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的大量調查資料，是近代史研究的一個寶藏，在學術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接觸滿鐵資料是在1980年代中期，當時在南京農業大學農業史專業讀碩士研究生，研究山東棉花種植史。我的導師章楷先生指示我去讀當時藏在南京農業大學圖書館和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的滿鐵資料。

        章楷先生今年接近百歲，對各種近代資料非常熟悉。據他說，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的滿鐵資料是他不辭辛苦地從北京帶到南京的。當時章先生在北京出差，恰好中國農業科學院圖書館準備放棄這批資料，他們認為這些材料可以作農業史研究之用，就把幾大麻袋的舊書交給章先生。

        當時我只看了一點點，以后重回南京農業大學讀博士生，學習了日語，作博士論文時，也只用了一點滿鐵資料。直到在復旦大學作博士后時，我將研究課題定為“傳統社會末期的華北生態環境史”，這才系統地利用滿鐵資料。復旦大學的滿鐵資料并不多，所以，我重新在南京農業大學、北京圖書館等地收集有關華北地區滿鐵資料。想來也是幸運，當時的圖書館還允許復印這批資料。

        在研究華北生態史的時候，我意識到日本人對蒙古草原可能有非常好的研究和調查。留復旦工作后不久，就開始著手研究蒙古草原的生態史。遼寧檔案館和大連圖書館都有許多滿鐵資料，其中關于蒙古草原地區的調查資料甚多。遼寧檔案館甚至還有滿鐵當時的原始草原調查報告，有許多游牧圖。

滿鐵調查是20世紀近代史研究的核心資料之一

        滿鐵資料主要形成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內容涉及到城市、鄉村、農村與農業、工商業、地理資源與風俗等各個領域。這些資料由設在大連的調查部組織完成，目的無疑是為日本當時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擴張服務。滿鐵調查人員隊伍龐大而專業，他們有組織地對中國的城市、鄉村、農業、工業、商業、軍事、資源、物產、地理、風俗等各個領域進行了或粗或細的摸底，資料浩繁。各種資料與報告多達6萬多種，670萬頁。

        七七事變以后，類似的調查資料雖然有，數量卻明顯下降了。滿鐵調查人員大規模進入中國后，日方建政的目的似乎達到了，這種工作也減少了。這種調查工作，一定程度上也是起源于一個擴張的國家對一個幅員廣大地區的陌生感。日軍占領華北等地后，這種陌生感相對減少，調查的工作也少了。

        就規模而言，滿鐵資料是近代研究的三大批資料中的一批，其它兩批資料當為民國社會調查和中共的1950年代檔案。這三批資料構成20世紀近代史研究的核心資料，是一個國家或集團對傳統中國轉型期一種近代化的調查，對近代的政治建構有極大的幫助。

        在這三批資料中，從規模上看，最弱的是民國時期官方或大學進行的調查，只能代表民國知識分子的學術實踐活動，調查資料分散而不系統，質量也參差不齊。中共早期就致力于農村調查，1950年代初建政，各地政府做了大量地上社會的普查資料。這三批資料都體現了國家和集團的建政目的。

滿鐵如何進行中國農村調查？

        至于滿鐵資料的質量，我以為可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大量收集的關于中國內外的各種資料，數量非常之多，質量較低，因為大部分資料可以見之于當時的其它報刊雜志；第二個層次是實態調查資料，較少；第三個層次是滿鐵調查部出版發行的調查資料，這部分調查質量最高，數量相對更少。這一部分出版的滿鐵資料對中國教育產生過很大的作用。

        1985年以前，一些大學圖書館都藏有這批公開出版的滿鐵資料，資料按內容分類地列于各個學科目錄，成為教學參考書的一部分。1985年以后，各地圖書館為了保存資料，將其單獨保存。

        在滿鐵調查資料的形成過程中，許多日本學者和大學生貢獻了力量。比如，白鳥庫吉負責滿鐵支持的滿鮮歷史地理調查室，著名的中國農史專家天野元之助親自參加滿鐵松江縣的調查。松江縣華陽橋村的調查成為目前學者研究江南傳統農業的重要資料。當時的滿鐵調查中的學術成果有許多發表在《滿鐵調查月報》。

