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版《三國演義》連環畫前不久重新整理出版，再一次掀起了連環畫在當下如何生存發展的討論，同時，對1950年代的連環畫大發展時期的回顧也漸漸豐盈起來。

        從1956年確定《三國演義》連環畫的選題、討論如何著手開始，時任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的黎魯與當時的責任編輯楊兆麟，就一直為連環畫《三國演義》是原封不動完全忠實于原著，還是“體現社會主義新時代新觀點”而爭論。這樣的爭論也絲毫不妨礙《三國演義》成為連環畫史上的經典，反而成為一時佳話。

        作為1957年《三國演義》從繪制到出版的見證人之一，年逾九旬的黎魯對連環畫這門曾經輝煌的藝術形式的情感十分深厚，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他還拿出自己親手繪制的連壇畫家們的肖像，從顧炳鑫、趙宏本、徐正平、陳光鎰、劉旦宅，到仍健在的賀友直等，那些在連環畫史上占一席之地的名字，令人感慨不已。

        澎湃新聞：1957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為什么在古典名著里選擇出版《三國演義》連環畫呢？

        黎魯：以前私營的新美術出版社里，文學修養非常高的文字編輯吳儂零零碎碎出過一些《三國演義》連環畫，前后出版了17種，1956年新美術出版社合并到人民美術出版社。1956年是個很特別的年份，是知識分子的春天。因為公私合營，所有制非常單純，都變成了公有制全民所有，這在社會上達成了共識。當時有一股新氣象，這種情況下大家摩拳擦掌，想法比較統一，對共產主義有一種歷史上不曾出現過的信仰，毛主席指引我們什么方向就奔向什么方向。當時大家覺得要完成向社會主義進軍的規劃，積極性都蠻高，責任編輯楊兆麟等等想盡一切辦法制定規劃。

        宣傳部長開大會，認為當時的連環畫創作有“三多”的現象，其中一多就是“古裝多”，但是古裝題材是1954年胡喬木提出來的，因為新的現實題材畢竟沒有那么多，每年400種連環畫出版任務是出版局的規定，哪里來那么多的現實題材？還有一多是“戰斗故事多”，因為孩子愛看啊。政治運動直接搬到連環畫里，是不可能的，三反五反，不可以直接搬到連環畫里。大家都開始動腦筋開發新題材，但我們總要聽胡喬木的，還是要多出版古裝連環畫，于是計劃把已經出版了十多種的《三國演義》繼續擴大，出成一套。當時北京出版了《水滸》連環畫，我們上海出《三國》連環畫，理所當然。那時候，做領導還便當，沒有限制沒那么多矛盾，大家思想一致，都非常崇拜共產黨，在特定的時代，即使有些什么小矛盾，也可以化解，生產關系沒有問題，按部就班生產沒什么問題?，F在還是有那么多人看《三國演義》，當然也證明我的想法是不錯的。

        后來“運動”來了，《三國演義》在“文革”中也是“大毒草”。

        澎湃新聞：《三國演義》連環畫從1957年開始陸續出版到1962年出全，整個過程中，有沒有受到當時政局變動的影響？

        黎魯：《水滸》、《紅樓夢》連環畫的創作過程沒有遭遇“政治運動”，《三國演義》連環畫從一開始出版，還沒有出完，就開始“反右”運動，強調階級斗爭?！度龂萘x》受到當時的政局影響頗大，一會兒這本能出版，一會兒那本又不能出版，當時楊兆麟主管內容，有幾本是不讓出，比如《擊鼓罵曹》，還有一些神話故事《左慈戲曹》，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比較荒誕，也沒有用上，但這些漏掉的，在很多年以后上海畫報社出了一套《三國補》里全部補齊了。

        出版《三國演義》連環畫提出建議請高手寫字，為封面題字的賀天健是我找來的，裝幀請了江南春，編輯組長是賀友直。其實當時很多人不愿意做編輯，于是編輯是輪流做的。大家都還是有點顧慮，因為要和舊時代決裂，不能把舊時代的東西無批判繼承。

        1956年比較特別，解放后一會兒糾“左”，于是出現批海瑞，一會兒批“右”，變動很快，一會兒“左”一會兒“右”，一直到“文革”全面“左”，所以《三國演義》在這個過程中非常倒霉。1962年的政治環境、政局變來變去。許多人跟著風跑。一直到改革，許多人的思想還是不夠解放，還是怕。

