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結構具有顯著的少子化特點，其原因不僅僅是低生育率，也和人口遷移流動過程緊密關聯，流動人口的家庭化遷移不足強化了上海作為一個特大城市的少子化。圖為2020年10月9日，上海，家長在一小學門前接孩子放學。 人民視覺 資料

從世界范圍內看，在現代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出現顯著的少子老齡化具有普遍性。前不久公布的上海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七普”）數據表明，上海的少子老齡化也非常突出，自“六普”以來少子老齡化的特點進一步加強。

人口遷移流動放緩加劇了老齡化程度

2010至2020年，我國（大陸地區，下同）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從13.26%增加到18.70%，上海的老年人口比重從15.07%上升到23.38%。

比較上海和全國的老齡化程度，可以發現，上海的老齡化程度，2010年比全國高1.8個百分點，2020年高4.68個百分點，上海老齡化發展相對全國老齡化發展的速度更快。在這10年中，用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來衡量老齡化程度，結果也是類似的。2020年上海老年人口比重16.28%，而全國平均水平是13.5%，上海的老齡化增長也比全國水平更快。

而從1990年到2010年，上海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相對于全國更慢，特別是自2000年“五普”到2010年“六普”期間，上海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還是下降的。 

實際上，從特大城市發展的正常狀態看，其老齡化程度應該相對更低和增長更慢。世界主要領先城市的老齡化程度，都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例如，當前日本全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約27%-28%，而東京的老齡化程度大約是23%；美國的老齡化程度大約為16%，紐約卻只有12%左右。這顯然是受到這些領先城市是人口遷移中心的影響。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也是2000至2010年期間上海老齡化程度甚至降低了的主要原因。

因此，2010至2020年間，上海老齡化速度比全國增長得更快。這固然存在一些年齡結構推移的影響，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上海在最近10年來人口遷移流動增長緩慢，加重了“數字上”的人口老齡化程度。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個“數字上”老齡化程度的提高卻未必增加了對城市發展的壓力。

近年來，上海人口增長放緩是可以感受到的。上海常住人口數量在2020年為2487萬，比2010年底的2300萬增加了8%，顯著低于1990年代以來的常住人口增長。相對于2010至2020年間我國流動人口數量的巨大增長（與2010年相比，流動人口增長69.73%），上海流動人口數量增長顯然比較緩慢。而人口遷移流動增長較慢，帶來老齡化增長相對較快。

流動人口的家庭化遷移不足強化了少子化問題

上海人口少子化的問題也有類似性。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為2487萬，其中0-14歲少年兒童比重為9.8%，比全國明顯更低，表現出明顯的少子化特點。

按照2019年的數據，上海戶籍人口中0-14歲的少年兒童數量為188.5萬，占戶籍人口數量的13%。可以初步推算，在約1037萬外來流動人口中，非戶籍的0至14歲流動兒童數量為55.5萬，外來兒童占流動人口的比重為5.35%。流動人口的主體是青壯年，其家庭中的少年兒童比重本應更高，而常住在上海的所有流動人口中的流動兒童比重為5.35%，說明流動兒童的隨遷率較低，這使得上海常住人口中少年兒童人口的比重反而進一步縮小了。

“七普”數據中的流動人口家庭成員隨遷率問題，還有待依據更細致的數據作進一步的研究。基于我們近年的研究，2015年全國平均的流動兒童隨遷率大約是33.3%。作為我國特大城市的上海和北京，流動人口子女的隨遷率顯著更低，上海流動人口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隨遷率只有18.7%。

而且，從2010至2015年，北京和上海的流動人口子女隨遷率是下降的。2015年到2020年的具體情況還不明朗，但如果拿2015年的數據進行推算，在上海的1037萬流動人口家庭的所有子女中，有55.5萬0至14歲的流動兒童居住在上海，流動人口子女中在家鄉和流出地留守的有297萬。

因此，將上海戶籍人口中的0至14歲少年兒童189萬，加上已經在上海的流動兒童56萬，再加上流動人口子女中留守在流出地的297萬，一共是542萬。也就是說，如果流動人口的未成年子女全部都來上海，上海的少年兒童比例將達到21.8%，會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7.95%）。當然，流動人口的子女并不可能會全部隨同遷移，但更高的兒童隨遷會提高少年兒童人口的比重是無疑的。

簡言之，上海人口結構具有顯著的少子化特點，其原因不僅僅是低生育率，也和人口遷移流動過程緊密關聯，流動人口的家庭化遷移不足強化了上海作為一個特大城市的少子化問題。

建設更加開放包容的移民城市

人口年齡結構少子老齡化的日益加深，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城市的發展能力和競爭性。而破解特大城市少子老齡化難題的最好辦法，是建設一個更加開放的移民城市。

如果上海保持充分的活力吸納青年人口的導入，同時部分老年人口由于這里過高的居住和生活成本，選擇在退休以后轉移到其他地區就業和生活，這些都會減緩上海老齡化程度的增長，甚至可能會出現老齡化程度的下降，并會最終實現上海作為一座特大城市的老齡化程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正常狀態。

建設更加開放的移民城市，也有助于在近期減緩老齡化發展對社會保障的壓力，有利于社會保險基金的可持續性，也有助于增加養老服務的勞動力供給。同時，對特大城市來說，更開放的遷移政策有助于緩解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而維持較高的勞動適齡人口數量和比重，是有利于積極應對老齡化的。

同時，針對特大城市嚴峻的少子化問題，城市政府可以通過加強對流動人口家庭的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務供給，鼓勵更大比重的家庭共同遷移而加以緩解。考慮到特大城市極低的少年兒童比重和極低的生育水平，通過大量投資和政策手段試圖通過“鼓勵生育”來解決少子化問題，其作用是杯水車薪的。

例如，當前上海每年的戶籍人口出生也就是9萬人左右，算上流動人口的常住人口出生數也就是17萬人左右，無論是實施“三孩政策”，還是加強對生育的鼓勵，對增加少年兒童數量的作用都是非常微弱的。而在1000多萬的流動人口家庭中，現成就有297萬居住在全國各地的少年兒童。從積極應對少子化的策略來看，與其通過生育政策來解決少子化問題，不如逐步吸納居住在上海之外的近300萬留守兒童，讓他們能夠根據其家庭的意愿和需求，逐步定居上海。

包容性的遷移政策對改善城市人口結構的作用，應該比生育政策要更為有效。在此過程中，通過增加教育投資，提高少年兒童和未來勞動力的素質，可以將少年兒童培養成為未來城市發展所需的重要人力資源。這對上海這樣一座特大城市繼續保持和提高未來的競爭力和發展潛力，是必要和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