        滿鐵相關組織在進行調查工作時，往往有固定的模式。在農業與農村的實態調查中，調查人員一般分別將村莊的地理、人口、居住條件，各等農戶農田規模，勞動力投入狀態，收支狀態進行有系統的考察。一些是調查人員親力所為，這種資料質量較高。大多數調查資料往往是間接的。這種資料的形成源于調查人員進入鄉村后，鄉村有關人員對他們有目的地提供。這樣的材料，像當時中國其他調查資料一樣，存在著真實性問題。

        王家范先生在一次會議上曾就滿鐵資料的數據統計真實性問題發表過高見。王先生認為這些資料的數據，可能是當時中國鄉村負責人應對日本人和各等人員的數據，真實性大大值得懷疑。以滿鐵實態調查中的一些鄉村人口田地數為例，如果以這些數目進行推算的話，結果大為可疑，當時調查的田地數字較實際為少，人口較多，田地的收成不足養活一個村莊半年甚至幾個月的消耗。當然，國內的其它統計往往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中國管理中的畝制、稅制存在嚴重的混亂，表面上的數據很難說明什么，滿鐵調查資料也難以逃出這樣的宿命。

        筆者曾對山東惠民地區的孫家廟村作過采訪。據老人回憶，當時的日本人只是找到了村里幾個相關負責人，到小學堂里問了兩個星期就走了。當時的地保一類的人，對各路調查人員都有一套對策，說出的數字估計不外乎應付地方政府的那一套。所以，正確地使用滿鐵資料，仍要對資料進行一個相對的判斷。

日本人最關心什么？——東北、東蒙和華北的農牧業

        滿鐵資料主要關注中國三個核心區域：東北、東蒙（內蒙古東部）和華北，江南的滿鐵資料也有一些，但相對較少。

        最富于人類學、社會學的調查資料集中于華北地區，那是一批鄉村社會慣行的調查資料。當時的滿鐵對華北許多村落進行了最富現代社會史、法制史的調查，由調查人員親自發問，親自收集當地的文獻。這些進行過實態調查的村落包括河北省沙井村、欒城寺北柴村、昌黎縣候家營、良鄉縣吳店村、山東歷城冷水溝、山東恩縣后夏寨等村莊。

        這些地區的慣行調查資料后經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結集，形成了六卷本的《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此書分別在1955年和1981年由巖波書店出版，學者簡稱為《慣調》。此書的出版，為一大批戰后學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仁井田陞先生對此書極為熟悉，他研究中國的鄉村習慣法時，就熟練地引用了此書的資料。就本人所關注的生態環境史而言，此書里面有大量的環境信息，不單關于水利慣行和水利管理的資料，還包括一些對具體生態與社會問題的調查，如高田與低田、肥田與薄田、遠田與近田的租制問題。

        在東北一帶，最有價值的一批社會史研究調查資料是滿州舊慣調查資料。《滿洲舊慣調查報告》自1910年代開始形成。滿鐵早期投入較多的人力與物力于滿洲舊慣調查，也是為了日本戰略上經營東北。

        《滿洲舊慣調查報告書前篇ノ內：蒙地》（大同印書社，1914年）涉及到東北蒙地的慣行。天海謙三郎編的《一般民地》（上、中、下三冊）形成于1915年，天海謙三郎是研究中國土地制度史的大家。《一般民地》不但記載了大量的清代放荒的各種條例和制度，而且記載了這種制度在一些具體的地區的表達，其中有許多契約。《錦熱蒙地調查報告》（偽滿地籍整理局，1937年），共分三卷，也屬于鄉村習慣調查的資料，書中收集了大量清代契約，詳細地介紹了東蒙和東北一帶的地租制度。對許多地區調查時回溯到200多年以前，于是這份資料不僅是研究近代中國土地制度，也是研究清代土地制度的資料。

