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62年前的今天，斯大林死了。

        他是蘇聯執政時間最長的最高領導。在任期間，他全力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使蘇聯成為重工業和軍事大國，但也導致了烏克蘭大饑荒，他還樹立個人崇拜，發動“大清洗”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領導蘇聯紅軍取得了戰爭的勝利，造就蘇美爭霸的冷戰局勢。

        就是這樣一個人，聽聞他的死訊，蘇維埃的人民作何反應？

會議代表們：除了莫洛托夫，其他人都為此松了一口氣

        斯大林中風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醫生請來，他可能還有救。但在醫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沒人敢自作主張。斯大林的私人醫生曾說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從昏迷中醒來，發現床邊的醫生，可能會視召來醫生的決定為不忠的表現。這真是一個恰到好處的諷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斯大林逝世的當晚，作家西蒙諾夫參與克里姆林宮的蘇維埃領導會議，列席會議的是300名最高蘇維埃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家都知道局勢的嚴重，大多數代表早早來到斯維爾德洛夫廳。西蒙諾夫回憶：“我們互相知曉，互相認識，在工作場合相遇過多次。”

        我們并肩坐在那里，互相對視，但沒人說話，沒人向任何人問起任何事。在我看來，甚至沒人覺得有開口的必要。[會議]開始之前，大廳里一片寂靜。如果沒在那里親自坐了40分鐘，我都不敢相信，300余人挨得這么近，卻能不發出一點聲響。

        最后，主席團成員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諾夫得到的強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這個小圈子的其他成員都為此松了一口氣：這可從他們的臉上看到，也可從他們的語調中聽出。

作家和他的同行們：我需要用詩歌記錄自己的情緒

        西蒙諾夫從克里姆林宮直奔《真理報》辦公室，正與主編交談時，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盡管已有預料，這一消息仍令他震驚。西蒙諾夫回憶：“我內心打了一個寒戰，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經結束，說不清楚的新部分開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覺得，需用詩歌來記錄自己的思緒。他不知道是否寫得出，但他確定自己無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開始動筆：

        我寫了最初兩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淚流滿面。我現在仍可否認，因為我并不喜歡眼淚，不管是自己的，還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淚，才能正確表達我當時經歷的震撼。我哭，不是因為悲傷，也不是因為對死者的遺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淚，而是震撼過后的眼淚。發生了一場革命，其影響如此巨大，必然有身體上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沉淀成了俘獲我幾分鐘的痙攣哀泣。       

        西蒙諾夫后來與同行們交流，發現他們也有同樣的感受。許多人追隨他的榜樣，寫下對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來，以廣為不同的方式經歷斯大林統治的人，都感到震驚和悲傷。斯大林去世的當晚，西蒙諾夫寫道：

        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難忍的痛苦和悲泣，

        無法用詞句來敘述

        如何為你哀悼，斯大林同志！

        20世紀30年代背棄自己家庭的“富農”之子特瓦爾多夫斯基寫道：

        在這大悲痛時刻

        我無法找到哀辭，

        來充分表達

        全體人民的損失……

        甚至在大恐怖時期入獄兩年的奧莉加?貝戈爾茲，也為虐待自己的人寫下挽詩：

        我們的心臟在出血……

        我們自己的最親愛的人！

        抱著你的頭顱，

        全國都為你流下斑斑淚痕。

普羅大眾：整個蘇聯都能感受到內心的精神痙攣

        向大眾公布斯大林死訊是在3月6日，3天后舉行葬禮。當中這段時間，他的遺體停放在紅場附近的圓柱廳供人瞻仰。前來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擠滿了來自蘇聯各個角落的送葬者，數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諾夫中選擔任斯大林遺體的護衛，有機會觀察普通百姓走過遺體時的反應。他在3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

        我不知如何準確地描述現場—如何以文字表達。并非每一個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個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個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隊走過，第一次看到靈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剎那，我都能感受到他們內心的某種精神痙攣。

        這種“精神痙攣”，整個蘇聯都能感受得到。馬克?拉斯金沒有理由熱愛斯大林，但聽到死訊時仍泣不成聲。他為自己的感傷感到驚訝，歸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發揮了巨大影響：

