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日，法國新史學派的領軍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以90歲高齡去世。

        中國學術界從80年代就開始關注勒高夫引領的新史學和心態史研究，其主要著作多數也都曾以中文刊布，可以將他視為中國學界最為熟悉的法國中世紀史學家。不過，對于他研究方法的評價，也有許多爭議。有學者甚為推崇勒高夫敏銳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解讀能力，從而為散亂的中世紀史料賦予了新的意義。尤為重要的是，勒高夫在研究中傾注了自身作為知識分子對于社會的關切，在研究中古歐洲的同時，也以獨特的視角反觀了當下所處的世界。

        然而，也有人認為勒高夫的研究中摻雜了過多的主觀取舍，拋棄了歷史學“如實直述”的使命。平心而論，勒高夫的意圖就在于切斷扁平化的歷史敘述，從而呈現歷史的多種面相。換句話說，他的研究并不是為了提供整齊、精確的史料，而是基于歷史文獻的研讀，提供新的歷史解釋。因此，從年鑒學派引發的歷史研究旨趣和方法的革命性變化以來，勒高夫以自己的研究將對物質史、文化史和心態史的研究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土倫海邊，翩翩少年  

        勒高夫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一位英文教師，母親是意大利裔鋼琴家。在勒高夫的回憶中，以中世紀史研究為平生志業最早出現在他12歲的時候。1936年，土倫（Toulon）海邊還是一片祥和，小勒高夫沉浸在《艾凡赫》（Ivanhoe, 1819）所創造的奇幻中世紀想象之中。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筆下的城堡、森林、圍攻戰和風暴，各種復雜人物及離奇境遇都讓他深深著迷。在晚年的訪談中，勒高夫笑稱自己是被小說“誆”到了中世紀歷史研究。

        在少年的教育經歷中，四年級歷史教師亨利?米歇爾（Henri Michel，1907-1986）為他開啟了通往繆斯女神殿堂之門。米歇爾在二戰德國占領法國時期積極參與地下出版等反抗運動，并成為法國二戰史中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米歇爾非常善于講課，總能將紛繁復雜的歷史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勒高夫非常欣賞這種博學的傳統，認為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應該具有討論一個文明整體發展的能力。閱讀勒高夫晚年的《歐洲的誕生》，就能看到這種博學風格。

        少年時的經歷常常會融入一個歷史學家的血脈，一些特殊的經歷和情境都會在未來的某一天顯現出意義。小時候參觀圣賽寧大殿（Basilique Saint-Sernin），最令他難忘。據他回憶，全家人在火車轉車間隙參觀了這座修建于12世紀初的羅馬式教堂。這座教堂是在4世紀的一座巴西利卡式教堂的基礎上興建的，而巴西利卡式教堂的前身是圖盧茲地區公元250年前后建立的第一座教堂。歷史的錯層感和時代感，使這座宏偉的建筑呈現出一種別致而深邃的美感。在他日后的教書生涯中，常常以這座教堂為例，突顯歷史發展中的層累疊加和多重面相。

        另一個重要體驗是一戰后整個生活的變化。對歐洲人來說，一戰帶來的沖擊可能比二戰更大。這次世界大戰改變了歐洲的走向，摧毀了沉浸在完美想象中的“昨日世界”。在新史學派眼中，世界的改變不僅僅是由于戰爭、政治和帝王將相們的決斷，更因為科技的進步和物質生活的變化，這也是他們強調文化史與物質史的因由。

        勒高夫經常提及小時候的那些賣冰人。幾百年來，歐洲的職業賣冰人在每年冬天攫取冰塊在地窖中儲藏，來年初夏時出售，以保存生肉等食物。然而冰箱的發明，使這種貌似永遠都會存在下去的職業突然消失了。這也是勒高夫關注物質生活史的一個觸發點。歷史不再局限于宮廷的權謀、戰場的廝殺或文化精英的高頭講章，這一切最終還要落腳到那個時代的人和他們的心靈當中。人們如何面對曾經的世界永遠消失了？如何面對原先認知體系的松動乃至坍塌？

