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德國在烏克蘭沖突和平解決進程中展現出的領導力，美國心態復雜。一方面，美國希望德國在烏克蘭問題上有所擔當；另一方面，又看不慣德國溫和的實用主義。

        德國先是在制裁俄羅斯的問題上猶豫不決，之后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在美國失去耐心、準備出手干預時，德國又明確表示反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公開對美國的軍事解決方案說不。一年之前，美國積極推動德國對外政策角色調整的討論，主要是針對德國在敘利亞和利比亞沖突中采取的軍事保守態度，希望德國在軍事危機干預行動中超越民事力量的角色定位。

        二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莫斯科、基輔、明斯克、布魯塞爾和華盛頓之間奔波往返，為尋求烏克蘭問題的和平解決展開新一輪的外交斡旋。奧巴馬頂住國內的壓力，承諾再給默克爾一些時間進行新的嘗試，同時保留向基輔提供武器的選項。默克爾指出，與俄羅斯打交道需要耐心，但是美國鷹派對于默克爾小步前進的戰略早已失去了耐心：共和黨人麥凱恩批評默克爾在烏克蘭問題上沒有概念，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紐約會晤倫敦市長時，也批評歐洲在與普京交往時過于懦弱。

        德國追求成為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力量”，更多的是一種選擇性的領導，時而參與，時而旁觀。用德國總統高克的話表述，就是“做我們能做的，做我們必須做的”。外交部長施泰因邁爾的表述更為清晰：問題不在于是否介入，而是選擇介入的時間和地點。

        歐盟機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無所作為，為德國承擔區域政治的領導角色提供了機遇。烏克蘭沖突的發展，彰顯歐洲安全體系的漏洞。在政治危機尚未演變成為軍事沖突之前，歐洲多次嘗試在沒有美國的參與下，和平解決問題，但是屢屢受挫。

        在沖突的早期階段，歐洲缺乏相應的協調機制，使沖突各方得以在平等的基礎上探討共同的解決辦法。2008年格魯吉亞南奧塞梯戰爭之后，當時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曾提議把俄羅斯納入歐洲的安全合作框架，最終因為歐洲國家的意見分歧而不了了之。由于缺乏真正意義的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歐盟機構在烏克蘭危機中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基于歐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在外交領域強勢介入的傳統，德國在烏克蘭危機中擔當領導角色也是順勢而為。

        在尋找和平手段解決危機的問題上，歐洲國家對德國寄予厚望。歐洲人非常清楚，軍事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方案在歐亞大陸沒有贏家。俄羅斯和歐盟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對峙，不符合雙方的利益。許多學者認為，制裁和遏制只能作為短期的危機處理方案，長遠來看，還是應該考慮把俄羅斯納入國際合作體系。此外，在提升國際影響力方面，歐盟也需要倚重俄羅斯來制衡美國。

        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國防部長范德萊恩以“來自中心的領導”（Führen aus der Mitte／Leadership from the Centre）為題，發表演講。這個語焉不詳的口號令在場的政界和學界大佬為之困惑。美國人要求提供更為準確的英譯，德國政治家也抱怨這一概念指向不明。綜觀默克爾本輪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外交斡旋行動，所謂“來自中心的領導”，更多的是一種來自“中間”的領導：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德國居于歐洲的“中間地帶”或是俄美之間的“中間地帶”；從國家綜合實力的角度，德國是“中間力量”；從對國際事務的看法上，德國尋求“中間道路”。

        范德萊恩在闡釋德國對外政策的角色定位時，強調德國追求“領導”而非“主導”：在承擔全球責任時，要勇于擔當，謙卑行事。在介入烏克蘭危機的過程中，德國始終堅持歐洲化的德國，避免成為“獨行者”。

        去年2月，在德國、法國、波蘭和俄羅斯的斡旋下，烏克蘭的亞努科維奇政府和親西方的反對派一度達成妥協計劃。歐盟內部對于“魏瑪三角”的外交實踐予以高度評價。在政治危機演變為軍事沖突后，因為立場中立的問題，東歐國家被認為不再適合參與后續的談判，德法合作取代魏瑪三角，成為歐盟危機政治的主要推動力。此外，在歐洲和美國之間尋求平衡，維護跨大西洋關系，也是德國擔當領導力量的重要參照。在德法俄烏四方會談之前，默克爾與奧巴馬在華盛頓舉行會晤，協調德美之間的分歧。默克爾強調，即使在某些議題上意見不同，歐美伙伴關系依然高于其他一切伙伴關系。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去年提出，德國注定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事實上，自從兩德統一，德國作為歐洲中心的大國，就注定扮演更為重要的外交政策角色。科爾時代，德國對外政策有兩個原則：一、促進歐洲一體化和歐盟東擴；二、加強俄羅斯與歐洲的聯系，避免二者之間出現對立的局面。德國現階段的外交努力，正是基于第二條原則。一年之前，許多歐洲人還無法想象，在一戰爆發百年之際，歐洲東部會重新燃起戰火。接下來的問題是：在紀念二戰勝利七十周年時，歐洲應該如何面對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