        我成年后的時光都在斯大林的陰影下度過的—列寧死于1924年，當時我16歲—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時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問向他提出，他也給了全部的答案，既簡潔，又精確，沒有絲毫的懷疑余地。

        在拉斯金的同齡人或更年輕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們的道德基準。不管他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際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會有迷失感，其自然反應就是他們的悲傷。

        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對斯大林的死亡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達?布舒耶娃聽到這個消息時，也淚流滿面，盡管她丈夫于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時光卻在阿克莫林斯克勞改營度過。女兒安吉麗娜追憶母親那一天回家時的情景：

        母親、姐姐、外祖母，她們都哭了。外祖母說，如果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豈不更好。她比斯大林大4歲，熱愛他，經常給他寫信。她認為，允許自己寫信給女兒[身處勞改營]的是斯大林，從而使得全家破鏡重圓……外祖母不斷地說：“如果我死，他活，豈不更好。”我沒有反駁—我也熱愛斯大林。但到今天[2003年]，我只想對她說：“外祖母，你都在說些什么呀？”她自己承受這么多苦難：女兒被捕，外孫女被送進孤兒院，女婿遭槍決，作為神父的丈夫也受迫害……但她卻愿意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拯救斯大林。

大恐怖的受害者：斯大林死了，我們因幸福而哭泣

        但對觀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輩人來說，斯大林的死亡同樣可以成為歡慶的理由。

        斯韋特蘭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的巴爾瑙爾。父親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槍決于1938年。母親來自鄂木斯克，1917年之前她的家人一直在那里參與社會民主運動。母親的16名親屬在大恐怖中被捕，除了斯韋特蘭娜的外祖母，其余的要么被布爾什維克槍斃，要么在勞改營喪生。斯韋特蘭娜對此知之甚少，從小就學做蘇維埃的模范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樣，熱愛斯大林。宣布他去世的那天，她從學校回來，頭發上系有黑色緞帶，學校里辦的哀悼儀式—孩子們以棕櫚葉和白色百合花裝飾斯大林的肖像—深深打動了她。她回憶：“我們全都哭了，認為這已是世界末日。”回家后，斯韋特蘭娜爬上屋頂，那是她喜歡獨處的地方，結果發現外祖母也在那里：

        她坐在那里，靜靜地哭，以我從沒見過的方式劃十字。看到我哭腫的眼睛，她說：“別擔心，親愛的，我因幸福而哭。因為他殺了我的家人：兒子、兄弟、丈夫、父親—斯大林把他們都殺了—只留下我和你母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些。然后，我們兩人坐下來一起哭，既為歡樂，也為悲傷。

斯大林死了，卻并不意味著擺脫恐懼

        對絕大多數蘇維埃人民來說，無論斯大林的死亡意味著什么，卻都不是擺脫恐懼。事實上，反而可能增加他們的恐懼，不知道未來將有怎樣的災難。娜杰日達?曼德爾施塔姆講述了她與她的裁縫的對話，那是少數幾個與她分享感受的人之一，時間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

        我問她：“你嚎叫什么呀？他究竟給你帶來什么？”她解釋，在某種程度上，人們已學會了如何與他相處。現在怎么辦，又會發生什么，誰能知道呢？事情可能變得更糟……她有一定的道理。

        鮑里斯?德羅茲多夫與父母同住在馬加丹；父親曾是別爾津的親信，1951年獲釋于勞改營。鮑里斯回憶：“斯大林去世時，大家都嚇壞了，父親也在害怕。人們擔心貝利亞將上臺，大家都怕他。與古拉格系統相連的是貝利亞和內務部，而不是斯大林。很多人還以為斯大林根本都不知道勞改營的真相。”

        維拉?布拉金的母親崇拜斯大林，即使自己作為“富農”遭到流放，即使丈夫征入勞動大軍累死于1944年。維拉回憶：“斯大林去世時，母親并沒摘下他的肖像，仍掛在墻上，緊挨父親的照片。”在村民大會上：