        

        青年勒高夫的首先職業是成為一名醫生，這也是那個時代最熱門的行當。他曾想和母親一樣成為一名鋼琴家。他后來曾過，這兩種職業和歷史學家都有異曲同工之妙。醫生通過檢查、診斷、用藥以治愈病人，同歷史學家經由文獻閱讀、篩選、書寫以重構文明，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鋼琴家對樂譜的解讀和演繹，同歷史學家對史料的研究和闡釋更具相似性。他更傾向于相信歷史學是一門藝術，要將自己的生命帶入到文本，無論它是羊皮卷手稿還是典雅的樂譜。

        時勢之中，個人難以逃脫命運的裹挾。1940年，正當勒高夫進行即席拉丁文考試的時候，監考老師突然跑出了教室。從拉丁文無窮無盡的曲折變化中抬起頭的學生們聽到那位老師輕聲說道：“希特勒已經攻占了比利時。”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德法之間終歸不能免于再戰。年鑒學派第一代學者馬克?布洛赫為了抵抗納粹，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對于準備進入巴黎高師的勒高夫，在馬賽的那段戰時歲月也加深了他對于歷史的體悟。

        1945年7月，幾經波折，勒高夫最終進入巴黎高師。他在索邦旁聽的歷史課程使他覺得不滿足，甚至一度想要轉到德意志語言和文明的研究上。雖然那時候的勒高夫對古代史興趣盎然，卻總覺得過分注重字句辭章的語文學（Philology）毀掉了一切。雖然這種技術性的工作使他感受了“真正科學的嚴謹”，但對于考古資料和銘文研究并沒有更深入地討論幾千年前那個處于遷變中的社會。如同手電筒中的光，只能照亮腳前的這一段路。他慢慢領悟到，文化的進路、文明的概念和跨學科的路徑相結合，才能真正地將人與社會交織在一起，從而為史學研究帶來生氣。雖然他厭倦語文學的瑣碎分析，卻對古文書學（Palaeography）情有獨鐘，在研究室里親手觸摸那些歷盡百年滄桑的羊皮卷，能讓他細致地感受到抄寫者的用墨、用筆風格及書寫癖好。通過羊皮卷這個物質載體，他建立了一種跨越時空的精神溝通，歷史研究也就升華為“觸摸靈魂”。

        當他進入中古史領域時，呂西安?費弗爾正創立巴黎高等實踐學院的第六部：經濟與社會科學部。1956年，費弗爾的位置傳給了布羅代爾，在整個六十年代成為跨學科研究和方法論反思的中心，而勒高夫本人也在1972-1977年領導了這個日后更名為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的機構。

        在勒高夫執掌年鑒學派時，這一學派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似乎逐漸邊緣化。法國以福柯為首的新思想家群體，迅速席卷了西方學術界；強勢歸來的傳統經驗主義也對年鑒學派風格的史料處理與歷史敘述頗有微詞。在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等人的協助下，勒高夫在1974年主持編撰了《從事歷史》（Faire de l’Histoire），以三卷本的形式呈現了完整的“年鑒風格”歷史編撰模式，并明確了“新史學”（nouvelle histoire）的核心訴求。年鑒派的第三代更傾向于自稱“新史學派”，勒高夫概括的關鍵詞包括大跨度、結構性、歷史人類學、人類精神、物質文明、邊緣人群、形象和想象。具體來說，史料來源的多樣化、敘事結構的文學化、在宏觀架構中呈現微觀的歷史形象是新史學研究的核心特征。

        勒高夫并不喜歡中世紀這一名詞，因為歐洲的中古時代并非兩個輝煌時代之間晦暗逼仄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說，希臘、羅馬文明只有通過中世紀時期的保存和再度詮釋，才真正與西方文明發生實質性的關系。