        中國的歷史太復雜了，這也是中國人愛“三國”的理由吧?！端疂G》的農民起義太單純：貧富不均仗義執言，“三國”里的人性非常復雜，看了可以得到許多智慧。主持改編工作的楊兆麟在運動中受到很多沖擊，被“精簡”，我也是被“精簡”人員之一。

        澎湃新聞：為什么《紅樓夢》、《水滸》、《西游記》、《三國演義》根據四大名著改編的連環畫里，只有《三國演義》一直在重版發行？

        黎魯：照理，《水滸》應該更符合當時的意識形態，更具有政治情結，其中的“造反”、農民起義、草莽英雄形象，大家都喜歡看；《西游記》崇尚自由，也很好玩，毛主席特別崇拜《西游記》里面孫悟空大鬧天宮“打了個稀巴爛”。但是為什么唯獨《三國演義》卻是暢銷不衰，一再重版？為什么中國人那么喜歡看三國？出版社沒有把握是不會再版的。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分為二，合二為一?？赡芘c中國的社會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關系。三國是三個集團之間的互相博弈。《三國演義》連環畫由楊兆麟編文，他有時候的看法與我不一樣，我們有過公開爭論。

        我以為這是一項大工程，曾經說過如何去體現社會主義新時代新觀點、革命的觀點。而楊兆麟說：“我想，既然社會主義的人民出版社可以一字不差地出版《三國演義》，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的人民美術出版社也可以不加改動地出版《三國演義》連環畫。”他的想法是完全忠實原著。

        后來我一想，到底怎么新，其實我心里也不知道，蠻空的，現在可能可以做到了，比如易中天就可以用科學新觀點來講“三國”。我不能一定要求人家照我的意思辦，最后，我還是聽楊兆麟的意思，放棄己見。結果，《三國演義》連環畫還是出來了，我實在沒有想到會有那么多讀者，那么多再版。

        澎湃新聞：現在的連環畫創作題材上沒有什么框框了，但為什么還是“厚古薄今”？

        黎魯：無視年代才會造成一種差距。現在畫連環畫的稿酬與當時比，是比較少的。當時也有人認為連環畫的稿酬太高了，畫一幅連環畫20元，而當時齊白石的一幅畫也不過20元出頭，所以讓那些即使不畫連環畫的名畫家畫畫連環畫，他們也挺高興的，按勞分配嘛。但是，那時候群眾已經有意見了，認為連環畫的稿費太高，但是真正拿20元的不多，賀友直也不過拿13元的標準，更多的是5元、8元、13元這幾種，但是與當時的收入相比，已經相當好了。

        澎湃新聞：您在書里有寫到，您也畫過《三國演義》？這是怎樣一個情況，最后出版了么？

        黎魯：我也畫過“三國”，1972年在干校里畫的！5個干校里的人畫了《赤壁大戰》，這是工宣隊提出來的，本來我全天都要干農活，讓我畫畫的時候就變成半天勞動。這讓我和很多老畫家都能在一起，我和徐正平、陳光鎰在一起畫，我很開心，能向他們學很多東西，這樣搞了好幾個月，回到上海又畫，但等到全部畫好，又不讓出版了，因為“儒法斗爭”。既然曹操是法家，諸葛亮是法家，劉備是儒家還是法家無法肯定，上面的領導只能不了了之，畫稿子還在。然而當時情況下，畫家們都幾年沒有畫過了，大家都想要畫得好，古代的東西，要畫得逼真，有出土文物可以做參考，所以畫得很慢，三個人起鉛筆稿，兩個人鉤線。工宣隊就有點急了：“你們什么時候可以拿出來？”我當時是小組長，壓力還很大，但是你批斗管批斗，我該怎樣畫還是怎樣畫。后來我編的《官渡之戰》也沒有出版?！渡鄳鹑喝濉?00多幅，也沒有出版。我們畫了一年多，從1972年畫到1973年，出齊與否已經不是一個追究的問題，大家都是跟著形勢走。當時楊兆麟、莊宏安也參與編文，要“斗批改”，“文化大革命”斗倒權威，要批判權威。于是一心為公，大家合作要把“三國演義”搞好。

        為什么當時在被定性為“大毒草”的情況下“三國”還會被要求重新畫？我猜想是因為有領導不滿意全國人民八個樣板戲的現狀，即使連環畫，在解放二三十年后也應該有新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