        每個人都在哭泣……人們將斯大林與戰爭的勝利、物價的降低以及配給供應的終止連接在一起，認為生活將會慢慢好轉。現在則擔心，將會變得更糟。

        許多農民產生類似的焦慮。“富農”的女兒克拉夫蒂婭?羅別爾尤娃回憶：“戰爭期間，我們的生活變得異常困難。但在最近幾年[斯大林去世前]，生活有所改善。斯大林逝世時，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她是在勞動大軍中度過戰爭歲月的，然后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附近的集體農莊工作。

        擔心斯大林的去世將導致新一輪的大規模逮捕，使許多家庭坐立不安，尤其是曾在大恐怖中失去親人的家庭。埃爾加?托爾欽斯卡婭記得：

        我們家的普遍反應是，“接下來會是怎樣？”我們害怕政府，不知道應該期待什么。我們提心吊膽，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來報復斯大林的死亡。

        等到“醫生事件”被揭露為政府的向壁虛造，恐懼氣氛才開始減弱。揭示真相的決定似乎來自貝利亞，3月5日接管權力的“集體領導”以他為首—他不贊成反猶太主義運動，如果確實發生了“醫生事件”引起的國安部清洗，他自己會是潛在的受害者。盡管安全警察的出身使廣大民眾對他心懷恐懼，貝利亞卻是某種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家。他想廢除古拉格系統（以經濟效率低下的理由），結束蘇維埃警察的酷刑，扭轉烏克蘭西部、波羅的海地區、東德的蘇維埃化，鏟除蘇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他認為，這樣一個計劃將為自己的獨裁統治贏得廣泛的支持。4月4日，貝利亞取消對“醫生事件”的調查。《真理報》宣布，“不正當調查”的負責人已經被捕，將承擔“刑事責任”，但大眾的輿論五花八門。根據《真理報》收到的工人來信樣本，許多人繼續相信：權力機構的幕后仍有“難以捉摸的敵人”；醫生的平反本身就是“猶太人影響”政府高層的標志（“斯大林同志不在了，我們的政府就向猶太人低了頭”，等等）。但也有人激怒于對猶太醫生的惡意中傷，要求對不公正的逮捕作出解釋。

        對托爾欽斯基家來說，“醫生事件”的結論是巨大的解脫。他們視之為強有力的證據，所有的“敵人陰謀”都是國家捏造的，不必再擔心新一波的逮捕。埃爾加逃脫恐懼的羈絆，信心大增，開始仗義執言，反擊一直欺負自己的人。埃爾加在列寧格勒的民族博物館擔任助理，有一個資深同事，名叫瑪麗亞?涅斯捷羅娃。她是狂熱的斯大林主義者，又是“可怕的反猶太主義者”，極力支持“反世界主義者”運動，舉報了博物館數十名猶太員工，其中有些因此被解雇。在“醫生事件”的集體歇斯底里之中，涅斯捷羅娃對猶太人的指控變得更加肆無忌憚。譬如，她告訴大家，猶太醫生接生的嬰兒都呈藍色，就是因為他們的血液已被猶太人吸走。埃爾加明白，與顯然憎恨自己的涅斯捷羅娃爭執，毫無意義；她更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寧愿退避三舍。“醫生事件”的真相暴露出來之后，埃爾加一改常態，起而與她針鋒相對：

        我打開天窗說亮話，挑明她是在胡言亂語，她講的一切都是鸚鵡學舌，來自排隊購物者的八卦……瑪麗亞開始威脅我：“你知道我的厲害嗎？你給我閉嘴！”然后，我不知從哪里找到回嘴的勇氣：“得了吧，別威脅我，我根本就不怕你。”

        為斯大林的死亡而感到喜悅的人，大多過于謹慎，不會在公共場合流露，任何的高興必須遮掩起來。克拉斯諾達爾城的工人季娜伊達?貝利科娃回憶，斯大林去世時，鎮上的許多知識分子，包括醫生、教師甚至黨干部，都難以掩飾自己的興奮。“克拉斯諾達爾城的追悼會更像一個節日，他們擺出悲傷的面孔，但眼中卻閃爍著興奮，互相打招呼時卻有微笑的暗示，他們內心的喜悅昭然若揭。”

        （以上選自《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廣西師大出版社?理想國，2014年9月。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