        滿鐵對蒙地的土地調查也有很多，滲透到各地區、各專業，對社會經濟史研究有相當的價值。至于滿鐵在東蒙的調查，除了土地制度外，非常有特色的調查是游牧業和草原的調查，無論是從畜牧學還是從民族學和社會學角度出發，近代關于傳統蒙地游牧業的實態調查基本上沒有進行過，正是滿鐵調查和以后偽滿的興安局的一些調查，補充了這方面的不足。

        《東部蒙古志》（明治四十一年）是一本出版較早的對整個東蒙南部的調查資料，與后期資料相比，這套志書的內容以簡單描述為主。主要描述道路兩旁的村莊、農田與草原的景觀。滿鐵庶務部1929年左右出版的一套《東部內外蒙古調查報告書》，不但有對村莊和農牧業景觀的描述，對商業網絡的描述也很詳細。

        滿鐵調查部的一些重要農牧業的調查資料有：《興安西省及熱河管內役畜資源現態調查》，昭和十四年六月；《蒙疆北部ニ於ケル牲畜業》，昭和十四年三月；《興安西省札魯特旗、阿爾科爾沁旗畜產調查報告》，昭和十四年四月；《興安西省札魯特旗、阿爾科爾沁旗畜產調查報告》，昭和十四年四月；滿鐵北支事務調查課：《蒙疆牧野調查報告》（工滕丹等主持），1940年；“興安局”調查科：《興安北省に於ける牲野并放牧慣行調查報告》，1939年；新京支社調查室：《呼倫貝爾地方牧野植生調查報告》，南滿州鐵路株式會社，昭和十八年；滿鐵鐵道總局：《呼倫貝爾畜產事情》，昭和十二年；《蒙疆牧野調查報告》（巖田悅行等主持），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1943年。

        在中部內蒙古和東蒙的呼倫貝爾地區，滿鐵和偽滿州國都有詳細草原和游牧業調查。在東蒙南部的農牧交錯地帶，滿鐵的調查資源更多。滿鐵調查部1939年出版的《興安西省札魯特旗、阿魯科爾沁旗旗畜產調查報告》中，對札魯特旗和阿魯科爾沁旗的游牧狀況、畜產數量和草原狀態都作了一定的介紹，這本資料的可貴之處在于其對農牧結合型態的描述，特別是對以游牧為主、以農業為副生產型態的描述。

特別關注：三河馬、三河牛從哪里來？

        在東蒙和東北地區，滿鐵調查部還關注了一個非常特殊地區的生產與社會實態——位于現在呼倫貝爾盟額爾古納市三河地區的畜牧業。

        蘇聯發生十月革命后，一些俄國人聚集到三河地區，形成了一個特殊的俄國人村落，他們與偽滿當局達成協議，實行舊俄時期的東正教和政治與社會組織，形成了一種穩定的自治制度。在這里，俄人的畜牧業經營和農牧產品加工業特別有成效。他們用俄國的牲畜品種與當地品種雜交，形成了名震中外的三河馬和三河牛，三河馬一度成為賽馬。這里產出的農產品也賣到了中國北方等大城市。

        滿鐵對這一地區的生產形態非常感興趣，動員了人力、物力進行調查，形成了許多調查成果。諸如：滿鐵調查部：《北滿三河露人の住宅と生活》，博文館，昭和18年；倉持博：《三河露人農家の農業經營調查報告》，滿鐵調查部，昭和十八年；山崎維城：《興安北省三河地方調查報告》，昭和十年；佐藤義胤：《興安北省三河地方農村豫察調查報告》，北滿經濟調查所，1936年；吉川忠雄：《興安北省三河地方農村豫察調查報告》，北滿經濟調查所，1936年。

        1949年后，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三河地區的俄人被遷徙，但這批資料，成為當時俄國人在中國生活的一個見證。

        總之，盡管滿鐵資料在形成過程存在著一定的問題，但因其專業性和龐大的規模，這批資料也的確為許多新的學術研究提供了資料和研究的基礎，許多滿鐵調查過的實態村莊為人文社會科學后續調查提供了一個連續調查研究的地點。隨著國內滿鐵資料的數據化和公開化，近代史研究的內容與學術水平將大大地提升，學人的學術空間也將大大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