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平生六記》，我深深感到：這，是一部奇書；作者曾彥修老前輩，是一位奇人。

        他是一名右派分子。當年打出的右派分子有552877名之多（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全國大小機關學校到處都是，十分常見，何奇之有？

        他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他是第一個上《人民日報》的黨內右派分子，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報》刊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引題特別提出“黨內也有右派分子”，這就有一點特殊性了。不過最為奇特的是，這時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組的組長，正在主持本單位的反右派斗爭。他這右派分子是他自己決定要劃的。

        曾彥修的一條最引人注目的右派言論，是他在人民出版社內部的黑板報上發表答黑板報記者問里，在世界知識出版社的一次座談會上，都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這一聯詩來說明共產黨處于執政地位的時候容易受到腐蝕的意見，據黃秋耘說，“康生對‘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這兩句詩特別反感，用紅鉛筆在《簡報》上劃上了杠杠，批示：‘單憑引用這兩句詩，曾彥修就該劃成右派。’曾彥修的命運就從此決定了”。（《黃秋耘文集》第四卷《風雨年華》，第156頁）7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專文批判他的時候就正是抓住這一點做文章。

        他當然知道，被抓住這一點做文章，不過是造輿論的需要，真正的原因還不在這里。書中說：“我之劃右，恐怕與我徹底否定戴文葆是‘特嫌’之事有關。”這是真的。既然頂頭上司陸定一已經向王子野、又向你曾彥修兩次提出了戴文葆的“特嫌”問題，你們做下級的責任就是去坐實這個問題，這樣你就是能夠完成任務的好干部。可是曾彥修是怎樣做的呢？書中說：

        我在人民社以第一副社長名義，大約從反胡風后期起即奉命擔任單位的“五人領導小組”（單位的最高權力機關）組長，我不得不負起責來，一一把事情弄清。1956年，我已經只能重點對人，而不是對書了。就是說，不務正業了。但我絕不是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幾乎全是為了脫人于難或脫人于困而忙。（第129頁）

        對于戴文葆的歷史問題的處理，就正是這樣辦的。他一再派人出去調查，終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過硬鐵證。他這樣做了，取得了這樣的結果，自己是安心了。可是在上級看來，這可是一個不聽話的、不能完成任務的干部了。這才是他被打成右派的更根本的原因。這也并不是曾彥修一個人的遭遇，就是這么一種體制嘛。可以舉一個許多人都知道的類似的例子：當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在參與處理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一案的時候，主張實事求是，沒有按照領導意圖辦案，結果自己被打成右派了。

        曾彥修劃為右派分子的經過。倒是很有一點與眾不同。書中說：

        上面催要“右派”名單了。五人小組急急議了幾次很難擬定。倒不是大家要劃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報“右派”，其余四人不大同意。我擬的“右派”名單大約共三個或四個，其中有我。五人小組討論更困難了，幾次定不下來，無一人對我列入“右派”表示贊成。但上面催名單很緊。可王子野、陳原、周保昌、譚吐四人（引者按:他們是五人小組成員）仍久不表態。因為平時關系好，哪里“反革命”要來就來呢！我說，事情擺在這里，上報得用五人小組全體的名義。久無動靜是上面在觀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們也會被拖進去。這里，除陳原同志外都是老“運動員”，親身經歷很多。全國轟轟烈烈，我們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點單位，這預示著什么？暴風雨前的暫時沉寂啊！一旦一個“反黨集團”下來，整個單位就成粉末了。……經我詳說之后，算是說服了五人小組，譚吐說，那就照彥修說的辦理罷，不然，未來確是可能更嚴重。這樣，五人小組就算通過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內的三四個“右派”名單的報告。（第148-150頁）

        這樣的五人小組組長，這樣的右派分子，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了。曾彥修就這樣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可是他說，這是他的幸事：

        像1957年那樣九十級地震式的反右派運動，沒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這樣被提前一點反了右從而免掉了我去發號施令去打他人為“右派”，其實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身而為一個負責人，在1957年能夠免于去打他人為“右派”，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與“被打”之間，無意中得到了后者，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第125-126頁）

        兩難選擇，是什么人都碰到過的。可是像在“五人小組組長”和“右派分子”二者之間選擇，卻是只有曾彥修碰到了。他兩害相權取其重還自以為大幸，叫人如何不稱他為奇人呢？以“反右記幸”為這一篇的標題，是雜文家嚴秀的春秋筆法：他個人的大幸，折射了什么人的或者什么的大不幸呢？

        《反右記幸》只是《平生六記》中的一記，此外還有五記：《土改記異》、《打虎記零》、《鎮反記慎》、《肅反記無》、《四清記實》，分別記下了作者在土地改革運動、三反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肅反運動和四清運動中的經歷。“異”、“零”、“慎”、“無”……人們從這里可以聯想到歷次運動所作的無用功和有害功，在“實”與不實之間，堆積了多少“幸”與不幸啊！從書中所記的作者個人經歷，與正史關于這些運動的記載頗不相同。

        《四清記實》是書中很長的一篇。記下了作者在上海一家印刷廠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書中寫道：四清運動的指導文件是“××經驗”（第45頁）。我以為大可以寫明是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今天已經不必再為之隱諱了。四清運動的目的，簡單些說，就是要把一切人包括基層干部（或者應該說首先是基層干部）“清”成有問題的人，讓他們充當大躍進失敗的替罪羊。作者參加了四清工作隊，可不是這樣干的。他不是努力陷人于罪，而是努力脫人于罪。書中細寫了他經辦的十個案例，就都是這樣辦的。我看這些，覺得特別親切，因為這些內容作者曾經寫在《審干雜談》書中，那本書曾經是我主編的“駱駝叢書”中的一種，我榮幸地擔任它的責任編輯。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到當年中國老百姓是怎樣生活的。特別是那些有著各種“問題”的人（據文化大革命中間宣布的，有二十一種人），是怎樣在屈辱和恐懼中捱日子的。而他們的所謂“問題”，簡直是顛倒黑白的無端陷害，只能記作不“實”。

        曾老是老革命、自劃右派，也是出版家、雜文大家，1981年他促成了楊絳先生《干校六記》的出版，不久前，他以九十五歲高齡出版的這一部私人記載，更是一部我們所經歷過的時代的信史，其中有的細節甚至比正史更加可信，這當然是奇人奇書了。胡適在《晚年談話錄》里說：“真正的歷史都是靠私人記載下來的。”（1961年5月28日，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頁）我想，后世的史家必定也會重視曾彥修《平生六記》這一部真正的歷史的。