這種類型的模糊先祖，不應該按照現實中的雌雄原則去探討他們的結合細節。

        母狼乳養英雄這一故事母題中的母狼，早已超越了現實生活中對人類社會構成威脅的那些狼，而具有某種神性和天意。因此，起源傳說中的狼，不可以與游牧生活中威脅羊群的狼劃等號。崇祀狼祖的游牧人，出門就會毫不猶豫地殺死尾隨他的畜群的那些野狼。生活中的狼，從來就不是人類的朋友。突厥語和蒙古語典籍中，多有以狼罵人的話，罵者絕不會認為這是對傳說先祖的冒犯。《魏書·官氏志》記代人姓氏改革，“叱奴氏，后改為狼氏”。叱奴，即《秘史》之“赤那”（?ino）。我認為，《魏書》這條記事很可能是有訛字的，改為“狼”雖然保存了原姓的字面意義，卻與漢文傳統有一定的不合，所以我猜這里其實是改為“郎”氏。清代滿人八大姓中有鈕鈷祿，鈕鈷祿（Niohuru）即滿語之狼，后改為郎氏，便是同一個道理。當然，叱奴也好，鈕鈷祿也好，盡管可能出自他們的部族稱號，但絲毫不意味著這些部族曾經以狼為圖騰，更不意味著這些部族會有狼祖起源的歷史記憶。

        跨語言跨文化的起源母題傳播，在漢語社會中也有很多例證，槃瓠（盤古）傳說就是最著名的一例。而母狼乳養英雄這一母題從印歐語人群進入阿爾泰語人群之后，也慢慢進入了漢語社會。華夏傳統從沒有母狼乳養某位先祖的故事類型，先秦時代只有“南蠻起源”的楚國有人接受過雌虎的乳養。《左傳》宣公四年記楚國的子文初生時被棄于云夢澤，“虎乳之”。華夏（漢）社會里接受狼乳的先祖故事出現得很晚。今甘肅慶陽市慶城縣有“狼乳溝”，說是周先祖后稷被母狼哺育的地方。《慶陽縣志》狼乳溝條下，引《太平寰宇記》云：“陜右慶陽府有狼乳溝，乃稷棄于野，狼乳之地，后人遂以名溝。”《太平寰宇記》其實沒有這一條。后稷傳說最早見于《詩經·大雅·生民》和《史記·周本紀》，但都沒有說后稷得到母狼乳養的事。《詩經》稱“棄之陋巷，牛羊腓字之”，《史記》不提牛羊乳養。《藝文類聚》卷十引《史記》，則稱“棄之陋巷，牛羊乳之”。但畢竟都不曾提及母狼乳養。把慶陽狼乳溝與后稷聯系起來的文獻證據，我能查到的最早出自《明一統志》卷三二：“狼乳溝，在邠州南二里，世傳即后稷棄而狼乳之地。”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轉載了這一說法，遂造成更大影響。可見母狼乳養母題引入后稷故事里，當在宋元間。

        狼祖傳說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并不會自動出現在任何與狼有密切接觸的人類社會里。有人傾向于認為狼祖故事證明游牧社會與狼有著更加深切的歷史聯系，在我看來就是沒有看到這類故事母題對于游牧文化來說，也是一個舶來品。我想，這類古老母題的跨文化跨語言流動，真是在在顯明了歷史本身的豐富與生動。

        （本文原載于《文匯學人》2015年3月6日刊，原題為《作為歷史的狼祖之說》。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