        勒高夫特別強調要以中世紀人們的眼光和思維來看待他們的世界，不能過分突顯我們時代的后見之明。在1956年出版的《中世紀商人與銀行家》中，他充分利用了歷史上的“告解指南”，通過各個時代不同的告解規訓來考察教會對商業活動尤其是金融借貸活動不斷變化的觀點。此外，勒高夫的作品中還具有極強的社會關切。他說：“當我面臨現實世界的一些問題時，尤其是戰爭和暴力活動，我常常會回想起中世紀的歷史；然而，中世紀的歷史并不為這些問題提供答案，反而是現實中的經歷使我能夠更為真切的理解中世紀歷史。”

        在中國學界極有影響的《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一書，也是從社會結構變化和個人身份認同的遷變來切入命題。大學的出現使教師團體形成了與商人行會相類似的組織，而且當時高度的國際化也使不同思想碰撞交織出新的思想。12世紀以來，隨著翻譯運動的迅猛發展，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給以天主教神學為主導的大學和學術研究帶來了新的沖擊。這種異質思想的傳播受到了教會當局的打壓，許多神學家因此受到審查，甚至被停止授課。

        然而，一旦思想的亮光被點燃了，就永遠無法再逼迫人們重新回到黑暗之中。每每回味《中世紀的知識分子》，總不禁掩卷沉思，微微感嘆世界大勢終究不可逆轉。

        勒高夫對中世紀的基本理解，在上述兩書中得到了完整的體現。1981年出版的《煉獄的誕生》則從概念史入手，探討“煉獄”產生的社會背景和神學脈絡，及其對天主教世界的深刻影響，并呈現出了非凡的洞察力與文獻駕馭能力。對于圣路易和阿西西的圣方濟各的研究，可以視為對年鑒派“不重視人物研究”這一標簽的回應。勒高夫強調，人物研究要體現出“全面歷史（或總體歷史）”（histoire totale）的意義。比如像圣路易和方濟各這樣的教會圣人，除了各種圣徒傳之類，是否還能建構出一個更真實的形象，并將這個人放入他所在的時代當中？他總是對文獻抱有極為謹慎的態度，常常告訴學生，那些寫下的東西，往往更多地是在編造一個謊言而非真相。

        

        勒高夫的精神底色塑造于法國被德國占領時期，早期學術生涯起步于冷戰剛剛開始的歐洲，中年的學術研究又被60年代的思想和社會風潮所影響。勒高夫的作品不僅展現了一個中世紀史學者的專業研究，也極為深刻地結合了他對當下社會的思考。此外，我們能看到他對自由的推崇和對“歐洲”的執著，而他對中世紀時期大學、城鎮、宮廷以及國王、知識分子、高利貸者、教士們的研究，都體現出他試圖在歷史書寫中呈現自己所珍視的人類體驗與價值觀念。值得注意的是，勒高夫的著作在80年代開始受到空前關注，而這恰恰也是歐洲重新走向一體化的進程。

        勒高夫將歷史研究視為一種鄉愁，而鄉愁是一種與死亡的對抗。歷史研究正是呈現了這種過去與永恒之間的張力。愿他的靈魂能繼續在他熱愛的土地上游蕩！        

附錄：勒高夫著作中文版

        1、【法】雅克?勒戈夫，皮埃爾?諾拉主編：《史學研究的新問題、新方法、新對象：法國新史學發展趨勢》，郝明瑋譯，社科文獻出版社1988年。

        2、【法】雅克?勒高夫，諾拉：《新史學》，姚蒙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

        3、【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的知識分子》，張弘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

        4、【法】雅克?勒高夫：《圣路易》（兩卷本），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2002（2011）年。

        5、【法】雅克?勒高夫：《錢袋與永生：中世紀的經濟于宗教》，周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6、【法】雅克?勒高夫：《歷史與記憶》，方仁杰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7、【法】雅克?勒高夫：《中世紀文明》，徐家玲譯，格致出版社2011年。

        8、【法】雅克?勒高夫：《給我的孩子講歐洲》，王佳圮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年。

        9、【法】雅克?勒高夫：《給我的孩子講中世紀》，林泉喜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年。

        10、【法】雅克?勒高夫：《試談另一個中世紀：西方的時間、勞動和文化》，周莽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